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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孫中山與辛亥革命
一、青年革命家
孫中山，乳名帝象，本名孫文，字逸仙，1866年誕生於廣東省香山縣翠亨村的一個農民家庭。9歲時入讀鄉間的私塾。1879年，孫中山隨母楊太夫人前往夏威夷探望其胞兄孫眉，初次接觸到西方社會和文化，曾在當地入讀教會開設的意奧蘭尼書院和奧阿厚書院。1883年回翠亨村後，年僅17歲他為破除迷信而拆毀北極殿的神像，因觸怒鄉人而被迫離鄉來港，先後就讀於拔萃書室（今拔萃男書院）及中央書院（今皇仁書院），期間更在香港受洗為基督徒。1886年夏，孫先生曾離港到廣州的博濟醫院習醫。翌年，得悉以香港雅麗氏利濟醫院為教學與實習場地的香港西醫書院成立，乃重返香港繼續學業，並於1892年以第一名成績畢業。畢業後，他在廣州與澳門行醫。
1894年6月孫先生到天津上書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提出裕民強國的「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四大主張，未被採納，乃轉而致力以武裝推翻滿清統治。他於同年11月（光緒二十年十月）在檀香山（Honolulu，今夏威夷）創立興中會。翌年2月，在香港建立興中會總部。隨即在廣州發動了第一次起義，事敗後被清廷重金懸賞緝捕。於是他走避香港，乘船前往日本神戶。在那裡，他剪掉辮子，蓄起鬍鬚，穿上西服，從此與舊世界決裂。改變形象穿著，是他作為國際革命家所邁出的第一步。
1896年，孫中山在倫敦遭清政府駐英使館人員挾持囚禁，幸蒙恩師康德黎博士（Dr. James Cantlie）多方營救，方才成功脫險。過後，他應劍橋大學教授之請撰文記述這段驚險經歷，並以《倫敦蒙難記》（Kidnapped in London）於1897年1月21日在英國出版。此書一出，孫中山更為人所知。日人平山周與宮崎寅藏均於讀此書後大受感動，不但成為孫中山的密友，宮崎更成為日本協助中國革命的重要關鍵人物。
1897年7月孫中山離英經加拿大抵日本橫濱，繼續籌劃革命。他遍訪日本重要政治派系，結交了許多日本朝野的名流志士。翌年，百日維新（1898年6月11日至9月20日）失敗後，宮崎及平山周等人保護康有為、梁啟超師徒至日本。此時日本的執政黨有意促成維新與革命兩派的合作，孫先生亦認為兩派的方法雖異，但欲致中國富強的目標相同，曾多次計劃與康有為會面，但遭到康之拒絕。自此以後，維新與革命兩派乃各自分道揚鑣，甚至互相敵對。
從1895至1912年間，孫中山走過崎嶇的革命路途，長期身在異邦、流亡海外。他曾周遊世界數次，足跡遍及歐美、日本和南洋鼓吹革命，成了周遊世界的革命家。
誠如白中琫指出：「政治因素使得孫中山長期羈留國外，只得以華僑為發展革命的基地；使得他足跡遍各國，結交外國友人、與外國政府互動，這樣的經歷使他具有不同的國際觀、豐富的人際關係，雖然他成為了國內實際政治的邊緣人、局外人。（在此之前）年輕的知識分子絕大多數沒有見過他，然而經由倫敦事件，孫中山的名聲流傳各地，成為了一個具傳奇色彩的革命家。」
二、孫中山的世界足跡
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後，孫中山經香港和日本流亡至夏威夷，翌年初次踏足美國，1897年英國之旅後途經加拿大前往日本。他曾四次訪美，又兩次到訪加拿大，逗留北美地區共兩年零兩個月。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時，孫中山正身處美國丹佛（Denver），為革命籌款而奔波。
回溯歷史，為了捍衛自身利益，華人踴躍加入各地的華僑組織，當中以洪門的網絡最廣，成為革命黨人必須爭取到龐大社群。迄1870年代，美國致公堂的實力伸延至加拿大，及後分堂遍佈美加，成為洪門中勢力最廣的分支。保皇會的組織所以在1899至1903年短短四年間遍佈美加，實有賴於致公堂的穿針引線。孫中山（亦）緊隨其後，於1904年躋身為國安會館（洪門夏威夷分支）的「紅棍」。此前孫先生於1896年到夏威夷和美國籌募經費時，曾舉步維艱。致公堂為孫先生打開美國的大門，亦為他在美國的活動提供保護。自1904年五月起，致公堂「大佬」黃三德陪同孫中山穿州過省宣傳革命，更全力承擔六個多月的旅費。
除了北美洲外，孫中山亦六次踏足歐洲，遊歷英國六次、法國六次、比利時四次及德國一次。歐洲華僑數目較少，並非孫先生所倚重的革命力量。然而，在歐洲的際遇卻令孫中山躍升為世界知名的革命家，並孕育出三民主義思想體系，對孫先生具有特殊意義。李雲漢認為：「孫中山得到留學生的廣泛支持，實始自歐洲之旅」。孫中山獲知留歐學生的革命熱忱後，於1905年1月重返英國倫敦，旋即應留學比利時布魯塞爾的學生邀請，到當地商議國事。此後的六個月，孫先生穿梭於英國、比利時、德國與法國之間宣傳革命，更成功於布魯塞爾、柏林和巴黎召開三次革命組織會議，並自稱為「革命黨」。同年8月，中國同盟會於東京成立，孫追溯在歐洲舉行的會議為同盟會的首三次會議，於東京則為「開第四次會議」；歐洲的革命團體亦正名為「歐洲同盟會」。
此外，日本為孫中山到訪次數最多、居留時間最長的海外國家。孫中山一生在日本活動的時間約9年，曾進出日本本土多達16次。19世紀末，日本因明治維新而成功「脫亞入歐」，廢除了與西方國家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孫中山認為日本可予借鏡。清政府於1901年推行新政，鼓勵學生出國留學，於是留日學生人數不斷遞增，至1905年中國同盟會成立時多達8千人。留日學生故此成為革命宣傳的主要對象。桑兵亦指出：1905年的留（日）學界，革命風氣蒸蒸日上，建立一個革命大團體成為迫待解決的中心問題。但群龍無首，漫無組織，最後的促成有待於孫中山的揚帆東航。
拒俄運動後，孫中山趁革命風潮鼓盪之機，從思想上組織上對保皇派發動反擊，成效顯著，其影響不僅限於美洲，上海的《大陸》、《警鐘日報》、香港的《廣東日報》，都報導過有關情況。同時，孫中山基本完成其革命理論的創建，將除舊與布新融會貫通，可以滿足知識界的精神需求，這就為吸引留學生，建立革命大團體提供了思想基礎。
孫中山成功吸納留日中國學生，如陳天華（1875-1905）、鄒容（1885-1905）和秋瑾（1875-1907）等為革命黨成員。這些留學生有強烈的愛國情懷，不滿清政府顢頇無能，因而積極投入政治活動，創辦刊物、著書立說及組織革命團體。1905年7月，孫中山抵日，在留學生和日本友人的協助下，積極聯絡，組黨活動進展順利，甫一月而同盟會宣告成立。孫中山成功聯合了留日中國學生，包括華興會和光復會等革命團體成員，在東京成立中國同盟會，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誓詞。中國同盟會的成立，標誌著國內外革命團體的大結合。留日學生回國後加入新軍和秘密會社，以行動支持革命。革命陣營的領導人物如黃興、胡漢民和汪精衛等，均為留日學生。
孫中山雖早在1900年首次到訪南洋，但鑑於當地殖民地中國的阻撓，遲至1907年才長時間駐足在該地策劃革命。南洋是同盟會時期的革命策源地，孫中山於1900年6月首次抵達越南，是他最早接觸的南洋國家。1902年冬成立的「河內興中會」亦是南洋最早的革命團體。及至1907年3月，被日本政府勸諭出境的孫中山抵達河內，旋即把河內興中會改組為中國同盟會河內分會，成為後來六次起義的行動基地及指揮中心。
1906年同盟會新加坡分會於晚晴園成立後，星、馬地區華僑給予革命的支援日益吃重。之所以將同盟會的重心自日本移轉到南洋一帶，乃因日本政府在清廷壓力下對革命黨人日益進行壓制。河口戰役後，法國政府也壓制革命黨人的活動。當時海外的保皇黨在星、馬地區也有很強的活動力，他們甚至直接威脅到革命黨的發展。
新加坡在地理位置上是南洋的中心，而且新加坡當地的英殖民當局的統治政策也較為寬鬆，孫中山於是決定要在新加坡建立革命的據點，直接攻堅，扭轉勢頭，爭取東南亞廣大華人對革命運動的支持。中山先生於1907年3月離開日本前往東南亞，革命黨人的活動重心因此也就伸展到了星、馬一帶。1907年5月開始，革命黨曾經在廣東、廣西、雲南三省發動過5次武裝起義。潮州的黃岡起義、惠州七女湖之役，都由新加坡人肩負重擔，主導者黃乃裳、許雪秋更回國從事革命思想的宣傳和同志的吸收。其他的革命起義如欽廉之役、鎮南關之役、河口之役，都是在新加坡策劃發動的。自1908年被法屬印度支那政府驅逐出境後，孫中山轉赴新加坡，將當地的同盟會分會改組成南洋支部。
及至1910年8月，因南洋支部陷於癱瘓，加上清政府派駐新加坡的領事不斷打壓，有英殖民地政府嚴密監視新加坡革命黨人，令孫中山正式把南洋支部移往檳城。同年11月13日，孫中山親自召開「檳城會議」（又叫「庇能會議」），策劃廣州黃花崗起義及決議籌措經費，與會者只有孫先生推心置腹的同志及檳城同盟會會員。孫中山十分重視這次起義，更以「破釜沉舟」之戰、「成敗利鈍，在此一舉」來形容，令檳城登上革命的歷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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