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文試閱（摘錄）
耕讀文村巷
我的老家在山東省平度縣（今稱平度市），位於青島市北方，是一座歷史名城。平度縣裡有個古峴鎮，在兩千多年前稱為「即墨」，就是戰國時代田單用火牛陣大破燕軍的地方。父親孫功偉先生在抗戰以前曾是古峴小學的校長，所以我們對這個地方懷有濃厚的歷史情感。
父親和母親都生於民國元年，婚後父親在外教書、母親在家操持家務，過了幾年平安的日子。受師範教育的父親，憑藉著幼讀經史，家學淵源，很年輕就先後擔任平度縣七里河子、蘭底和古峴三所公立小學的校長。
走進家門內，右邊是祖父在世時讀書的小院子，靠北臨街有一排書房。幽靜的院子中有梨樹、丁香樹和葡萄架。進入二門，才是日常生活作息的院落，經常充滿孩子們的歡笑聲。我的兩位姑姑、叔叔和妹妹，年齡相距不遠，祖母慈祥寬容，從未見她疾言厲色責罵孩子。然而，我被送去陪伴外祖母，偶然才回自己家中作客，自然是從這場熱鬧快樂的成長中缺席。
外祖母年輕時嫁到掖縣，掖縣鄰近平度，在歷史上名為「萊州」（今稱萊州市）。外祖父邱丕振先生十七歲即赴日留學，就讀振武學堂，與蔣介石總統同一所學校，我相信他們年輕時應該是認識的。外祖父兄弟十人，有四位留學日本，參加同盟會，其中兩位卻在革命中喪命。
外祖母家在一條長巷深處，房舍和庭院的景象，隨著年齡增長，記憶竟日益清晰。一棵高大的棗樹，從院牆上空伸出枝葉，遮蔽了半邊巷道。樹下有一道短牆，隔離了前面一棟房子的後門；這裡原是一座三進或五進的深宅大院。另一邊的院牆上，斜靠著厚厚一大片高粱稭，和牆面構成三角形的空間，成為孩子們的藏身處所。這些童年嬉戲之地，假使今日重臨，恐怕覺得不過是狹小的庭院一角，卻為我寂寥的童年提供了一個廣大無垠的想像世界。
無論春夏或秋冬，外祖母每天黎明清掃房間和庭院，姨母擦拭桌椅門窗，我則跟前跟後。我很會幫外祖母做事，上街買醬菜、買點心，客人來了到「茶爐」買開水，一路歪歪斜斜提回家；稍微大一點，就穿起長袍，代表外祖母參加婚喪喜慶。外祖母空下來時，總是盤腿坐在炕上臨窗的位置，手裡作著針線。當時她約莫五十歲，滿頭銀髮，訴說著年輕喪偶撫孤的辛酸。
我一直在外祖母家住到念完小學三年級。三年級暑假，母親接我到鄉下和家人同住。在此之前，偶爾才回到文村巷的家，很少知道家中的事，連在學校的家長資料都寫著「外祖母邱陳恩箴」。就這樣我在外祖母身邊度過了一段幸福孤單的童年。爾後父親參加游擊隊，當日軍占領縣城時，舉家遷往偏遠的鄉間。暑假結束，我貪戀與家人在一起的熱鬧，以及鄉居生活的逍遙自在和種種樂趣，背棄外祖母和姨母的恩情，堅持不肯返回縣城。母親無奈，只好將妹妹代替了我。
骨肉流離道路中
一九三七年日本侵華時，父親與幾位教書同事棄家從軍，投筆殺敵，組織游擊部隊，四處打游擊戰，我們一家跟著他離開家園，生活雖然困難，卻能勉強維持溫飽。我生長在小地方，沒見過大世面，因而也沒有過多的企盼和失望，倒是在戰火夾縫中度過了一段無憂的日子。抗戰勝利後，父親又追隨政府繼續打共產黨，我們一家逃到青島，淪為難民。後來父親隨軍受困濟南，從他微薄的薪水中，斷斷續續寄回一點小錢貼補家用。我和叔叔及兩位姑姑在從家鄉流亡到青島的中學裡吃救濟，母親則和祖母、妹妹及年幼的弟弟在家中張羅度日，過著三餐不繼的生活。
抗日戰爭後，共產黨乘時而起，短短幾年就讓千千萬萬飽受日本侵略之苦的無辜百姓，再度遭遇家破人亡之痛。外祖母將家中舊衣修修改改，拿到街上賣，維持生活。幾個月後，被共產黨拉到街上遊街。她不過是一位與人無爭的老太太，地方上沒有人願意鬥爭她，後來國軍收復平度，才得以逃到青島來與我們同住，然而，青島也不是可以久居的地方。
當時青島已被共軍圍困，物資缺乏，物價一日數漲，真可以說是薪桂米珠。家裡好不容易湊點錢，全數換成糙米尚不足以果腹，再無餘力購買配菜和燃料。於是母親就背著弟弟到菜市場撿拾別人扔掉的菜葉和啃過的西瓜皮，回家醃漬成鹹菜配飯。
我們在青島重聚的家人，很快又分散。姨母嫁給一位律師，隨他來臺灣；姨父來臺後擔任公務員，過著清苦的生活。祖母、兩位姑姑和叔叔隨當海軍的大姑父來臺灣。接著父親託朋友帶我來臺灣投奔姨母。他自己本來打算留下來聯合舊友，重操舊業打游擊，不過後來見大勢已去，也倉皇來臺。
父親在大陸時教書和打游擊，赤手空拳來到臺灣，缺乏謀生的技能，嘗試各種小生意都不成功。最後學會打燒餅和炸油條，開始經營豆漿店。有段時期他在南門市場和古亭市場各有一家豆漿店，又和朋友在廈門街開另外一家豆漿店，當爐打燒餅，工作十分辛苦。又在螢橋新店溪畔開茶室，在和平西路與羅斯福路口開「牛肉軒」賣牛肉，還有一年賣月餅。我們山東有句諺語說：「買賣多了不養家。」一點不錯，最後都失敗，才改行做小公務員，在臺北、高雄之間調來調去，直到一九七二年退休。
我是MIT
臺大造就了我，我是道地的MIT（made in臺大）。從一九五二年進臺大開始，到一九八四年接任校長，算一算，已經過了三十二年。我在這裡念了四年大學、三年碩士班，當過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當時還沒有助理教授階層；到美國念書是校方為培育師資所作的安排，到政府工作是從經濟系借調，而且每星期回經濟系教課，並承擔作為經濟系教師的其他義務。
臺大的前身是日據時期臺北帝國大學，政府於一九四五年接收，成為國立臺灣大學，第一學期只有五百多名學生。我進來的那年，臺大招收九百七十五名學生，其中經濟系就占了九十四名，就算乘以四，全校不過三千多人。經過三十多年發展，到了一九八四年我要當校長的時候，學生人數比我當學生時增加了四、五倍之多。
我就任校長後，決心要做以下幾件大事：
第一、解決校地不足的問題。臺大並非沒有土地，但現有土地有很大一部分為不同政府機關借用；另有政府為臺大保留的校園預定地尚未收購。因此一方面要收回借出去的土地，一方面要收購保留的預定地。
第二、擴大研究所階段教育，加強學術研究，將臺大從教學型大學轉向研究型大學。大學的任務在於創造知識，傳承文化，培育高級人才。臺大在臺灣高等教育中居於領先的地位，必須加強研究，提升學術水準，才能在知識上領袖群倫，解決問題，服務社會。
第三、興建校舍，改善教學與研究環境。臺大的建築和硬體設施與國外大學比起來，相當落後，需要新建校舍，特別是圖書館，我們的總圖早已不夠用了。當時舊圖書館地下室堆得亂七八糟，我大一擔任工讀生被派到總圖地下室整理圖書。我聽說要當臺大校長，天天想著萬一那個圖書館失火怎麼辦？
第四、將商學系從法學院獨立出去，發展為管理學院。虞兆中校長任內籌備管理學院，希望將法學院的商學系擴充為管理學院。我覺得我應該繼續他未竟的工作，加以完成。當時還沒想到法律系變法律學院，那是後來陳校長任內的事。於是舊的法學院，變成現在的法律學院、管理學院和社會科學院三個學院。
第五、將侷促在徐州路的法學院遷回校總區。
三月學運
一九九○年三月十三日國民大會通過臨時條款，將增額代表任期延長為九年，更自行追加出席費並決議每年開會行使創制權與複決權。當時即將舉行總統選舉，社會上本來就認為所謂的「萬年國會」老早失去民意基礎，這樣一來更是太過分了。隔日，百餘名臺大學生自組「臺大學生民主行動聯盟」，前往國民黨中央黨部抗議。到了十六日，臺大學生聚集中正紀念堂廣場上靜坐抗議，提出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訂定民主改革時間表等訴求，掛上白布條：「我們怎能再容忍七百個皇帝的壓榨！」揭開三月學運（又稱野百合學運）的序幕。
不過當時我並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只看到臺大校門外有一、二十位同學在靜坐。我和訓導長劉瑞生先生過去關心了一下，才知道是學生抗議國民大會，他們主張廢除國民大會、召開國是會議等。我們也因此才知道另外一批學生正在中正紀念堂抗議。劉訓導長認為這件事情恐怕要鬧大了，於是另外約了課外活動組主任林火旺教授一起到中正紀念堂探望。到了那裡，發現我們的學生大約有三、四十位，整整齊齊的聚集在「大中至正」門外牆邊，尚未進入園內，我覺得很欣慰。學生看到我們三人來了很高興，紛紛鼓掌，要校長一起坐下。
我雖然覺得國家發生了這樣的事，應該有人出來表達正義的聲音，學生們所做的是對的事，不過我不能丟下學校大大小小的事情和他們一起坐下來，何況也不是我行事的風格。我一向主張適度表達立場，留下空間讓別人做決定。同學們的要求很熱切，外面又有群眾在鼓譟，我就說：「不能用群眾屈服個人的意志。」這句話後來就被登在報上了。林火旺教授心裡大概也是支持學生的，就說：「我代表校長留下來。」他就紮上抗爭的帶子和學生一起坐下來。
就在學生占據中正紀念堂廣場期間，臺大有幾位老師主張罷課，倡議以「民主教育週」的名義，將課堂移至中正紀念堂。有一天，經濟系陳師孟教授拿著教授連署信要求我宣布罷課。但我認為上課是學生的權利、是老師的責任，不能因為一部分人選擇到中正紀念堂去抗爭，就剝奪更多同學上課的權利，而且老師的本分就是應該到學校上課。就算學生放棄自己的權利，老師也不應放棄自己的責任。陳教授態度很堅持，我只好引用孔子的話說：「汝安否？汝安則為之。」這句話後來也被寫到報上了。據我所知，在整個事件當中，臺大並無老師放棄自己的責任不上課。
臺大很多同學該上課的時候去上課，上完課再回來坐；也有人回家洗完澡再回來，整個運動秩序應算良好。附近民眾有人送湯送飯，很溫馨。過了幾天，我覺得學生們應該累了，抗爭的目的既已獲得社會的認同和響應，應該可以適可而止。就在中正紀念堂的學運接近強弩之末的時候，教育部毛高文部長邀請了全國從北到南所有大學院校的校長，在建國南路聯勤信義俱樂部開會，商討讓此一學運順利落幕的做法。毛部長在會中不斷和上面通電話。他的意思似乎希望由校長們建議總統接見學生代表，聽取他們的意見。校長們經過長時間討論，一致認為學生們應適可而止，政治領袖應為其當為，學校不應為政治運用。如果聚眾抗爭受到鼓勵，學校將如何教學生尊重和理性溝通？將來校園安定恐怕更不容易維持。所以不願向總統建議。這個會議到吃過午飯，拖到下午沒有結果就散會了。不過這次學運終於因李總統接見學生代表，答應他們的訴求而圓滿落幕。
生命的轉彎
一九九三年二月，我前往美國休士頓和奧克拉荷馬演講。回到臺灣後，就應政府徵召，借調到國防部服務。這完全超出我原來的計畫，讓我的人生發生重大變化。我原來準備到芝加哥大學閉門讀書一年，追趕學術發展，以彌補九年來因行政工作繁忙而造成的學問上的荒廢。這一改變注定了我無法回到經濟學的主流，不能無憾！
許多人以為我是中華民國第一位文人部長，其實不是。前任的陳履安先生就是一位文人，他從國科會主委、經濟部部長轉到國防部；在他之前還有俞大維先生與汪道淵先生，不過他們二人過去在國防部服務，雖屬軍中文職，但都有軍階。履安兄是前副總統陳誠先生的公子，他後來的參謀總長劉和謙又是陳誠先生的侍從武官，至少與軍中有些淵源。我是完全沒有。
陳履安先生離開國防部到監察院擔任院長時，聽說李總統徵詢幾位政壇人士，問他們接替國防部長的意願，他們都不願做。後來徵詢軍中意見，他們覺得既然要找文人部長，不妨從有清望的大學校長中找，認為我是適當的人選。就我的學經歷來說，我適合擔任職務的部會是教育部、經濟部、財政部或經建會，最順理成章的應是教育部，所以有人直到如今誤以為我當過教育部長。我自己從來沒想過有一天會擔任國防部長，我想也沒有人曾想過我會出任國防部長，真是跌破很多人的眼鏡。
重塑軍旅文化
國軍是全民的軍隊，原應受到人民的愛護與支持；但是我卻覺得軍方和民間有很大的隔閡，立法院更是一片撻伐之聲。配合當時所謂二代武器的換裝，我在立法院提出「增加火力，減少人力，提高戰力」的建軍政策，但是我心中更想做的，是改變軍中文化，增加人文關懷。國家要愛護軍人，才能讓軍人愛護國家。我在後來的一篇演講中，引用蘇洵的〈心術〉說：「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謹烽燧，嚴斥侯，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我覺得我們在「豐犒而優游之」方面做得很不夠，縱然有強大的火力，怎能指望緊要關頭將士用命呢？因此我主張改善軍中的生活設施，簡化勤務，合理化訓練，充實教育，讓服役的士兵在軍中過合理的生活，有成長，將來對社會更有用處。
臺灣自一九六○年代以來，經濟快速成長，人民所得大幅增加，生活品質提升。然而軍方花大錢購買先進武器，卻捨不得花一點小錢改善生活設施，以致很多地方還停留在三十多年前我服役時的水準，造成民間與軍中生活很大的落差。很多孩子進到軍中難以適應，聽說有些阿兵哥直到第四天才不得不上廁所。我在國防部只有很短的時間，但努力改善基層營區的生活設施，也努力為士兵提高一點薪餉，我希望當兵的孩子不用回家向父母要錢。
軍中勤務繁重加上員額不足，站衛兵占去太多時間，有時候「站二歇四」，我覺得就算「站二歇六」也太浪費兵力了，以致士兵連完整的休息時間都沒有。我們山東話說「睡不到一個囫圇覺」，哪有精神操練與學習？其實現代電子設施方便，可以代替人力，用不著派人站在門口。站在明處，容易被人算計，反而不如在暗處高深莫測，而且省力氣。
我們經濟學講究目的和手段的關係，手段要能有效達成目的，目的要有意義。有時候設計的手段並非最有效的手段，也有時候目的已經不存在了，手段還在執行，錯把手段當作目的，所以必須時時加以檢討。
當時國防部配給我的宿舍在廈門街，每次經過臺北縣（新北市）與臺北市的橋，都見橋的兩端各站有一、二名阿兵哥，我就想他們為什麼要站在那裡？若是怕橋墩被人炸了，就應該走動視察，不應死板板的站在橋上；若是要阻擋外縣市的武力攻進來，顯然站在那裡也發揮不了作用。我問了一下相關將領，也說不出所以然來。我說空氣這麼差，能不能讓他們戴上口罩？有人表示軍人戴口罩，有失威嚴。後來有一個歹徒，把某座橋頭的兩名衛兵打死，搶走配槍，到處犯案。一夜之間，橋上的衛兵都撤掉了，未見有什麼不利的後果，只證明過去的衛兵都白站了，而且徒然枉死兩條寶貴的生命。
職業軍人還有另外一種困境常常為社會遺忘，就是一定階級到一定年齡就得退役。軍人能晉升到將軍的很少，就算升到少將，不到六十歲就得退下來，一般校級軍官大約五十歲左右退役，雖然有退休俸可以拿，但是投閒置散，浪費人力，實在是社會很大的損失。
美國的軍官很多在服役時到民間大學念學位，取得第二專長，或者念研究所拿更高的學位，這樣退役後就容易開展生涯第二春。我美國的母校奧克拉荷馬大學當年就有海外學程，也每年派出教授巡迴，為在海外的美軍上課。我們國家制度沒有這樣的安排。我前任的陳履安部長與商業總會、工業總會合作，舉辦校級軍官退前職業訓練，一方面提供職業訓練、一方面安排工作機會，讓他們從軍中可順利轉移到民間機關服務。
我希望軍中能提供教育機會，也讓職業軍人可以到民間念文學校。就像我一直強調的，軍旅不僅是戰鬥體、生活體，更應該是教育體。讓進入軍中的人可以在這裡生活成長，而不是像下地獄般水深火熱。就算軍人的職責是準備打仗，也不能天天枯坐著等打仗，而需要好好過日子，不斷追求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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