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麒麟榜：那些年的那些謀士們（兩晉．大...

博學多識「杜武庫」 奇計迭出滅孫吳
杜預傳
林紅
杜預（西元二二二年～西元二八四年），字元凱，京兆杜陵（今陝西省西安市南）人。魏文帝黃初三年（西元二二二年）出生於一個世代為官的家庭，晉太康五年（西元二八四年）去世。他是西晉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以及史學家，曾對西晉的鞏固和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一、出身名門，少有大志
杜預所在的家族，自西漢以來便是全國少有的名門望族。祖父杜畿，是漢魏之際的名臣，魏文帝時官至尚書僕射，曾為曹操出謀劃策，整飭吏治，恢復農業生產，立下了汗馬功勞。父親杜恕，更是曹魏時期著名的謀臣，曾多次上疏陳述時弊，論議亢直，多所裨益，人稱直臣。魏明帝時官至幽州（治今北京市西南）刺史。
杜預自幼受家風的影響，頗有大志，又「博學多通，明於興廢之道」，對政治、經濟、軍事、曆法、律令、算術、工程均有研究和造詣。他常拿古人所說的三個不朽之業來勉勵自己，說「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及也」。意即自己不敢企望創立德業，而只是期望能夠建樹功績，著書立說。但他在三十歲以前，卻仕途艱難，頗不得意，其主要原因是受父親的牽連。杜恕是一位比較正直的官員。魏齊王芳時（西元二四〇年～西元二五四年），司馬氏勢力顯赫，壟斷朝政，杜恕不僅不黨附司馬氏，而且在上書言天下選舉得失時抨擊選官趨炎附勢，不同意征辟司馬懿輕薄無行的第五弟司馬通為官，因而得罪了司馬懿。他出任幽州刺史時，又因小事得罪了司馬懿的黨羽程喜，被逮捕下獄，後又被發配到章武郡（治今河北黃驊市北）充軍，四年後便病死在那裡。父親的這種不幸遭遇，使杜預頗受牽連，「久不得調」。
然而，杜預畢竟是一個非同一般的人。他的家族又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家族，所以司馬懿司馬師父子死後，司馬昭當政時，不僅重新啟用了他，還讓他襲封了祖父杜畿的豐樂亭爵位，又把自己的妹妹高陸公主許配給杜預，讓他在府上當了一名參軍。
二、撰修《晉律》，功不可比
景元四年（西元二六三年），司馬昭派鐘會、鄧艾等將領率軍伐蜀，把杜預作為心腹派到鐘會手下當了一名長史。司馬昭這樣的安排看似對杜預極為有利，但怎知天有不測風雲，鐘會滅蜀後舉兵叛亂，先殺手中將官。杜預險些喪了命，幸賴他的計謀而脫險。
杜預從軍平蜀後回到京師洛陽，成為有功之臣，被增封邑一千一百五十戶。這時司馬昭正加緊準備代魏建晉事宜，他一面逼魏元帝曹奐封自己為晉王，另一面又讓人為他準備改朝換代的禮儀、官制、法律等典章制度。杜預作為朝中學識淵博的官員，也被編入修訂法律工作的人員之中，與賈充等人共訂律令。
杜預參與撰修《晉律》的工作，開始於魏元帝咸熙元年（西元二六四年）。為了配合司馬氏即將代魏，需要安定和收買人心，緩和各種矛盾，在撰修《晉律》時，杜預便向司馬昭提出清除過去法律「繁雜」的內容，以「寬簡」的原則來制定《晉律》，以達到減輕刑罰，收買人心，代魏建晉的目的。這個原則得到了司馬昭的同意，四年後，晉武帝泰始三年（西元二六七年），《晉律》的撰修宣告完成。
《晉律》以漢《九章律》為藍本，參考了《魏律》。在撰修《晉律》的過程中，杜預等人本著「寬簡」的精神，對以往的舊律進行了大刀闊斧的刪革，它雖然比《魏律》多兩篇，共二十一篇，但條文卻只有六百二十條，兩萬七千六百五十七字，比漢魏律令大大減省了兩千條。與此同時，對法律的文句也作了大量的修改，比漢魏舊律更加通俗簡明。《晉律》大量減少了重罰的條文，如對婦女免除了連坐法，省去了漢末的禁錮之法等。這樣就有利於防止和減少犯罪，使統治集團中的人能支持司馬氏，從各方面來穩固其統治，加強地主階級專政。
杜預在撰修《晉律》的過程中，又對《晉律》逐條進行了註釋。完稿後向晉武帝上疏說：「法律是判斷人們是否遵守法度的準則，而不是窮究事物的道理，所以法律文字應當簡要，條例明確。斷罪條例從省，禁令也就簡化，律例簡明，人們也就容易知曉，就不易觸犯法令。而如果法律條文煩雜，文字艱深，就不會有此效果。古代的刑書所以要鑄造在鐘鼎和金石之上，正是為了杜絕異端淫巧，使天下盡人皆知的緣故。臣今日為《晉律》作注，正是要達到這個目的。」杜預的上疏正符合晉武帝統治的需要，於是司馬炎下詔，讓它和《晉律》一起頒行天下。
杜預在撰修和解釋《晉律》中所起的作用是別人所不能比擬的，正因為這個緣故，當時就有人把《晉律》稱為《杜律》。此後《隋書．刑法志》和《新唐書．藝文志》也都把《晉律》稱作《杜預律》。
修訂《晉律》的工作完成後，杜預出任河南尹（治今河南洛陽市東），又接受了晉武帝要他制訂王公百官進行考課的黜陟之法。這種對在職官吏的監督考評辦法，自西周以來各朝都有制訂，但都沒有認真執行過。杜預認為「上古時期，人們順應自然，虛心接受意見，以至誠之心待人，百姓便順服順從，心領神會，這樣就能治理好天下。到了中世，這種淳樸的民風漸漸消失，人事開始有了善惡美醜之分，這就必須設立官吏，頒行各種典章制度，才能治理天下。另外還要依靠賢哲作輔，使名位和功績相稱，賞罰要得當。要廣泛徵求意見，並採納臣下的建議。到了國政衰亂之世時，不能建立長治久安之制，就不得不求助於嚴刻苛細之法，不相信自己而相信別人，不相信別人而相信書簡。書簡越多，虛假便愈多；法令越多，乖巧便愈盛。過去漢代的刺史每年年終要向朝廷匯報當年的任職情況，官吏的勤惰清濁也由此而定。曹魏用京房的考課法，其制度不能說不嚴密周全，但由於太煩雜，有違考課本意，所以漢魏兩代都行不通。如果重申唐堯時考核官吏的辦法，力求簡明，則比較容易執行。儘量宣示萬物本性中所包含的『天理』，用精神領會、把握。這在於官吏本人，如果離開人而單單依靠法令，恐怕不會取得多好的效果。現在要想知道在職官員的優劣，最好的辦法是委任達官，各自考察自己所統屬的官員，每年選出優劣者各一人作為典型，以優者為楷模，以劣者為鑑戒。如此連續實行六年，然後再由主持者加以總結，將屢優者陞官晉職，屢劣者革職查辦，優多劣少者續用，劣多優少者降級。而現在的考課辦法卻不然，它難易不均，對優者要求過高，對劣者又過於寬大，不足以體現獎優懲劣的原則。如果一年一考課，積優以升陟，累劣而取黜，則是考察官吏的最好辦法。」他將自己的這一想法寫成奏章，上奏朝廷。因為這種考課黜陟之法簡便易行，並且賞罰分明，用人適度。晉武帝看後，覺得可行，於是下詔頒行天下。杜預的學識才智又一次得到發揮，並受到肯定。
三、出任度支尚書，造福黎民百姓
泰始六年（西元二七〇年），鮮卑族在隴右的勢力迅速強大起來。六月，禿髮（拓跋）部首領樹機能進攻隴右地區（今甘肅六盤山以西，黃河以東一帶）。這時晉武帝派遣司隸校尉石鑑為安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以杜預為安西軍司，給兵三百人，騎百匹，以討伐樹機能。杜預到長安後，又被任命為秦州刺史，領東羌校尉。杜預剛到秦州，石鑑便讓他出擊樹機能。杜預考慮到當時正是鮮卑人的氣焰囂張之時，便向石鑑獻計說：「現在正是秋高草肥季節，鮮卑人兵強馬壯，又屢戰屢勝，士氣高昂；而官軍則是遠道而來，供應不繼，如果貿然出擊，必定勞而無功。不如先全力儲運糧草，等到來年春天，鮮卑馬困人乏之時，再出擊，定能一舉成功。」而且還上書石鑑，提出「五不可，四不須」等，堅決反對立即出兵。杜預的這一謀略頗有眼光，切實可行，但卻遭到石鑑的反對，加上二人本來就有矛盾，於是石鑑誣告杜預遷延時日，不聽調遣，擅自盜用軍資修建城門官舍。朝廷對此未經核實，便輕易地將杜預逮捕下獄。後來因為杜預是晉武帝的姑父，在皇親國戚的「八議」之列，才沒有被處死，而是以削除侯爵贖罪。
石鑑不聽杜預的建議，一意孤行，貿然對樹機能發動了攻擊，結果被樹機能戰敗，而他卻虛報戰功，最後落了個被免職的下場。隴右軍事形勢的發展，正如當初杜預所預料的，「隴右之事卒如預策」。
隴右軍事形勢的發展，使朝廷深知杜預善於籌劃。第二年正月，秦隴戰事未了，北部邊境又告吃緊，匈奴右賢王劉猛在并州（今山西太原市南）、河東（今山西夏縣東北）、平陽（今山西臨汾縣西南）等地起兵反晉。於是朝廷再次起用杜預，讓他在朝中以散侯的身份出謀劃策。不久，朝廷因四方戰事頻繁，國家財政困難，又讓杜預出任負責全國財政工作的度支尚書一職。
杜預出任度支尚書後，開始對全國的農業、手工業和財政收支進行治理。他首先從發展農業入手，向朝廷建議請立籍田。他認為國家的大事在於祭祀和農業，所以古代聖王無不躬耕於田畝，將收穫的農作物獻給宗廟祭祀，以此訓導天下，起表率作用。但近世以來，皇帝親耕變成了一種儀式，空有效法古人之名，而沒有供祀訓農之實。況且每行此典，百官車馬相從，造成不少浪費。所以他建議把籍田的面積擴大，把典禮變為實際行動，讓皇帝和百官都參加耕作，親自體驗耕作的艱難。這樣，農業生產便會提升上去，糧食生產和國庫收入相應也會增加。他的建議提出後，被晉武帝很快採納，並下令在洛陽城東建立籍田，面積千畝，晉武帝和王公大臣定期下田中耕作，從此，農業生產得到了應有的重視。
國家對農業生產的重視，再加上制定租調等一些刺激農民積極性措施的推行，農業生產得到了恢復和發展，糧食產量不斷增加，出現了連年的大豐收。但由於與之相應的手工業發展相對緩慢，再加上貨幣不足，就出現了穀賤布貴的問題，十分不利於農業生產的繼續發展。杜預除提高榖價外，還建議朝廷效法古代的做法，在主要農產區設立常平倉。即封建政府為穩定糧價，備荒賑濟而設置的糧倉。由政府委派官吏經營，穀賤時糴進，貴時賣出，以達到平抑物價的目的。杜預還提出各種「內以利國外以救邊者五十餘條」，如在水陸衝要地設關卡向販運食鹽的商人徵稅；政府向農家成年男女必須耕作的畝數以及人口數徵收戶口稅，等等。這些建議都被晉武帝採納，對於促進生產發展產生了極大的作用。
杜預在任度支尚書期間，還對與農業生產有密切關係的曆法進行改革。他認為「天象星體運行不息，日月星辰都是按照一定的規律運動的物體。天長日久，難免就會出現一些差錯，這是很自然的道理。春秋時太陽有時月月都蝕，有時多年不蝕一次，正是因為曆法不準確的緣故。曆法剛推行時，可能有小小的不準確，不易使人覺察，但年深日久，積少成多，差錯就會越來越大，不能不加以糾正」。他從這一觀點出發，深感現行曆法與天文現象不合，於是便和當時的天文學家李修、卜顯一起，重新推算曆法，編成《二元乾度曆》上奏朝廷。它與舊曆法相比，其優點多達四十餘處，因此很快被推廣實行，對農業生產起著積極的指導作用。
杜預在任度支尚書期間，還奏請朝廷在黃河上架橋，以方便官民往來。他認為黃河孟津渡口水流湍急，每有國家應急大事需要在此渡河時，險象環生，常有翻船的危險，造成生命財產不應有的損失，不如在這裡建造一座跨河大橋，對官員都有方便。但是這一合理的建議，卻遭到官員的反對。他們認為，洛陽是殷周以來的大都會，歷代聖賢都沒有在河上架過橋，必然有他們不架橋的道理。現在應該效法古人，不可貿然行事。針對這種墨守成規的觀點，杜預反駁道：「殷周聖賢沒有在河上架橋的說法是毫無根據的。《詩經》中有『造舟為梁』的詩句，就是製造船隻，將其連環固定在河面上，架木成浮橋，以渡渭水。這就說明殷周聖賢曾在黃河上架過橋。」他的建議後來得到晉武帝的默許。杜預親自負責在孟津建造一座跨河大橋，橋成之日，晉武帝與王公百官同去視察，並為他舉行了慶功宴會。宴會上，晉武帝舉杯祝賀說：「要是沒有您，也就沒有今天的橋。」杜預則謙虛地說：「沒有陛下的神武聖明，我也沒有顯露這些雕蟲小技的機會。」一句話，說得晉武帝非常高興。
杜預任度支尚書期間，還曾有過不少創造發明。他曾根據古書記載，製作了不少仿商周的文物製品。其中就有許多是失落於漢魏之際但曾被秦漢諸帝視為主室的祭祀仿製品，個個精美異常，巧奪天工，達到了以假亂真的地步，他把這些仿製品獻給晉武帝後，「帝甚嘉嘆焉」。另外，杜預還發明了連機水碓，就是利用水力帶動好幾個碓同時舂米，從而節省了人力，增加了工作效率。
杜預在任度支尚書的八年（西元二七一年～西元二七八年）中，多次獻計建安邊之策，論處軍國之要，校鹽運、制課調，獻計獻策達五十餘條，並且都被採納實施，取得了顯著的效果。由於他奇謀不斷，妙計不絕，對當時的各項工作起到了補偏救弊、損益萬機的作用，朝野無不稱美，人稱「杜武庫」，意思就是杜預的謀略就像貯藏器物的倉庫一樣，無所不有。

博學多識「杜武庫」 奇計迭出滅孫吳
杜預傳
林紅
杜預（西元二二二年～西元二八四年），字元凱，京兆杜陵（今陝西省西安市南）人。魏文帝黃初三年（西元二二二年）出生於一個世代為官的家庭，晉太康五年（西元二八四年）去世。他是西晉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以及史學家，曾對西晉的鞏固和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一、出身名門，少有大志
杜預所在的家族，自西漢以來便是全國少有的名門望族。祖父杜畿，是漢魏之際的名臣，魏文帝時官至尚書僕射，曾為曹操出謀劃策，整飭吏治，恢復農業生產，立下了汗馬功勞。父親杜恕，更是曹魏時期著名...

前言
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在《激盪的百年史》一書中曾說，中華民族「是東方最優秀的民族」。中華民族之所以優秀，不僅僅在於她勤勞、勇敢，而且在於她的智慧。這種智慧在歷代謀士身上得到了典型的體現。
這裡所說的謀士，不是指會耍點小聰明的人，而是指為上司出謀劃策、能謀善斷，成就了一番大事業的謀略家。本書所選取的都是歷代謀士中有代表性的人物。書中所述事蹟都有史實根據，沒有無中生有的編造。為了便於廣大讀者閱讀，本書一改學術論文式的寫作形式，力求通俗易懂，行文生動形象，不大段引用艱澀的古文，而在使用時譯為白話。書中儘可能少加注釋或不加注釋，對所據主要文獻在文後一併列出。
每篇都以時間為經，以人物事蹟為緯，既簡要交代出人物生活的大背景，又儘量突出謀士個人的活動。尤其是對於能影響事件進程的主要謀略多著筆墨，力求寫出其謀略的主要影響和特徵。
在一個競爭激烈的時代，謀略比知識顯得更重要。謀略和知識是有區別的：知識是對已經存在的事物的瞭解，謀略則是對尚未發生的事件的預測和判斷；講知識是為了求知，講謀略是為了致用。謀略是對知識的綜合運用，但又不完全受知識的制約，而更主要的是謀士個人的敏銳和隨機應變。從書中可以看出，有的謀士並不是學富五車的飽學之士，但卻往往能料事如神，出奇制勝。
中國自古以來就十分重視謀略，視謀略為國家興亡、事業成敗的關鍵。《孫子兵法》實際上就是講謀略的軍事教科書。書中提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這裡所說的「上兵伐謀」，就是要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自然是「善之善者也」。有一句流行的俗語說：「狹路相逢勇者勝，勢均力敵謀者成。」這都強調了謀略的重要。
謀略與通常的道德觀念是格格不入的。道德觀念溫情脈脈，而謀略則顯得嚴酷和冷峻。這是因為，謀略面對的是敵對營壘，而不是親朋好友，所以總是「策劃於密室」，唯恐讓外人知道。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就是「陰謀」。洩謀歷來為兵家之大忌。但是，這裡所說的謀略，要比一般陰險小人的陰謀詭計高明和博大，而且面對的主要是敵對營壘，故能為大家所接受和欣賞，視之為制勝的必要手段。
中國歷史上存在著發達的謀略文化。它是中國大文化的一部分，文化蘊含十分深厚。看一下春秋戰國時期的歷史舞台就不難發現，活躍於舞台上的主要就是一些謀士。他們四處遊說，兜售自己富國強兵、克敵制勝的謀略，希求一用。當他們不能被任用時，就顯得悽悽惶惶、就苦惱、就「孤憤」。中國的謀略文化與西方的宗教文化不同，強調的是人事，是「治國安邦平天下」，強國富民。正因如此，一些謀略家對推動中國歷史的發展起到有益的作用。
謀士們都有幾個共同的特點。一是功利性，或稱之為實用性。他們設謀都是以利害為出發點，目標是奪取勝利。為了實現這種目標，他們對天、地、人及各種事物的考察都帶有功利化的色彩。二是競爭性。謀士最活躍的時期就是競爭最激烈的時期。為了進取，為了克敵制勝，謀士的謀略就閃爍起耀眼的光彩。三是靈活性，或稱之為隨機性。對於謀士來說，任何理論和經驗都只具有相對的、有限的意義。他們更主要的是依靠對形勢的瞭解和直覺，在錯綜複雜和瞬息萬變的情況下獻計獻策，以出奇制勝。四是保密性。謀士們都是密謀策劃，洩密就意味著失敗。
由於謀士個人接受的教育和信仰不同，其謀略也表現出不同的特色。例如，儒家以攻心為上，實際上就是將道德功利化。法家則較為嚴苛和冷酷，像吳起為了贏得魯國信任而「殺妻求將」，這在儒家士人中就難以找到。道家更講究以靜制動，以柔克剛。魏晉時期崇尚黃老，王導和謝安都持之以靜，緩和了南北士族和新舊士族之間的矛盾，使東晉政權獲得百餘年的安寧。信奉佛道學說的謀士不貪圖祿位，像李泌、劉秉忠和明代的姚廣孝，他們平時以皇帝的賓友自居，事急則前來獻謀，事成則遊於名山或退居寺觀，官位如同虛授。縱橫家的謀略則主要表現在遊說和辯難上，例如張儀、蘇秦即是其典型代表。
歷代謀士所表現出來的謀略和智慧，對中國社會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成為中國人民文化生活的重要內容。不要說一般讀書人對他們的事蹟知之甚詳，即使目不識丁的鄉間老農，也能神采飛揚地說上幾段出奇制勝的智謀。像「明修棧道，暗度陳倉」、「聲東擊西」、「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等俗語，更是婦孺皆知。
今天，全國上下都在為實現現代化而奮鬥，市場經濟中所表現出來的競爭性越來越激烈，人們越來越了解到知識和人才的重要。歷代謀士為我們提供了巨大的智慧寶庫，人們至今仍可以從中得到有益的啟發和借鑑。我們同時希望，對於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社會風氣的形成，本書能起到某些積極的推動作用。
謀略可以治國安邦，但為心術不正者所利用也會禍國殃民。就謀士本人來看，也有缺點，也有失算的時候。有的謀士在功成名就之後變得昏昏然，結果自身不保，即是明證。如果一個人過分地倚重計謀，就會變得詭詐和自私，不利於維護社會正義和公平。謀略文化像其他的古代文化一樣，也存在著精華和糟粕。因此，今天我們在吸收其精華的同時，也應剔除其糟粕部分。正是出於這種考慮，書中所選都是對歷史進步或多或少有所貢獻的人物，而對那些雖有計謀但屬於奸邪之徒的人物則不予收錄。
本書收錄範圍上起先秦，下至近代，現代人物未收。在收錄時既考慮到人物的代表性，又考慮到時代性，即每一個大的朝代都有人入選。細心的讀者或許可以看出，受時代的影響，不同時代的謀士也表現出了不同的特色。
由於篇幅所限，有些頗為出名的謀士也沒有選入。有的謀士雖然很出名，但因事蹟太少，難以成篇，也未入選。對於書中入選的謀士，書中的分析和評述也難保十分準確和恰當。對此，尚祈讀者指正。
書稿成於多人之手，雖經主編反覆修訂，但行文風格仍不盡一致，請讀者見諒。本書最初由山東人民出版社於一九九七年出版，今經修訂，得以在遼寧人民出版社再版，我感到十分高興。其間，梁由之先生極力推薦，話語中充滿著對文化事業的執著和虔誠，令人感動。遼寧人民出版社的艾明秋女士精心籌劃，為本書的出版付出了大量的心血，謹在此一併致以誠摯的謝意。
晁中辰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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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博學多識「杜武庫」　奇計迭出滅孫吳──杜預傳
綏撫新舊　清淨為政──王導傳
多智謀戀情山水　弈棋間破敵百萬──謝安傳
捫蝨高談天下事　威德並舉建奇功──王猛傳
敢「獻納忠讜」　致「貞觀之治」──魏徵傳
身居高位一身清廉　為民除害臻於太平──姚崇傳
憂國憂民亦仕亦隱　大智大略逢凶化吉——李泌傳
足智多謀安天下 「半部論語致太平」——趙普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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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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