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論
潘光哲（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本書編者）
一、
殷海光，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五日生於中國湖北，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六日逝世於臺灣臺北。歷任《中央日報》主筆、《自由中國》雜誌編輯委員與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等職。
在二十世紀下半葉的臺灣歷史脈絡裡，殷海光被公認為自由主義知識人的典範。始終投注於鼓吹政治民主與科學理性的殷海光，以筆墨和稿紙作為戰鬥武器，努力抗衡黨國威權體制所炮製的矇昧與壓制。遺憾的是，殷海光也因此遭受迫害，著述被查禁，也被迫離開臺大的教學講臺，竟爾英年早逝。殷海光以一己生命為代價而願成就之志業、懷抱之理想，在他有生之年不及親見；但他留存天壤的精神楷模與文字遺產，卻從來不曾被人遺忘，一直潛伏人心。他播灑的觀念種子，生命力強勁至極，始終啟沃世眾，終究可以創造轉化，成為後繼世代想望新天新地的思想資源。
殷海光著述宏富，豐贍多采。遺憾的是，臺灣的後繼者想要閱覽親近這些文字，卻曾經是難上加難的事。特別是殷海光在一九五○年代之後的政治社會言論，發光發熱，引領風騷，如果集為一帙，廣為流傳，絕對具有帶領人們走出黨國威權體制建構的「政治神話國」的作用。無奈的是，在當年現實的制約下，這等工作只能在香港這方殖民地完成。由盧蒼（盧鴻材）奉獻無數心力，一九七一年香港友聯出版社彙集殷海光主要的政治社會言論出版《殷海光選集》，實為首創之舉，居功厥偉。幸而，「大江總是向東奔流的」，幾經轉折變遷，一九九○年桂冠出版《殷海光全集》，自二○○九年起臺灣大學出版中心重新蒐集、整理，陸續出版新版的《殷海光全集》共二十二卷。這套臺大版《殷海光全集》，收錄殷海光著作最為完整，為展現其思想世界的本來面貌提供深厚的史料基礎。
只是，殷海光畢生撰作不輟，遺存的文字數以百萬計，實非一般讀者可以問津通覽。選取殷海光著作之精要，導引世眾略窺美富，進而體會、吟詠他的關懷旨趣，承繼宏揚他的精神，批判轉化他的遺產，應該是深具思想傳承與啟蒙意義的文化事業。本書（《殷海光選集》）的選編出版，本乎此意，以前行研究與積累為根本，期待為讀者進入殷海光的思想世界，提供入門之益。
二、
本書上冊《是什麼，就說什麼》，選錄殷海光關懷現實處境的重要思考成果，顯現他對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自由」與「民主」的多重反思與詮釋。憑藉殷海光的省思，讓讀者對相關課題的認識理解，別見新界。
殷海光晚年，自稱「五四兒子」與「五四後期人物」，為一己的生命意義找尋自我定位。實際上，在每年五月上旬時分，殷海光固定發表以「五四」為題的文章，已是他生命史裡的「儀式」之一。一九四九年，殷海光還是《中央日報》的主筆，時值「五四」三十週年，他就在《中央日報》上一口氣連寫兩篇與「五四」相關的文章；在《自由中國》時代，自一九五七年起，連續四年，殷海光年年都有闡述「五四」之作，或是竭呼「重整五四精神」，或是主張「跟著五四的腳步前進」，或是要求以「五四」為典範「展開啟蒙運動」。在殷海光的最後歲月裡，他仍持續著為「五四」招魂的筆耕事業，提示人們如何尋覓「五四的再認識」。待得一九六九年的「五四」五十週年之慶，殷海光又發表了〈五四的隱沒和再現——為五四運動五十週年而作〉，四個月後，他的人生旅途就畫下了句點。可以說，重溫「五四」一直與殷海光纏繞不止，念茲在茲，至死方休。他的思索，正也展現出戰後臺灣「五四的歷史解釋」的一種典範：「借五四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將關於「五四」方方面面的研究與闡述，轉化為批判現實政治社會與文化思想處境的「戰鬥元素」，正如同殷海光不無感慨而又帶著希望的筆調：
現在，五四運動倡導「民主」及「科學」五十年後，民主完全落了空，科學的基本態度也很少被人接受。但是，如果二者是人的生活所必不可少的要素，那末就會有許多人不斷的追求它們。如果有許多人不斷的追求它們，那足見它們還是社會文化變遷的動力。如果它們還是社會文化變遷的動力，那末遲早可能有再現的日子。（〈五四的隱沒和再現——為五四運動五十週年而作〉）
叩問歷史豐富多采的場景，可以讓人們得到各式各樣獨特鮮明的生命和思想體驗。再現「五四傳統」，使之重見青天，當然可以幫助人們對於自身的來時歷程，進行更為多樣的省思。即便這等闡釋確實意義深長，如果基於現實的需要，與歷史進行「對話」，甚至「弱水三千，單取一瓢飲」，總可能冒著把複雜的歷史圖像予以簡單化的危險。「五四」作為二十世紀中國歷史舞臺上最耀眼也最具爭議性的歷史意識符號，歷來對於「五四」的詮釋及再詮釋，顯現一幅多元而複雜的「啟蒙」歷史圖像。重溫殷海光的「五四」詮釋，可以想見一代知識人的歷史詮釋，出於與時代脈搏同躍共動的心懷，即便打上了深刻的現實烙印，絕對不是陷入「史學虛無主義」（historical nihilism）的思想／知識生產活動，對追求理想的生活世界，可以提供豐厚沛然的思想刺激。
殷海光詮釋「民主」作為「五四」的理想追求之一，現實生活世界的考驗，卻是艱澀難當。當初肩負《中央日報》筆政的殷海光，還期望主政的國民黨當局「趕快收拾人心」（〈趕快收拾人心〉）。來到臺灣，國民黨黨國威權體制的陰影，卻逐漸籠罩了整片臺灣大地，令人喘不過氣來；即如殷海光的概括：「臺灣社會幾乎在每一方面都已被置于嚴格的管制之下。這種光景，至少也是自中華民國開國以來所未有的」，生活在臺灣的人們，處於「現代統治技術所造成的天羅地網」之間（〈是什麼，就說什麼〉）。號稱「自由中國」的臺灣，根本名不符實。加入《自由中國》雜誌的殷海光，期待不再，批判黨國威權體制的筆鋒，犀利凌厲。
例如，針對執掌權力的當道有司妄言「民主」，殷海光不假辭色， 直斥為「君主的民主」，透視其實質不過只是「慈惠的君主專制」，提醒讀者切切深省，這等「慈惠的君主專制」，如果「與現代統治技術結合，只要稍微有點偏私，就變成極權暴政」（〈教育部長張其昀的民主觀 —— 君主的民主〉）。殷海光更屢屢揭穿黨國威權體制編織的政治神話，警告讀者，萬萬不可掉進「贗品的民主」的陷阱（〈反民主的民主〉）。甚且，面對雷震等人於一九六○年積極籌組新黨的行動，殷海光提出的諸多反思，猶如建構了如何開展民主實踐的理想善境，至今讀來猶然發人深省（〈我對於在野黨的基本建議〉）。殷海光晚年寫成的〈剖析國民黨〉，更為積其多年廣泛涉獵的深厚學思而成的力作，對理解臺灣黨國威權體制的架構，實具深度啟發意義。
殷海光曾經表示，自己「平日嚴守的信條乃『是什麼，就說什麼』，有的事不可說成沒有；沒有的事不可說成有也⋯⋯」。閱讀殷海光懷想「民主」從而提出的批判，不僅可以遙念自由主義思想者實踐一己信念的真誠風範，也是觀察臺灣黨國威權體制乖謬荒唐的一面鏡子。
若說殷海光對黨國威權體制的批判文字，痛快淋漓；那麼他析論「自由」的文章，反思所及，猶如啟沃我們追問「自由」的指路明燈。殷海光或是敘述「思想自由」在人類歷史的脈絡，強調絕對不能「以任何一種思想或主義居於獨占地位來排斥一切其他思想或主義」，吾人更必須「養成思想寬容的心理習慣」（〈爭思想自由的歷史巨流〉）；他或是反省中國知識人迎受自由主義的闕失，倡論必須要從「思想的陷溺之中超拔出來」（〈自由人底反省與再建〉）；殷海光也疏理自由主義的四個「層面」：政治的層面、經濟的層面、思想的層面和倫理的層面，各有申論，歸結於「自由主義是培育與充實自由精神的淵府」（〈自由主義底蘊涵〉）。
從殷海光的思想轉折來說，他向來以自由主義者自居，卻也有面臨困惑難解的時候。尤其當二十世紀中葉，社會主義思潮泛濫席捲世界，嚴重威脅自由民主體制之際，殷海光為之苦思，始終難求出路。就像殷海光省思自由主義的經濟層面，為如何避免「既不妨害經濟自由又不致導向由經濟的父權主義（economic paternalism）而造成全能的極權統治」，則只能期望政治經濟專家開出一劑藥方（〈自由主義底蘊涵〉）。因緣際會，殷海光於一九五三年讀到了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1899-1992）的《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1944年出版）一書，猶如覓得一劑求答解惑的思想良方，甚感興奮，於是開始進行這部經典的翻譯工作。從此，在殷海光探求「自由」的思想旅途上，以海耶克的思考為導引方向，陸續發表的〈《到奴役之路》自序〉、〈自由的倫理基礎〉與〈海耶克論自由的創造力――從「無知論」出發〉等文，在在展現他的思想內容深化以進的面向。
回顧殷海光苦思「自由」而始終不止的文字，不僅可以想見殷海光走上自由主義之路所歷經的艱鉅旅途，更有助於我們反省考究自由主義的大綱要旨；一般讀者如果想要認識與掌握自由主義的基本義蘊，殷海光的反思成果，好似一道方便之門。
三、
在人類智慧的宏偉殿堂裡，殷海光始終費神求知而不倦，苦心窮智而無悔。畢竟，殷海光身處大變動的時代，有這麼多不同的刺激，吹襲而來；有這麼多的問題，逼著他反應並求解答，讓他「不能不思索，並且焦慮地思索」。他博覽泛讀，總願與公眾分享自己的讀書和思考心得，或寫或譯，皆能引導讀者進入一方寬廣的學思天地。殷海光的立論要旨：不願和時代主流思潮脈動唱和，始終要向「反理性主義、矇昧主義（obscurantism）、褊狹主義、獨斷的教條毫無保留的奮戰」，抑且不遺餘力地肯定「理性、自由、民主、仁愛」這些積極價值才是「人類生存的永久價值」，最終並強調必須以「道德理想作原動力」，務須要「受倫理規範的制約」，始可制遏被有心者利用的弊端（〈《海光文選》自敘〉）。殷海光的論述成果，確實深具讓我們可以逃脫「心靈的牢房」的啟蒙意義（〈自由的倫理基礎〉）。殷海光曾經不無苦澀地將自己比擬為「像冰山上一隻微細的蠟燭」，搖曳明滅。他願以身受難，只希望「這隻蠟燭在尚未被蒙古風吹滅以前，有許多隻蠟燭接著點燃。這許多隻蠟燭比我更大更亮，他們的自由之光終於照遍東方的大地」（〈《到奴役之路》自序〉）。
對思考自己與群體之命運，想要找尋可供抉擇的方向，建構理想未來的朋友來說，閱讀殷海光，應能藉以知曉前此歷史發展的軌跡；理解殷海光，更是鍛鍊培育我們批判性思考能力的思想磨刀石。展閱本書，如果能夠引發讀者的興味，進而信步直入殷海光豐富多樣的生命與思想世界，必將是我們最大的榮幸。
《到奴役之路》自序
海耶克教授在一九四四年出版了《到奴役之路》一書。批評家們將這本著作和約翰‧穆勒的《論自由》相提並論，可見它的重要。一九五三年我才有機會讀到這本著作。當我讀到這本著作時，好像一個寂寞的旅人，在又困又乏又渴時，忽然瞥見一座安穩而舒適的旅舍，我走將進去，喝了一杯濃郁的咖啡，精神為之一振。
我是一個自由主義者。正同五四運動以後許多傾向自由主義的年輕人一樣，那個時候我之傾向自由主義是未經自覺地從政治層面進入的。自由主義還有經濟的層面。自由主義的經濟層面，受到社會主義者嚴重的批評和打擊。包括以英國從邊沁這一路導衍出來的自由主義者為主流的自由主義者，守不住自由主義的正統經濟思想，紛紛放棄了自由主義的這一基幹陣地，而向社會主義妥協。同時，挾「經濟平等」的要求而來的共產主義者攻勢凌厲。在這種危疑震撼的情勢逼迫之下，並且部分地由於緩和這種情勢的心情驅使，中國許多傾向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醞釀出「政治民主，經濟平等」的主張。這個主張是根本不通的。這個主張的實質就是「在政治上作主人，在經濟上作奴隸」。我個人覺得這個主張是怪彆扭的。但是，我個人既未正式研究政治科學，更不懂得經濟科學。因此，我雖然覺得這個主張怪彆扭，然而只是有這種「感覺」而已，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正當我的思想陷於這種困惑之境的時候，忽然讀到海耶克教授的《到奴役之路》這本論著，我的困惑迎刃而解，我的疑慮頓時消失。海耶克教授的理論將自由主義失落到社會主義的經濟理論重新救回來，並且擴大到倫理基礎上。一個人的飯碗被強有力者抓住了，哪裡還有自由可言？這一振興自由主義的功績，真是太大了。
我平生讀書與思考，受影響最深的要推羅素。除了羅素之外，近年來對我影響最深的要推波柏爾和海耶克兩位教授。我受海耶克教授的影響是從讀《到奴役之路》開始的。這本論著曾給我的思想以一個新的衝擊。它使我對自由主義的認識加深並且加廣。我現在說自由主義是一種「主義」，實在有些勉強。我現在之所以用「主義」一詞，純然是因為我找不到更適合的字眼來表達我所要表達的意義。「主義」一詞的用法，在許多情形之下，與現實層界的權勢不可分。於是，它變成「只許信奉不許批評」的聖諭。這樣一來，它帶有權威的陰影，和強制的意味。自由主義即令算是一種主義，也不是這樣令人緊張的「主義」；否則根本就失其為自由主義的資格。自由主義可以被反對，可以被批評，而且無寧歡迎批評，它也無懼乎反對和批評。政治層面的自由主義只是自由主義的一個層面而已。自由主義之最中心的要旨是一種人生哲學、一種生活原理，及人際互動的一組價值觀念，或對人對事的態度。它是人本主義的，認為個人是人生一切建構和一切活動的始原起點。個人有不可剝奪的基本人權。法治的基本出發點和功能，並非保障政司的權力，而在保障個人之不可剝奪的基本人權。從這一組設準出發，自由主義者看得最嚴重的事是鎮制權力的隨意濫用，並且反對國邦統治大家的經濟生活。自由和責任有不可分性。依此，一個自由主義者對於他的所言所行的後果都負有責任。不負責任的人是沒有資格講自由的。沒有理知和道德觀念作基礎的騷動根本就不是行動自由。不從理知和對社會的責任感出發的言論不是言論自由。騷動和不負責的言論往往招致極權主義的災禍。近半個世紀以來西方和東方的若干大變亂的史例可為殷鑑。
海耶克教授的《到奴役之路》當時給我那樣的感興和幫助。我很願意將我從這本書所得到的益處分給別的讀者。於是，我著手「翻譯」，並且作註解。這個工作從一九五三年開始，到一九五四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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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四年三月五日，胡適之先生在當時的「自由中國社」歡迎茶會上的講演詞裡說：
二月二十二日，紐約時報的新聞記者同我談話時，我曾對他說：「我所知道的，在臺灣的言論自由，遠超過許多人所想像的。」我還舉了個例子。他們大概是因為篇幅的關係，沒有登出來。我舉的例子是說：比方我們《自由中國》最近七八期中連續登載殷海光先生翻譯的西方奧國經濟學者海耶克（原係奧國經濟學者，後來住在英國，現在美國支加哥大學任教。）所著的《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我舉這個例子，可以表示在臺灣有很多的言論自由。因為這種事例，平常我們是不大注意的。這部書出版於一九四四年，到現在已出了十版，可說是主張自由主義的一部名著，也可說是新的主張個人自由主義的名著。這本名著的用意，就是根本反對一切計畫經濟，反對一切社會主義。一切計畫經濟都是與自由不兩立的，都是反自由的。因為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是計畫經濟，所以儘管自由主義運動者多少年來以為：社會主義當然是將來必經之路，而海耶克先生卻以一個大經濟學家的地位出來說：一切社會主義都是反自由的。……
（載在《自由中國》半月刊第十卷第六期）
那時的胡適能注意到《到奴役之路》的出版和翻譯，這表示他的自由主義的餘暉猶存。不過，在臺灣能翻譯並發表《到奴役之路》，這件事對當時「臺灣的言論自由」究竟有什麼證明作用就頗不易斷言。嚴格地說，胡適之先生關於臺灣言論自由問題的談話我並未清楚了解。當時他說的「臺灣的言論自由，遠超過許多人所想像的」，他說的「許多人」是多少人？是些什麼種類的人？這些人當時所「想像」的「臺灣的言論不自由」的程度有多大？胡適之先生所說的「臺灣的言論自由，遠超過許多人所想像的」，「超過」的程度有多大？這些問題，我從他的講詞裡得不到解答。我所能確切指出的，是當時《到奴役之路》有發表的自由。不過，這是十一年前的往事了。往事如煙！在這十一年之間，臺灣的言論自由是進步了，退步了，或是停在原處未動，這是一個頗為複雜的問題。這個頗為複雜的問題必須研究輿論的專家來解答。可是，無論他的解答是否和每個人的切身經驗符合，特指地說，我希望《到奴役之路》一書的「譯註」原文於十一年以後的今天在這裡不是沒有和讀者重逢的實際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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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個艱辛的年頭就這樣飄過去了。人生並沒有太多個的十一年。回首這十一年來，我個人經歷了這激變時代裡的一些激變。這些激變，使我對於這個時代的了解加深，尤其對於我個人的處境的認識加深。因此，我的思想也發生若干改變和進境。這些改變和進境使得我現在認為我在《到奴役之路》的「譯註」裡所展現的思想有些更動的必要。例如，對於自由和民主的認識，對於道德價值的認識，我現在的了解和當時頗不相同。凡此等等，我祇有在別的論著裡去表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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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對《到奴役之路》作「譯註」時，我說是「翻譯」。照我現在看來，這個說法有些欠妥。雖然，我借來的《到奴役之路》原書因早已歸還原主以致無法將原文和「譯文」查對，可是，我現在覺得有些地方不能算是嚴格的翻譯，只能算是意譯；還有節譯的情形，也有幾章未譯。關於這一方面，目前被種種事實上的條件所限，我無法補救。我希望在將來對於自由的觀念和思想之啟導工作上能有機會多作努力。現在，我只能把本書叫做《到奴役之路》的「述要」。同時，我趁出版之便，把內容稍加修改──特別是有關人身方面的，因為我所應著重的是觀念和思想及制度。
復次，近四五年來，我對海耶克教授有進一步的認識。我從他的著作和行誼裡體會出，他是一位言行有度、自律有節，和肅穆莊嚴的偉大學人。我所處的環境之動亂，社群氣氛之乖謬，文化傳統之解體，君子與小人之難分，是非真假之混淆，以及我個人成長過程中的顛困流離，在在使得我對他雖然心嚮往焉，但每歎身不能至。而且，近半個世紀中國的現實情形，不是使人易於麻木，便是使人易趨激越。從事述要《到奴役之路》時代的我，是屬於激越一類的。十幾年過去了，回頭一看，《到奴役之路》經過我的述要，於不知不覺之間將我的激越之情沾染上去。我那時的激越之情和海耶克先生的肅穆莊嚴是頗不調和的。關於這一點，我很慚愧。我認為我應該向海耶克先生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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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奴役之路》這本論著的述要，就所倡導的觀念和思想內容來說，今後大部分有現實的生活意義。實實在在，它展示了一組生活的基本原理，因而也就指出了一條生活的大道。至少，依我的人生理想而論，有而且只有跟著這條大道走下去，人才能算是人，才不至變成蜜蜂、螞蟻、牛群、馬群、工奴、農奴、政奴，或一架大機器裡的小零件。就最低限度的意義來說，這本書的述要之在這裡出現，可能讓這裡長年只受一種觀念和思想薰染的人知道，這個地球上尚有許許多多不同的觀念和思想；而且，在那許許多多不同的觀念和思想中，說不定有的比他所薰染的更好。人不能完全藉消耗物質來延續生命，人的生活還須有理想的遠景。有道德和知識作基礎的理想，至少比需靠現實層界的權勢和利益來支持的種種氣泡，較值我們懷抱得多。
古人說：「光陰者百代之過客。」我近年來常常想，人生就過程來說，有些像一隻蠟燭。這隻蠟燭點過了以後，永遠不會再燃了。我從來不做秦始皇那種長生不老的痴夢。那些藉語言和幻想編織一幅圖象來把自己躲藏在它裡面的人實在是軟弱的懦夫。世界上最剛強的人是敢於面對逆意的現實真相的人，以及身臨這樣的真相而猶懷抱理想希望的人。現在，我像冰山上一隻微細的蠟燭。這隻蠟燭在蒙古風裡搖曳明滅。我祇希望這隻蠟燭在尚未被蒙古風吹滅以前，有許多隻蠟燭接著點燃。這許多隻蠟燭比我更大更亮，他們的自由之光終於照遍東方的大地。
五十四年九月十四日修正
（本文為殷海光先生為1965年文星書店版《到奴役之路》所寫的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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