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組首獎╱白色角落（摘錄）
梁逸歆／臺大腫瘤醫學研究所博士班一年級
這是一個不起眼的角落。大部分人不會在角落駐足，甚至經過了也不曾在心中留下波紋。
醫院的角落，不例外的總是種滿鮮豔花草。進到醫院的人，多認為自己只是流寓院內。身是流，心是寓，流寓之處，朝朝有旋反之期。然而，有些人卻再也沒有機會離開，他們會在明亮清爽的病房裡，望向遠方。他們的眼角映著醫院周圍角落裡的植物，吸取著臺灣四季和煦陽光，生意盎然的花草日夜蓬勃。而屋內分秒枯槁的肉體，一步步連眼神都渙散，選擇性不願看見這些精心規劃的景觀。
七月流火
兩個月的時間，對放暑假的年少學生來說，猶如一眨眼。但對她跟我來說，每天都是掙扎與考驗。
口腔癌術後，接受同步化學治療與放射線治療，多麼標準，多麼一成不變的組套。而這場以生命為答案的考試，卻從不是只要寫完亙古不變的考古題，就能拿到理想分數的。才剛結束治療，立刻就復發，一復發就多發轉移。轉移的腫瘤如流火般漫燒侵蝕，在她身上開了一個又一個的洞。我們只能跟在腫瘤後面逐洞彌補，於是她身上被插入了一根又一根管子。兩根胸管引流管、一根鼻胃管、一根心包膜積液引流管、一根尿管、一根中心靜脈導管……。其實我心裡知道，現代醫學對於插管子在人體身上絕對沒有極限，只要不喊停，還可以繼續插更多的管子進去。但，這對整體病情無濟於事，人可能不死，卻也絕對不可能活回來。所以，我還是跟她的家屬談了安寧緩和治療。雖然當中延宕甚
久，最終他們還是答應了。
我必須承認我對她的家屬有些不能諒解，他們總是不出現，一出現後對我問的問題，總是天馬行空，彷彿身處平行宇宙跟我對話。對於我的建議與治療家屬總是聽不懂，希望家屬做的決定總是拖延很久。雖然我知道家屬也有家屬的困難，因為離婚後她在臺灣只有自己一個人，唯一的兒子不知為何被通緝，逃亡海外不能出現。這些家屬是她的兄弟姊妹，但也各自有自己的家庭，對他們來說，要他們決定生命的終結，太過沉重。
那天，約好了所有家屬要出現，因為決定到時要把她臉上的正壓呼吸器拿掉。最後的這兩週，她都靠著正壓呼吸器洗出二氧化碳，才勉強維持生命。然而效果越來越差，她的血越來越酸，升壓劑非但拿不掉，且輸注的劑量也逐日飛升。她的四肢從蒼白到紫紅，最終開始變黑。呼吸器答答的機械聲音越來越頻繁，而她的心跳卻越跳越慢。
我想，該是放手的時刻了。
但是，正在我準備要拿掉面罩之前，我喊著要家屬走近她身邊，好能多看看她。因為這個面罩一旦拔下，她可能就立刻走了。卻赫然發現她的弟弟在旁邊一直玩著平板電腦，還不斷嚷嚷說怎麼網路連不上連不上。當下我整個火起，在她生命即將終了的這個時刻，她弟弟居然還有心思上網，連正眼也不瞧她一眼。但我認為還是該在她生命的最後一刻，讓她與她的家屬都有最高的尊重，我勉強壓下怒火，幫她把面罩拿掉。
就在這時，我才深刻地發現我錯了。
面罩剛拿下，她弟弟拿著平板電腦照著她，喊著：「妳有沒有看到妳的兒子？你有沒有趕緊叫你媽媽？」原來她弟弟剛才一直用網路跟海外的兒子連線，為著是在等著面罩拿掉的那刻，她才能比較有機會看到螢幕中她兒子的臉。而除去面罩的遮掩，她兒子才能清楚看到她的面貌。即便我猜她兒子可能根本無法認出，因為經過了兩個月病魔的摧殘，跟原本精神煥發的她，早就已經天壤之別。
聽說她一直還苦苦支撐，想要出院，或許是在等著誰？我不知道。聽說，當聽到電腦中兒子大聲叫著媽媽聲音的當下，她流下了淚水，我不相信。因為我認為她早就多重器官衰竭，重度昏迷，根本不可能有聽覺。
還記得剛住院的時候，她每天都問我哪時可以出院回家。我卻給了她一個沒有期待的答覆。兩個月過去了，能做的我都做了，而我最後唯一能幫她的，也僅僅是完成一個渺小的心願。
讓她再也沒有病痛的回家。
這是一個不起眼的角落。卻不是一個寧靜的角落。這個角落繁雜高亢的人語，往來都非熟悉的臺灣鄉音。因為，這角落的外國人密度，遠超過正常的臺灣區域。
隨著醫療與公共衛生的快速進步，臺灣也緊跟著日本的步伐，邁入了老年化的社會。但因為壯年人需要努力工作，無法全日照顧年老的家人，這時外籍看護提供了臺灣老人最好的陪伴。這些外籍人士跟我們臺北街頭所看到光鮮亮麗的白人不同，謠傳臺灣人對外國人熱情而親切，現實是這般敘述只針對金髮碧眼的白人如此。而面對這些離鄉背井來臺灣擔當第一線勞力密集工作人員的外籍人士，絕大部分臺灣人卻是充滿鄙夷與排斥。
吉米
第一次看到他的名字，忍不住心中暗笑，因為習以為常在門診電腦螢幕上的三個字，他卻只有兩個字：「吉米」。
他，就是臺灣人口中俗稱的「外勞」。
吉米來臺灣南部船工廠工作了十二年，在臺灣期間，他得了一個非常罕見的腫瘤，罕見到人類歷史上得過這個腫瘤的數目只有幾十個人。五年前第一次發現這個腫瘤後，順利開刀移除了。遺憾的是五年後這次復發，合併了另外一種同樣難治的惡性腫瘤「腎細胞癌」。開了一個更大的刀之後，外科請他來我這裡，跟我討論後續治療。
在診間，高大壯碩的他能用簡單的英文跟我溝通，雖然留著一把大鬍子，雖然我想像中他的工作場合應該是繁雜沉重、揮汗成雨的，但他每次來都穿著乾淨整齊。坐得直挺挺的他很有禮貌，每次離開前都一定會向我深深鞠躬道謝。
然而，不幸的這次復發非同小可，開完刀後不到兩個月時間，腫瘤不但又長了出來，而且在非常短的時間內密密麻麻擴散至整個肝臟，侵蝕掉大部分正常肝臟組織，迅速發展至肝衰竭。原本膚色黝黑的他，因為黃疸，使得全身皮膚透著黃黑的暗澤。肝衰竭引發的腹膜積水，也讓他的肚子有如懷孕般漲大。水分跑離血管的後果是腎臟功能也遭受破壞，加上肺部功能也在短時間被肝衰竭所牽連，吉米在兩週內惡化至多重器官衰竭。在病況危急之當下，我們緊急找來了他的船公司，希望能夠幫忙我們聯絡他的家人，好跟他們解釋病情，並且討論後續的治療方向。於是，吉米在臺灣唯一的親人：他的親弟弟，來到了病房。
照顧吉米這段日子，我從來沒有問過他的家庭。只有到了這種時刻，從他弟弟口中，才勉強知道了吉米的一些簡單的過往：他已經來臺灣的船工廠工作了十二年，他們家有七個兄弟姊妹，吉米自己也有兩個小孩。他們的家住在菲律賓遠方的某個島上，交通很不方便，一個星期才只有一班船能往返呂宋島。以他當下的身體狀況，根本不可能承受這麼遙遠又顛簸的行程，我問：「要不要趕緊把他的家人都帶過來？尤其他兩個小孩，更應該快點帶過來看他們的爸爸。」他弟弟搖了搖手，用著比吉米還生硬很多的英文回答說：「太遠了，而且我們沒有錢。」我們再問他弟弟，需不需要趁他還有意識，讓他回家看一眼？他弟弟依舊是那麼認命的表情，搖搖手，緩緩說著。
不用了，太遠了，也來不及了。
腦中不斷浮出「客死異鄉」這四個字，不忍心的我們依舊汲汲尋找其他替代方案。請教了一位認識法律的專家，專家說有一個折衷的方法：看來要讓吉米回到自己家中難度太高了，那麼只能形式上，至少讓他能碰觸到自己的故鄉。「但願生入玉門關」，我們想辦法讓吉米登上菲律賓航空的飛機，根據法律，一旦飛機起飛後，他就等於在菲律賓的領地內了。
我們不斷替吉米想辦法，他的弟弟只是靜靜在吉米身邊陪著，淡淡的說，不用了，謝謝。或許這種形式上的落葉歸根，對於基督徒的他們來說不具意義；也或許，面對著他待了人生大部分青春歲月的這塊土地，也稱得上是他半個家鄉。更或許，單純只是他們家真的無法負擔這樣的交通費用。一個星期後，吉米在病房裡過世了。
在臺灣十二年，吉米一句臺灣話都不會說，因為他只能夠跟他自己家鄉的人相處，因為臺灣人並不把他們當作是自己人。「我是虜家兒，不解漢兒歌」，沒想在千年之後的臺灣，我也不解為何如此。在臺灣十二年，他每天作的工作，是替臺灣的經濟作一份建設；他每天作的工作，是大部分臺灣人不願意做的工作。
他最後死在臺灣，死前身邊只有一個親人，他的小孩甚至沒辦法親眼見到他們的父親最後一面。因為，他替臺灣工作了十二年，卻還是沒有錢用在自己身上。
當臺灣人以自己有英文名字為榮炫耀。
卻大部分人對他的英文名字感到好笑。
他叫做，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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