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儒化共產黨」或「共化儒家」？
近年來，在中國媒體上，人們經常（或愈來愈頻繁地）能看到，有關中共領導人、官方機構（如大學等）和官媒重拾或「褒揚」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及義理──的言行與報導。
譬如：習近平在紀念孔子誕辰２５６５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會上談到：「中國共產黨人不是歷史虛無主義者，也不是文化虛無主義者。我們從來認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必須同中國具體實際緊密結合起來，應該科學對待民族傳統文化，科學對待世界各國文化，用人類創造的一切優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裝自己」；習近平在視察北京師範大學時，對把古代經典詩詞和散文從課本中去掉表示了不滿，認為「應該把這些經典嵌在學生的腦子裡，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的基因」，表達了他對古典詩詞、傳統文化的「高度重視」。
二○一四年六月，江蘇師範大學舉行２０１４屆碩士研究生畢業典禮暨學位授予儀式期間，「男生身著朱子深衣漢服，女生身著曲裾深衣漢服，江蘇師範大學全體校領導、校學位委員會成員、導師代表均著漢服。近年來，各種傳統符號在官方宣傳和新聞媒體中日益顯性化，顯示出背後的官方意志」。除了中共官方愈來愈明顯地表露出對中國傳統文化和儒家思想及其價值義理的「推崇」外，在民間生活與思想界中，這種被學界譽為中國傳統文化暨儒教文化（或儒家思想）的「復興運動」（或現象），也到處可見，蔚為壯觀。
然而，這場回歸傳統的「儒家復興」運動，並非是一件新近發生的事情，而是一場自八○年代初（即鄧小平推動其改革開放政策）以來，在中國大陸民間、思想及學術界和政府等層面發生的觀念、生活習俗和政治行為轉化的文化運動。
在政治層面上，從江澤民外交思想中包含的中國傳統文化哲學的「和合」理念（即孔子主張「禮之用，和為貴」；孟子宣導「王道」，反對霸道），到胡溫時代在治國理念上所提出的「八榮八恥」、「和諧社會」與「以德治國」等政治口號（以及在全球範圍內建立「孔子學院」等），再到習近平中央宣示的「傳統文化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一部分」和「德主刑輔」等治國方針，人們不難體察到，傳統文化暨儒家思想在中共黨和政府政治思想和治國理念建構中的「突顯」。這標誌著中共對儒家（或儒學）的認識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歷史性轉變，即在一定程度上告別了其二十世紀（全盤）反傳統、反儒家的態度。
在社會生活層面，民眾「自發」地回歸到自己熟悉的傳統（儒家）信念和生活習俗中去，如對祖先崇拜、祠堂和傳統家族制度等的重新重視等（見秋風的相關提法）。而在學術和思想界，早在一九九○年代，受海外「新儒家」等思潮的影響以及得到官方的默認與支援，中國大陸興起了所謂的「國學熱」，推出了諸如「政治儒學」（蔣慶）、儒家社會主義（甘陽）和儒家憲政主義（秋風）等概念和方案（對此將在下列論述中具體討論），湧現出「當代大陸新儒家」（以與海外唐君毅、牟宗三和徐複觀等人的「港台新儒家」相區別）、儒家自由主義、新左派、新文化（或古典）保守主義等與傳統文化和儒學相關聯或有交集的思想流派。
作為一場思想和行為方式（即文化）的「變革」（或更化）運動，對於中國大陸政治發展（即當局在政治思想、話語和政策制定等方面的變化）來說，現階段儒家（或儒教）思想在中國大陸的「復興」意味著，以儒家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文化及思想正逐漸地「侵蝕」到中共的政治思想和治國理念中去，且在一定程度上「改變」著執政黨和政府的行為及其運作方式。
這也即是說，中共當局在思想與行為上正經歷或遭遇到一個「政治儒家化」（或所謂「儒化共產黨」）的演變過程或衝擊。
當然，這一「儒化共產黨」（即馬克思主義的儒家化，或謂以儒家思想和義理淡化甚或去替代馬克思主義等中共的核心價值觀）的程度與有效性，則是嚴重受到中共意識形態、習慣思維和利益權衡等因素的框限的。或者說，用儒家思想去更化或重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念，基本上是不可能甚或是異想天開的。因此，學界亦有所謂與之相對的「共化儒家」的說法。這一概念意指，中共對儒家及傳統文化的功利主義態度與對待，將儒學為確證馬克思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正當性」所用，以及在認可儒學的同時，不容許動搖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上的指導地位，不容許「以儒反馬」、 「以儒化馬」、「以儒淡馬」或搞「馬儒並尊」等，而是將「重啟儒學」工具化。
迄今為止，中國大陸學界對在社會、知識與政治三個層面的「儒家復興」現象的關注與研究，以及主張重拾和宣導儒學的著述，雖有不少，其中以「新儒家」中的蔣慶、陳明、康曉光等為代表的「新文化保守主義」學派，以秋風等人為代表的「新古典自由主義」學派，和以甘陽、劉小楓等為旗幟的「新左派」或「國家主義派」學者的著述尤為引人注目，但對「儒家復興」與中國大陸政治（思想及制度）發展之間關係的研討和文獻卻不多見。
在這方面，除秋風（姚中秋）的一些論著外，要數以新左派或國家主義代表人物甘陽的「通三統論」最受關注和最具爭議。另外，還有一些較為貼近該研討範疇的討論文章（或文字），比如：劉擎的〈儒家復興與現代政治〉、貝淡寧的〈從共產主義到儒家：儒家化的民主〉、劉小楓的〈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幹春松的〈王道與天下國家──從儒家王道政治重思天下國家觀念〉、田廣清和孫學敏的〈從政治學視角看儒學：「內聖」緣何開不出「外王」？──論儒家倫理政治的學理缺陷及其對中國政治文明進程的負面影響〉、孔育生的〈論「儒家治國之道」的當代價值〉等。
這些學術討論和研究，從文化（或人文）學、（政治）哲學、法學、（思想）歷史學、漢學（國學）等學科及其研究視角和方案，對儒家復興的各種原因、背景、遭遇的困境、效應與作用、可能的發展路徑和前景等進行了探討，為這一民族傳統文化復興現象提供了一些思想和理論的參考。但是，專門從政治學（及社會學）的角度以及運用其相關的理論和研究方法，來觀照和探討「儒家復興」在中國當代政治及其發展中的地位與作用（即與中國政治發展之關係）的文章和著述，則是少之又少。
況且，在中國大陸，特別是在海外中文（及外文）圈內，迄今有關這方面的研究，即對儒家思想及其復興與中國現實政治思想及其體系的相互關係（即傳承與變異等），對儒家與憲政思想或自由主義之間的關係（相融性與排斥性的甄別），以及這兩者在中國大陸政治體制和思想氛圍下的命運等課題，尚缺乏系統而堅實的政治學理論支撐與學理基礎（Scientific theory and principle foundation），或明晰、嚴格的學科性討論，多有流於泛泛、不甚嚴謹與缺乏系統分析之病。
鑒於「儒家復興」這一現象在社會（生活）、學術（思想）和國家（政治）三個層面上的多維呈現，並且有「不斷演進」的趨向，以及中外政治學界對此現象研究的相對缺失或疏忽，筆者認為，從豐富或完善學術討論的考量出發，有必要在政治學的層面上，借助一些相關的理論、分析模式和研究方法與進路，來對「儒家復興」這一牽動社會、政治和文化各領域變更的思想運動，做一個較為系統、透徹和富於學科性的分析。
作為政治學者，筆者在本書中研究的課題和主要興趣，自然是有關儒家在政治思想、理念和價值等介面的「復興」對中國大陸現實和未來政治及其發展可能起到的作用或扮演的角色，以及對儒家（或儒教）與中共正統思想「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等與西方現代自由民主理念及價值之間的關係，進行恰當而貼近真實的分析與評判。
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主體（或主流）的儒家思想（或儒學），為什麼會在當代中國大陸得以（在某種程度上）「復興」或被重拾？有那些政治、社會、思想和文化等結構性因素與環境（或背景）條件促成了這一「復興」運動？中共領導層（及政府）為什麼也（相對）接納或認可儒家（思想）在中國大陸復興的這一事實，並逐漸地對之「推波助瀾」？「儒家復興」在社會各層面的（發展）現狀究竟如何？儒家（特別是在政治層面上）到底能復興到何種程度？亦即「儒家政治化」（或執政黨的「儒化」）對中國大陸政治制度的變更或演進到底會起到多大作用，或將把它引向何方（保守、復古或現代、開放）？
為回答這些問題，筆者試圖（主要）借助政治學及社會學中的一些理論模式和分析框架，如：社會學和政治學中的「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理性選擇理論」（Rational choice theory）、「精英理論」（elite theory）、（新）制度主義（institutionalism/neo-institutionalism）和「倫理學世界觀」（政治學方法論之一）等理論方案，來研究和探討「儒家復興」與當代中國政治發展的關係，亦即儒家在當前和未來中國政治發展中的命運等課題。
筆者在本文中預設的基本命題和觀點是，人們不能對儒家治國思想在當代中國政治建構過程中的作用抱有過高的期待，特別是對所謂以「議會三院制」為核心的「儒教憲政」方案、「儒教國」、「儒家憲政民生主義」等設想與方案在中國當代政治發展中的前景不能報太大的期望和幻想。
也就是說，儘管儒家在政治思想上的「復興」對當代中國政治發展有一定的「更化」作用，如「德主刑輔」、「任人唯賢」、「內聖外王」和「政在得民」（或「尊君愛民」）等概念在執政黨治國理念和話語中被引入或吸納等，但這種「更化」並非意味著政治制度的方向性變革（無論是「儒教國」還是「儒家憲政主義」等）。
亦即，在中國當代政治制度建構中，由儒家道統之「內聖」雖能開出「科學學統」，卻仍然開不出「民主政統」這個「外王」（以牟宗三等人為代表的「現代新儒家」之政治圖景）來。「儒家復興」不僅對中國當代政治民主化進程無多助益，而且在「儒化共產黨」這層意義上，也難有令人樂觀的成效或起色。
正如上述所提到的，中共官方絕不會完全或在過大的程度上讓儒家及其他傳統價值與思想來替代或變更執政黨正統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理念。當局的主流意識形態仍然或將繼續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即一元化政治觀與實用主義思想的混雜）等正統思想（儘管其內在充滿矛盾），不會也不被允許（超限度地）由儒家及其他傳統價值觀所取代。
筆者的分析和研究表明，儒家（或儒學）在當代大陸的「復興」，展示了一個先由政治到文化（即從政府政策及體制的改變到民間思想和行為方式──如習俗──的轉變），然後再由文化（民間對傳統的回歸）到政治的進一步「變更」（執政黨對傳統思想態度的轉變）模式──「政治｜文化｜政治」的互動關係，即政治改變文化而文化又反過來倒逼政治與文化對接的過程。
如上所述，筆者採取的分析進路是：借助各種相關的觀點和理論及分析方案，在研讀和篩選所收集的與本文議題相關的資料、文獻和資料之後，對三十多年來儒家或傳統文化「復興」在中國大陸社會生活、學術思想（如「新啟蒙運動」中各種思想的提出和爭論）和國家政治等層面上的基本表現，做一個儘量系統而具學科性的描述與分析梳理，力圖闡明「儒家復興」這一文化現象對中國大陸未來政治發展（或方向）的影響與作用。
本書將首先對儒學與儒家思想、儒家治國理念、儒家在政治上的歷史遭遇和命運，以及中國當代政治思想與儒家傳統理念之異同等議題進行描繪與剖析；然後，再探討儒家在中國大陸「復興」的前後過程與現狀，展示和分析「儒家復興」與中國八○年代初開始的社會政治轉型的關係和「儒家復興」的具體進程，研討促成「儒家復興」（特別是在政治層面上）的各種可能的背景和結構性原因（固有或現存的政治文化、意識形態與制度機制等）以及人為的因素（決策層意志與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選擇）等，即：對市場經濟引進的結果、民間對傳統回歸的需求、政府維穩、固權和抵禦西方意識的需要，和對思想界「新古典（或文化）保守主義」、「新左派」、國家主義和自由主義等思潮的興起及其論爭進行表述與分析。
再其次，則將通過對當代大陸民間傳統文化「復興」中出現的諸多問題，對思想和學術界「新儒家」的代表性觀點和理論的政治色彩與特質，以及對執政黨和政府對「儒家復興」的態度及其動機的分析和討論，來釐清「儒家復興」對中國當代政治發展可能起到的影響與作用；最後，則將對上述研討作一個概括性的結論，並試圖證實之前預設的命題（亦即：儒家在中國當代政治現實中的「復興」有其程度上和內質上的巨大框限，其對未來中國政治民主化的促進作用不容樂觀，相反則可能向一個完全不同的方向發展，如為「新威權主義」制度的建立，或為中國特色或東方威權式的政治發展模式奠定基礎等），以及對「儒家復興」與中國政治發展之關係等課題的研究及其方向，作一個未來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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