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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大會氣氛這麼溫暖，即使像我這麼一個身體狀況不佳的人，也止不住做一些思考。這包括我們文學的問題，也包括我們生存的問題。千言萬語，我想從一位年輕朋友不久前的談話說起。
這位年輕的朋友，大學即將畢業，家庭生活優越，學習生活優良，但他說他很苦悶，日子過得非常空虛，似乎想要抓住什麼也無能為力。他問我：「你們辦《筆匯》和《文學季刊》的時候，正是臺灣處於有各種發展可能的階段，有的人把著眼點放在現實的物質利益上。而你們這一群朋友卻選擇那麼天真，那麼浪漫，那麼具有理想主義的幹勁，即使受到挫折也仍然那麼自得其樂，這有什麼原因呢？」
我就很簡單的回答說：我們這一代，稍微早一點、稍微晚一點的人，大概都多多少少受到五四運動及五四運動以後，三〇年代以及抗戰現實的影響。苦難的現實使人無法逃避，所以從我們讀書的時候開始，從小學開始，都有一個精神在後面鼓動我們，那個精神是什麼呢？就是一種人文精神。使他做任何事，都有一種使命，一種任務，一種目標，一種理想，不是僅僅為了自己的生活好壞， 賺多少錢，得到怎樣的物質享受，而是有一種至高的東西在引導著大家。
這種精神似乎在抗戰勝利以後，在二十世紀的五〇年代，仍然成為臺灣知識分子鼓動生命的源泉。
李遠哲得到諾貝爾獎的時候，他的一位朋友說：「這也與他受的中學教育有關。」李遠哲讀新竹中學的時候，正是辛志平先生當校長的年代，他是一位開放的自由主義者，他拆除學校的圍牆， 圖書館藏書也十分豐富，其中有兩本開明書局出版的雜誌，一本叫做《開明少年》；一本叫做《開明中學生》。它們為同學們在思想上作了普遍的啟蒙，據說其中一篇舊俄的小說《藍色的毛毯》， 就啟發了很多人攻讀化學的熱誠。
今天我們也許有人會問：「他們算不算得上是左派」，這是沒有意義的話。平實而言，他們大概都是法國作家羅曼．羅蘭的信徒。這位羅曼．羅蘭先生在兩次世界大戰前後，經由傅雷先生的介紹或翻譯。他主要的著作《米開朗基羅傳》、《貝多芬傳》、《托爾斯泰傳》和把他們三人的人道光輝結合成一個典型的小說人物，這個典型的小說人物就叫作約翰．克利斯朵夫。他寫的是十八、十九世紀以後，歐洲社會在精神上所顯示的衰敗現象以及對這種衰敗現象所產生的焦急與不安。綜合而言，那就是人們常用的一個名詞「虛無主義」，這正是歐洲史在近代所呈現的景象。從尼采開始到目前一般思想家為止，都認為如果不能克服這種不治之症，人類的苦難將會一波一波的增多：鬥爭、殺人、法西斯、獨裁，各種恐怖主義的出現，也就隨之造成了人們道德的敗壞。然而當我們讀到羅曼．羅蘭的作品時，便會在人世間悲苦、茫然、挫敗，重獲奮鬥的力量和生命的喜悅。這些作品所呈現的精神，正是羅曼．羅蘭對新歐洲的期望，希望陳腐的歐洲能夠從虛無主義的迷惘中重獲新生。
各位朋友，在這次大家報到的手冊中有一首我手寫的詩人方思的作品叫作《給》，這是我最喜歡的一首詩，也多次借來贈送朋友，在座的陳芳明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我為什麼說喜歡這首詩呢？因為它呈現出來的正是如羅曼．羅蘭筆下的人物那樣，讓人在其中得到啟發，在此讓我重讀一遍吧：
倘若每一思念，每一渴望
每一充盈苦痛的心跳都是存在
那麼，多少次短暫而永恆的經驗
我已活過
多少次的死亡，多少次的重生
你是遠赴天邊的西風
我是那鷹追趕希望
你是智慧
我是以有涯逐無涯的凡人
擲滿懷信仰的一生於真理的等待
這裡所說的「多少次的死亡，多少次的重生」，我們在這裡所看到的不僅是一個知識分子的苦難，更是他們晶瑩的生命……
──尉天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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