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跋古今

蘇州年畫

年畫由來
每年元旦，是除舊更新的一天，在封建社會裡，家家戶戶都要在門外插掛趨吉避凶的法物，認為這樣就能使鬼魔遠避，不進門來。相沿成習，遂成為通行全國的一種歲時風俗。舊籍所載，關於古代歲首以祓除不祥的東西，種類很多，但性質卻相同。大約最初是一些象徵的東西，如桃茢、桃弧、棘矢、葦索之類。後來改用桃人、明鳥、桃梗等木雕形象，在技術上已有進步。到了魏晉六朝時，又從木雕發展成圖繪的桃符、桃板，在製作上比較簡化，而形象上則是更進一步地美化。此後，隨著印刷術的發展，又改圖繪為印刷，至遲到宋代，這種印刷品的銷售範圍已大為擴展。社會的需要越廣，內容也越加豐富，於是不再限於迷信一類的東西，而逐漸發展成為中國民間最受歡迎的一種造型藝術——年畫。

桃符與門神
上面所說古代歲首用以祓除不祥的各種東西，它們的形象早已不見，只有桃符尚有蹤跡可尋，它與桃板基本上是相同的，即都以神荼、鬱壘（門神）為主題，同時也附帶繪一些其他圖案。後來「閥越門第」的門神越畫越大，宋代就有「等身門神」出售。大約在這時，門神就與桃符分家而獨立，桃符反而居於門神兩側（釘在門柱上面），這裡介紹的一副畫對，是蘇州傳統的桃符形式，左右兩條，分成七格。最上一格繪「日月並升」，第二格繪「加官進爵」，第三格到第六格，右面的圖案是「綾羅傘蓋」的諧聲，左面的圖案是「華冠羽裳」的諧聲。這兩句吉利語，顯然已含有對聯的意義。
末一格繪一水中動物，不知其名，彩繪藝人通稱其為「嚇水」，但也說不出所以然來。按《歲時廣記》引《皇朝歲時雜記》稱：「桃符之制，以薄木板長三尺，大四五寸，上畫神像、狻猊、白澤之屬，……」這裡的所謂「嚇水」是否即「白澤」，不敢肯定。總之，這類圖案與年畫的性質很相近，是研究蘇州年畫值得注意的資料。

桃花塢年畫與虎丘畫鋪
研究蘇州桃花塢年畫，不能忽略蘇州虎丘畫鋪。虎丘很早就已出名，在太平天國以前，這裡一直是個名勝之區，同時也是個商業區。山塘河岸店鋪櫛比，特別是蘇州的各種工藝美術品，大都集中於此。當時賣年畫的商店，就叫作「畫鋪」，掛著天官三星、人物故事、山水花鳥畫，以及春聯喜對等。這些書畫價廉物美，因此頗受廣大群眾的歡迎。
太平天國失敗時，山塘一帶被清軍放火燒個精光，昔日繁榮頓成劫灰。一些工藝美術商店，就此風吹雲散，於是虎丘畫鋪遷入城內，在玄妙觀三清殿內重新營業，但已不及當年。從前民間藝人的作品，也已絕跡，藝人的姓名，所傳無幾。
據道光時顧鐵卿的《桐橋倚棹錄》稱：山塘畫鋪，異於城內之桃花塢、北寺前等處，大幅小幀，俱以筆描，非若桃花塢、寺前之多用板印也。惟工筆粗筆，各有師承，山塘畫鋪，以沙氏為最著，謂之「沙相」。沙氏世代是人物畫家，尤其仕女的面相，畫得很精工，因有「沙相」之稱（沙相指沙氏畫的人物面相），近百年畫家中的沙三春，就是山塘沙氏中的傑出人才。
又據三清殿老藝人汪老先生說，在清代咸豐同治間，有位蹺老錢，也是畫工筆仕女的，技巧在吳友如、馬根仙之上，他的作品專銷山西一路，因此本地流傳不多。其餘如吳友如、田子琳、金蟾香、馬子明等，據說也都是山塘畫鋪中的畫家，吳友如所畫仕女的面相，無疑是「沙相」，很可能是沙門弟子。
自從上海石印畫報、石印月份牌盛行以後，虎丘畫鋪與桃花塢年畫，便走上衰路，在山塘席場弄中有位徐全福，可算是虎丘最後一位年畫藝人。辛亥革命以後，他轉業在怡園養花，虎丘年畫從此結束了它的歷史。此外，在無錫蕩口鎮、大牆門、鴻聲里一帶的農民，從事年畫工作的很多是虎丘年畫的支流。
桃花塢年畫，不同於虎丘用筆描畫的年畫，而是一種木刻年畫，要研究它的源流，比較困難，因為年畫是民間藝術，一向被統治階級輕視，文獻中很少記載。大約最初是專印迷信用紙如門神紙馬之類的，它的印刷方法類似夾纈的染色，即在油紙或柿漆紙上面，雕成一個個空洞，然後罩在白紙上套印顏色，最後用墨筆勾好輪廓線條。俗語所謂「印不清的紙馬」，即指此而言。它有悠久的歷史，在南宋臨安市上，就有專業商店印賣門神、財門鈍驢、回頭鹿馬、灶馬之類。在這些紙馬中，是否有蘇州產品，已難考證，只能說或者有此可能。至於年畫的實物，流傳更少，相傳為唐伯虎畫的〈風流絕暢圖〉，可能是現存蘇州年畫中最早的一幅。其餘如雍正十二年的〈蘇州城內外三百六十行圖〉、乾隆九年的〈萬年橋圖〉、乾隆十年的〈西湖十景〉等（圖載《中國年畫發展史略》），都是清初作品，不但刻工精細，而且構圖逼真。鄭振鐸同志在《中國版畫史》一書中說：「塢中諸肆，殆為江南各地刊畫之總樞，蓋自徽派版畫式微以後，吳中刻工起而代之矣。」這些話並不過火，清初桃花塢的木刻年畫，確實堪與晚明新安刻工媲美。

蘇州年畫

年畫由來
每年元旦，是除舊更新的一天，在封建社會裡，家家戶戶都要在門外插掛趨吉避凶的法物，認為這樣就能使鬼魔遠避，不進門來。相沿成習，遂成為通行全國的一種歲時風俗。舊籍所載，關於古代歲首以祓除不祥的東西，種類很多，但性質卻相同。大約最初是一些象徵的東西，如桃茢、桃弧、棘矢、葦索之類。後來改用桃人、明鳥、桃梗等木雕形象，在技術上已有進步。到了魏晉六朝時，又從木雕發展成圖繪的桃符、桃板，在製作上比較簡化，而形象上則是更進一步地美化。此後，隨著印刷術的發展，又改圖繪為印刷，至遲到宋代，這種...

吳中世家大族，以顧氏為最著。東漢末年，三國鼎立，江東大姓，顧、陸、朱、張，顧居其一。此後歷六朝隋唐、宋遼金元，千數百年，盛衰有時，而綿延不絕，至於明清兩代，人才蔚起，聲望不墜。近世為人所熟知的過雲樓顧氏，以收藏之名甲於江南，卻非此顧氏。據云其族源出徽州，於元末明初遷居蘇城，經商致富後，子孫以科考轉入仕途者，即怡園的創建者顧文彬。
顧文彬（一八一一～一八八九），字蔚如，號子山，又號艮庵，蘇州元和人。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進士，授刑部主事，升員外郎。出任湖北漢陽知府，擢武威鹽法道，補寧紹臺道。工書，善詩詞，多藏法書名畫。著有《眉綠樓詩》、《眉綠樓詞》、《過雲樓書畫記》、《過雲樓日記》、《宦海習鴻》等。生平事蹟詳見王頌蔚〈清故布政使銜浙江寧紹臺顧公墓誌銘〉、冒廣生〈清故寧紹臺道顧公艮盦祠堂碑〉。
文彬子四人：廷熏、廷熙、廷烈、廷廉。廷廉幼殤，餘三子均先於顧文彬卒。其中，三子廷烈（後更名承），克紹家風，精於鑑賞考訂，曾協助其父建造怡園，撰有《過雲樓初筆》、《再筆》等，顧文彬以之為傳人。惜光緒八年（一八八二）七月廿六日，顧承因觸暑而病故，年僅五十歲，顧文彬於《日記》中曾感歎「自承兒歿後，餘古玩之興索然已盡」。
顧承有四子：麟元、麟頤、麟士、麟澥。三子麟士（一八六五～一九三○），字諤一、鶴逸，號西津，即顧公碩之父。冒廣生〈元和顧隱君墓碣銘〉謂其「生詩書仕宦之家，際承平之世，池館之美，收藏之富，甲於一時。而其人復敦氣節，多才藝，善結納賢豪長者」。顧麟士精於六法，章鈺〈顧隱君墓誌銘〉以其為天挺雅才，乃有清一代藝苑傳人之殿，曾在怡園與吳大澂、顧若波、王同愈、費念慈、金心蘭、吳昌碩等共結畫社，舉行雅集。
顧文彬去世後，子孫析爨，顧麟士捨產而取書畫古籍，過雲樓收藏得以完保不散，且此後陸續有所增加，章鈺所謂「凡先哲翰墨，尤所甄采。又好版本之學，宋元舊槧及老輩遺書，悉懸金求之」是也。著有《續過雲樓書畫記》、《鶴廬畫識》、《鶴廬畫趣》等，生前多未及刊行。
過雲樓所藏，自顧文彬之父顧大瀾（春江）起，歷經四世，至顧麟士，遂名重於江南，影響遠及海東。顧麟士元配謝惠之，續娶潘志玉，共育有五子，長子則明殤，其餘依次為則久（公可）、則揚（公雄）、則堅（公柔）、則奐（公碩）。潘夫人與吳潘靜淑同屬「志」字輩，故顧氏兄弟呼吳湖帆為姨丈。潘靜淑去世後，吳湖帆曾以「綠遍池塘草」詞句廣徵題詠，顧公雄、公碩分別繪圖以應之。
顧公碩（一九○四年八月十七日～一九六六），名則奐，曾用筆名老奐、秀厓、七陽、淺草、依仁等。公碩兄弟四人中，因公可年最長，中學畢業後，就讀東吳大學，頗受新思想影響，父親顧麟士對此不無擔憂。顧公碩六歲上學，十歲入干將小學，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即十五歲時，畢業於吳縣第四高等小學（今草橋小學），本欲入上海南陽路礦學校讀書，因家中反對中止。此後即與眾兄弟在家中接受舊式教育，先後從張廷升、朱梁任諸先生學。
顧麟士並舉辦過雲樓學館，聘孫伯南為導師。當日外姓赴顧家聽講者，凡數十人。孫宗弼（一八六八～一九三四），字伯南，其父孫傳鳳，精於《說文》之學。孫氏早年即以經學名於鄉里，曾歷參江標、吳穎芝、葉昌熾幕府，後任存古學堂經學教習，舊學功底深厚，頗受學生推重。由於顧氏兄弟均接受舊式教育，因有家學淵源，工書善畫，並精鑑賞。
一九三○年，顧麟士去世後，顧公碩經表兄沈希白介紹，赴上海華東銀行任文書，數年後因銀行倒閉回蘇。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顧公碩與家人避難滬上，由姊夫陸楚善推薦，進入上海天香味寶廠任祕書，直至一九五○年回蘇。此後，顧公碩曾參加蘇州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任執委、國畫組組長，後又擔任蘇州市文管會委員。一九五二年任蘇州文聯民間藝術研究組組長，一九五四至一九五五年任文聯刺繡工廠負責人。一九五六年八月，參加中國民主促進會，並被選為政協委員，同年擔任文聯常委。一九六○年一月蘇州博物館成立後，擔任副館長，兼任蘇州工藝美術研究所所長，直至一九六六年文革爆發，自沉以歿，年六十三歲。
過雲樓學館同窗曾組成浪華旅行團，赴江南各地遊覽攝影，以為歷練。當時浪華旅行團的主力，就是顧公雄、公碩昆季及同窗好友汪葆楫、顧寅、汪叔川、程庸疇、朱容孺等十餘人。據一九三六年顧公碩主編《浪華旅行團十週年紀念冊》所載照片、遊記可知，團員除新年在蘇例行團拜外，每年均有數次集會，並赴外地旅行。如一九二八年春遊天平山；一九二九、一九三○年，因顧公柔、顧麟士先後去世，活動暫停；一九三二年夏團員大會於蘇州，八月末泛石湖，九月末遊靈岩，十月遊虞山；一九三三年三月遊南翔，八月遊吳江、昆山；一九三四年二月、八月兩遊無錫，四月遊杭州，八月初在蘇舉行消夏會，十一月遊宜興；一九三五年三月遊天目山，四月遊靈岩、焦山、金華、蘭溪、富春江，七月舉行消夏會，九月遊黃山，十月遊七子山。
在浪華旅行團員中，有一部分人兼有另一身分，即浪華影社社員，如顧公雄只是旅行團員，顧公碩則身兼兩職。在《浪華旅行團十週年紀念冊》中，除他所撰〈浪華旅行團虞山之遊報告書〉、〈記陽羨兩洞〉、〈胥口波光〉、〈旅行與攝影〉及〈孫伯南先生祭文〉、〈消夏會引〉外，《紀念冊》封面照片「十年樹木」和插頁中「竹」、「富春江」，皆出於顧公碩之手。
在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間金石聲等在上海創辦的《飛鷹》雜誌上，刊載有顧公碩的〈強力顯影與舞臺攝影〉、〈大蘇打驅除法之新研究〉、〈濾色鏡的倍數問題〉、〈正全色性軟片的特徵〉等文，而〈強力顯影與舞臺攝影〉後所附上海名票徐韶九《望鄉》、蘇州張元和、張充和姊妹與王茀民合演《斷橋》的照片，亦為顧公碩親自所攝。顧氏身後所遺留照片、底片一箱，由後人捐贈蘇州方志辦。而有關攝影方面資料，文革過後經劉滌民先生等介紹，已轉歸中國攝影家協會收藏。
一九五○年以後，在與族人共同將怡園捐歸公有之後，顧公碩陸續向國家捐贈家藏文物數十件。早在一九三七年，吳中文獻展覽會期間，顧公雄、公碩昆季就以家藏的「文衡山落花詩卷」、「王雅宜書遊包山詩卷」、「沈石田虎丘紀遊圖卷」、「沈石田虞山紀遊圖卷」、「杜東原沈石田劉完庵合卷」、「真率圖卷」、「楊無補懷古十詠冊」、「興寧縣誌稿」、「古歡堂經籍舉要」等參展。
一九三○年顧麟士去世時，顧公柔已先一年卒，顧公可於一九四○年去世。顧麟士所保存之書畫古籍，由四子分存，抗戰期間，顧氏朱家園、醋庫巷兩處宅子，均遭日寇洗劫一空，所幸書畫善本，已先轉移，免於劫難。其中，書畫歸顧公雄者（並非全部，如顧公柔藏有元人〈七君子圖〉、〈葛稚川移居圖〉等），後捐贈上海博物館；古籍善本歸顧公碩者（亦分得書畫，如捐贈蘇州博物館之王蒙〈竹石圖〉、文徵明〈五月江深圖〉、唐寅〈漫興〉詩軸、董其昌〈晁文公語軸〉等），文革後大半轉歸南京圖書館。
顧公碩晚年由於工作關係，開始致力於文物古蹟保護與工藝美術研究。古建築專家陳從周之調查洞庭東山楊灣軒轅宮，以及編訂《蘇州舊住宅》一書，均受到顧公碩之引導。而對桃花塢年畫、蘇州刺繡、緙絲、泥塑、木雕等的研究、保護和恢復，顧公碩所作出巨大的貢獻，在任嘒嫻、黃雲鵬、段東戰等人的回憶中，都有真實記錄。他所撰寫的〈蘇州年畫〉、〈顧繡與蘇繡〉、〈摩睺羅〉等文，則是最直接證明。當時，上海有出版社曾約請他編纂工藝美術辭典，已撰有條目卡片一箱，惜因文革爆發而未能成書。與此同時，顧公碩將歷年對書畫題跋的心得，撰成〈題跋古今〉一文，於一九六一年由蘇州文聯油印行世，然流布不廣。至於其自幼所寫日記，數十年間積稿盈尺，亦不幸毀於劫火。
茲以工作餘暇，蒐集顧公碩先生遺稿佚文及相關事蹟，將其晚年所作〈題跋古今〉及〈檀龕寶相〉、〈蘇州年畫〉、〈顧繡與蘇繡〉、〈摩睺羅〉等文，匯為一編，以為紀念。編訂此稿期間，得到顧先生哲嗣顧篤璜先生的大力支持與幫助，於此深致謝忱。

吳中世家大族，以顧氏為最著。東漢末年，三國鼎立，江東大姓，顧、陸、朱、張，顧居其一。此後歷六朝隋唐、宋遼金元，千數百年，盛衰有時，而綿延不絕，至於明清兩代，人才蔚起，聲望不墜。近世為人所熟知的過雲樓顧氏，以收藏之名甲於江南，卻非此顧氏。據云其族源出徽州，於元末明初遷居蘇城，經商致富後，子孫以科考轉入仕途者，即怡園的創建者顧文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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