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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學多識「杜武庫」 奇計迭出滅孫吳
杜預傳
林紅
杜預（西元二二二年～西元二八四年），字元凱，京兆杜陵（今陝西省西安市南）人。魏文帝黃初三年（西元二二二年）出生於一個世代為官的家庭，晉太康五年（西元二八四年）去世。他是西晉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以及史學家，曾對西晉的鞏固和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一、出身名門，少有大志
杜預所在的家族，自西漢以來便是全國少有的名門望族。祖父杜畿，是漢魏之際的名臣，魏文帝時官至尚書僕射，曾為曹操出謀劃策，整飭吏治，恢復農業生產，立下了汗馬功勞。父親杜恕，更是曹魏時期著名的謀臣，曾多次上疏陳述時弊，論議亢直，多所裨益，人稱直臣。魏明帝時官至幽州（治今北京市西南）刺史。
杜預自幼受家風的影響，頗有大志，又「博學多通，明於興廢之道」，對政治、經濟、軍事、曆法、律令、算術、工程均有研究和造詣。他常拿古人所說的三個不朽之業來勉勵自己，說「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及也」。意即自己不敢企望創立德業，而只是期望能夠建樹功績，著書立說。但他在三十歲以前，卻仕途艱難，頗不得意，其主要原因是受父親的牽連。杜恕是一位比較正直的官員。魏齊王芳時（西元二四〇年～西元二五四年），司馬氏勢力顯赫，壟斷朝政，杜恕不僅不黨附司馬氏，而且在上書言天下選舉得失時抨擊選官趨炎附勢，不同意征辟司馬懿輕薄無行的第五弟司馬通為官，因而得罪了司馬懿。他出任幽州刺史時，又因小事得罪了司馬懿的黨羽程喜，被逮捕下獄，後又被發配到章武郡（治今河北黃驊市北）充軍，四年後便病死在那裡。父親的這種不幸遭遇，使杜預頗受牽連，「久不得調」。
然而，杜預畢竟是一個非同一般的人。他的家族又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家族，所以司馬懿司馬師父子死後，司馬昭當政時，不僅重新啟用了他，還讓他襲封了祖父杜畿的豐樂亭爵位，又把自己的妹妹高陸公主許配給杜預，讓他在府上當了一名參軍。
二、撰修《晉律》，功不可比
景元四年（西元二六三年），司馬昭派鐘會、鄧艾等將領率軍伐蜀，把杜預作為心腹派到鐘會手下當了一名長史。司馬昭這樣的安排看似對杜預極為有利，但怎知天有不測風雲，鐘會滅蜀後舉兵叛亂，先殺手中將官。杜預險些喪了命，幸賴他的計謀而脫險。
杜預從軍平蜀後回到京師洛陽，成為有功之臣，被增封邑一千一百五十戶。這時司馬昭正加緊準備代魏建晉事宜，他一面逼魏元帝曹奐封自己為晉王，另一面又讓人為他準備改朝換代的禮儀、官制、法律等典章制度。杜預作為朝中學識淵博的官員，也被編入修訂法律工作的人員之中，與賈充等人共訂律令。
杜預參與撰修《晉律》的工作，開始於魏元帝咸熙元年（西元二六四年）。為了配合司馬氏即將代魏，需要安定和收買人心，緩和各種矛盾，在撰修《晉律》時，杜預便向司馬昭提出清除過去法律「繁雜」的內容，以「寬簡」的原則來制定《晉律》，以達到減輕刑罰，收買人心，代魏建晉的目的。這個原則得到了司馬昭的同意，四年後，晉武帝泰始三年（西元二六七年），《晉律》的撰修宣告完成。
《晉律》以漢《九章律》為藍本，參考了《魏律》。在撰修《晉律》的過程中，杜預等人本著「寬簡」的精神，對以往的舊律進行了大刀闊斧的刪革，它雖然比《魏律》多兩篇，共二十一篇，但條文卻只有六百二十條，兩萬七千六百五十七字，比漢魏律令大大減省了兩千條。與此同時，對法律的文句也作了大量的修改，比漢魏舊律更加通俗簡明。《晉律》大量減少了重罰的條文，如對婦女免除了連坐法，省去了漢末的禁錮之法等。這樣就有利於防止和減少犯罪，使統治集團中的人能支持司馬氏，從各方面來穩固其統治，加強地主階級專政。
杜預在撰修《晉律》的過程中，又對《晉律》逐條進行了註釋。完稿後向晉武帝上疏說：「法律是判斷人們是否遵守法度的準則，而不是窮究事物的道理，所以法律文字應當簡要，條例明確。斷罪條例從省，禁令也就簡化，律例簡明，人們也就容易知曉，就不易觸犯法令。而如果法律條文煩雜，文字艱深，就不會有此效果。古代的刑書所以要鑄造在鐘鼎和金石之上，正是為了杜絕異端淫巧，使天下盡人皆知的緣故。臣今日為《晉律》作注，正是要達到這個目的。」杜預的上疏正符合晉武帝統治的需要，於是司馬炎下詔，讓它和《晉律》一起頒行天下。
杜預在撰修和解釋《晉律》中所起的作用是別人所不能比擬的，正因為這個緣故，當時就有人把《晉律》稱為《杜律》。此後《隋書．刑法志》和《新唐書．藝文志》也都把《晉律》稱作《杜預律》。
修訂《晉律》的工作完成後，杜預出任河南尹（治今河南洛陽市東），又接受了晉武帝要他制訂王公百官進行考課的黜陟之法。這種對在職官吏的監督考評辦法，自西周以來各朝都有制訂，但都沒有認真執行過。杜預認為「上古時期，人們順應自然，虛心接受意見，以至誠之心待人，百姓便順服順從，心領神會，這樣就能治理好天下。到了中世，這種淳樸的民風漸漸消失，人事開始有了善惡美醜之分，這就必須設立官吏，頒行各種典章制度，才能治理天下。另外還要依靠賢哲作輔，使名位和功績相稱，賞罰要得當。要廣泛徵求意見，並採納臣下的建議。到了國政衰亂之世時，不能建立長治久安之制，就不得不求助於嚴刻苛細之法，不相信自己而相信別人，不相信別人而相信書簡。書簡越多，虛假便愈多；法令越多，乖巧便愈盛。過去漢代的刺史每年年終要向朝廷匯報當年的任職情況，官吏的勤惰清濁也由此而定。曹魏用京房的考課法，其制度不能說不嚴密周全，但由於太煩雜，有違考課本意，所以漢魏兩代都行不通。如果重申唐堯時考核官吏的辦法，力求簡明，則比較容易執行。儘量宣示萬物本性中所包含的『天理』，用精神領會、把握。這在於官吏本人，如果離開人而單單依靠法令，恐怕不會取得多好的效果。現在要想知道在職官員的優劣，最好的辦法是委任達官，各自考察自己所統屬的官員，每年選出優劣者各一人作為典型，以優者為楷模，以劣者為鑑戒。如此連續實行六年，然後再由主持者加以總結，將屢優者陞官晉職，屢劣者革職查辦，優多劣少者續用，劣多優少者降級。而現在的考課辦法卻不然，它難易不均，對優者要求過高，對劣者又過於寬大，不足以體現獎優懲劣的原則。如果一年一考課，積優以升陟，累劣而取黜，則是考察官吏的最好辦法。」他將自己的這一想法寫成奏章，上奏朝廷。因為這種考課黜陟之法簡便易行，並且賞罰分明，用人適度。晉武帝看後，覺得可行，於是下詔頒行天下。杜預的學識才智又一次得到發揮，並受到肯定。
三、出任度支尚書，造福黎民百姓
泰始六年（西元二七〇年），鮮卑族在隴右的勢力迅速強大起來。六月，禿髮（拓跋）部首領樹機能進攻隴右地區（今甘肅六盤山以西，黃河以東一帶）。這時晉武帝派遣司隸校尉石鑑為安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以杜預為安西軍司，給兵三百人，騎百匹，以討伐樹機能。杜預到長安後，又被任命為秦州刺史，領東羌校尉。杜預剛到秦州，石鑑便讓他出擊樹機能。杜預考慮到當時正是鮮卑人的氣焰囂張之時，便向石鑑獻計說：「現在正是秋高草肥季節，鮮卑人兵強馬壯，又屢戰屢勝，士氣高昂；而官軍則是遠道而來，供應不繼，如果貿然出擊，必定勞而無功。不如先全力儲運糧草，等到來年春天，鮮卑馬困人乏之時，再出擊，定能一舉成功。」而且還上書石鑑，提出「五不可，四不須」等，堅決反對立即出兵。杜預的這一謀略頗有眼光，切實可行，但卻遭到石鑑的反對，加上二人本來就有矛盾，於是石鑑誣告杜預遷延時日，不聽調遣，擅自盜用軍資修建城門官舍。朝廷對此未經核實，便輕易地將杜預逮捕下獄。後來因為杜預是晉武帝的姑父，在皇親國戚的「八議」之列，才沒有被處死，而是以削除侯爵贖罪。
石鑑不聽杜預的建議，一意孤行，貿然對樹機能發動了攻擊，結果被樹機能戰敗，而他卻虛報戰功，最後落了個被免職的下場。隴右軍事形勢的發展，正如當初杜預所預料的，「隴右之事卒如預策」。
隴右軍事形勢的發展，使朝廷深知杜預善於籌劃。第二年正月，秦隴戰事未了，北部邊境又告吃緊，匈奴右賢王劉猛在并州（今山西太原市南）、河東（今山西夏縣東北）、平陽（今山西臨汾縣西南）等地起兵反晉。於是朝廷再次起用杜預，讓他在朝中以散侯的身份出謀劃策。不久，朝廷因四方戰事頻繁，國家財政困難，又讓杜預出任負責全國財政工作的度支尚書一職。
杜預出任度支尚書後，開始對全國的農業、手工業和財政收支進行治理。他首先從發展農業入手，向朝廷建議請立籍田。他認為國家的大事在於祭祀和農業，所以古代聖王無不躬耕於田畝，將收穫的農作物獻給宗廟祭祀，以此訓導天下，起表率作用。但近世以來，皇帝親耕變成了一種儀式，空有效法古人之名，而沒有供祀訓農之實。況且每行此典，百官車馬相從，造成不少浪費。所以他建議把籍田的面積擴大，把典禮變為實際行動，讓皇帝和百官都參加耕作，親自體驗耕作的艱難。這樣，農業生產便會提升上去，糧食生產和國庫收入相應也會增加。他的建議提出後，被晉武帝很快採納，並下令在洛陽城東建立籍田，面積千畝，晉武帝和王公大臣定期下田中耕作，從此，農業生產得到了應有的重視。
國家對農業生產的重視，再加上制定租調等一些刺激農民積極性措施的推行，農業生產得到了恢復和發展，糧食產量不斷增加，出現了連年的大豐收。但由於與之相應的手工業發展相對緩慢，再加上貨幣不足，就出現了穀賤布貴的問題，十分不利於農業生產的繼續發展。杜預除提高榖價外，還建議朝廷效法古代的做法，在主要農產區設立常平倉。即封建政府為穩定糧價，備荒賑濟而設置的糧倉。由政府委派官吏經營，穀賤時糴進，貴時賣出，以達到平抑物價的目的。杜預還提出各種「內以利國外以救邊者五十餘條」，如在水陸衝要地設關卡向販運食鹽的商人徵稅；政府向農家成年男女必須耕作的畝數以及人口數徵收戶口稅，等等。這些建議都被晉武帝採納，對於促進生產發展產生了極大的作用。
杜預在任度支尚書期間，還對與農業生產有密切關係的曆法進行改革。他認為「天象星體運行不息，日月星辰都是按照一定的規律運動的物體。天長日久，難免就會出現一些差錯，這是很自然的道理。春秋時太陽有時月月都蝕，有時多年不蝕一次，正是因為曆法不準確的緣故。曆法剛推行時，可能有小小的不準確，不易使人覺察，但年深日久，積少成多，差錯就會越來越大，不能不加以糾正」。他從這一觀點出發，深感現行曆法與天文現象不合，於是便和當時的天文學家李修、卜顯一起，重新推算曆法，編成《二元乾度曆》上奏朝廷。它與舊曆法相比，其優點多達四十餘處，因此很快被推廣實行，對農業生產起著積極的指導作用。
杜預在任度支尚書期間，還奏請朝廷在黃河上架橋，以方便官民往來。他認為黃河孟津渡口水流湍急，每有國家應急大事需要在此渡河時，險象環生，常有翻船的危險，造成生命財產不應有的損失，不如在這裡建造一座跨河大橋，對官員都有方便。但是這一合理的建議，卻遭到官員的反對。他們認為，洛陽是殷周以來的大都會，歷代聖賢都沒有在河上架過橋，必然有他們不架橋的道理。現在應該效法古人，不可貿然行事。針對這種墨守成規的觀點，杜預反駁道：「殷周聖賢沒有在河上架橋的說法是毫無根據的。《詩經》中有『造舟為梁』的詩句，就是製造船隻，將其連環固定在河面上，架木成浮橋，以渡渭水。這就說明殷周聖賢曾在黃河上架過橋。」他的建議後來得到晉武帝的默許。杜預親自負責在孟津建造一座跨河大橋，橋成之日，晉武帝與王公百官同去視察，並為他舉行了慶功宴會。宴會上，晉武帝舉杯祝賀說：「要是沒有您，也就沒有今天的橋。」杜預則謙虛地說：「沒有陛下的神武聖明，我也沒有顯露這些雕蟲小技的機會。」一句話，說得晉武帝非常高興。
杜預任度支尚書期間，還曾有過不少創造發明。他曾根據古書記載，製作了不少仿商周的文物製品。其中就有許多是失落於漢魏之際但曾被秦漢諸帝視為主室的祭祀仿製品，個個精美異常，巧奪天工，達到了以假亂真的地步，他把這些仿製品獻給晉武帝後，「帝甚嘉嘆焉」。另外，杜預還發明了連機水碓，就是利用水力帶動好幾個碓同時舂米，從而節省了人力，增加了工作效率。
杜預在任度支尚書的八年（西元二七一年～西元二七八年）中，多次獻計建安邊之策，論處軍國之要，校鹽運、制課調，獻計獻策達五十餘條，並且都被採納實施，取得了顯著的效果。由於他奇謀不斷，妙計不絕，對當時的各項工作起到了補偏救弊、損益萬機的作用，朝野無不稱美，人稱「杜武庫」，意思就是杜預的謀略就像貯藏器物的倉庫一樣，無所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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