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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編 新舊兼綜：中國政治轉軌的複合結構
本書上編主要從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演變着眼，觀察和分析中國現代轉型走到今天的種種變化和結構面相，並引國際上的一些國家和地區的經驗、教訓為鏡鑒。
一／政治轉軌的遠因與鏡鑒
“中國問題”異常複雜。它既有五千年文明如何更新的歷史遺產，又有當前政治體制在世界體系中的拒斥與融合，有十分現實的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國土上十四億人口的麵包問題，也有巨大的社會分化帶來的國家與個體之間的、個體與個體之間的激烈衝突，及對公平、正義、自由空間等的訴求。這一切疊加、聚焦為“政治轉軌”命題。
停滯，在現代化的起點上
公元1492年，明朝弘治五年。
兩幅歷史圖畫，呈現在人們的面前：在西班牙，哥倫布終於獲得了伊莎貝拉女王的同意，簽署了《聖塔菲協議》，準備遠洋航行到印度並與之開展商貿活動。伊莎貝拉授予冒險家哥倫布貴族稱號，任命他為航海發現的海島和陸地的統帥與總督，以及得到一定比例的財富分成。哥倫布帶領船隊艱苦航行，於10月到達美洲大陸。誤會成就了哥倫布—原本一個勁兒想到印度、日本和中國以便得到黃金的航程，卻因為計算錯誤，到達並發現了美洲大陸。哥倫布到死都還認定自己到達的是印度，將美洲土著稱為印第安人。他絕對沒有料到在現代商業利益驅使下，為人類開闢了一個嶄新的“世界”體系。自此，農業文明的輝煌終結了，海洋文明時代宣告到來。隨着麥哲倫之後的南美航行，全球時代進一步凸顯出自己的輪廓。
在中國，具有巨大腹地的大陸養成的人們固守陸地的習性，為明王朝似乎牢固的統治提供了足以維持王權的各種豐富資源。皇帝治國的事務，便也總是盤桓於那幾件令人憂心的事情上面：在這一年，明朝皇帝像以往一樣忙於賑災。按照翦伯贊主編的《中外歷史年表》所記：“六月，免南京去年災區稅糧。七月，以山東旱，南京、浙江水，振（賬）之。河決數道入運河，奪汶入海，征夫十五萬治之。”除開賑災，皇帝就是忙於收拾局部的社會動亂，三月，有“韋朝威起事”；十月，“貴州都勻苗乜富架等起事”，日子似乎不是很太平，真有點令皇帝擔驚受怕。治亂循環亙古不變地糾纏着咱們中國的皇帝。
不是從今天退回數百年看這一年，我們也許不會對西班牙統治者謀求土地與財富的衝動有什麼奇怪，因為統治者似乎總是慾壑難填，不斷地謀取他們所意欲得到的東西。而中國皇帝也僅僅是在做着他們千百年來熟知的治國事務，並沒有什麼特別令人驚怪的事情。但從今天往回看，1492年的年代學意義就太突出了。因為從這一年開始的歷史變遷，逐漸造就了中西社會發展的巨大差異──“中”、“西”的地域含義就此具有了“古”、“今”的特殊內涵。這也許是伊莎貝拉和弘治皇帝當初絕對未曾料到的事情。歷史就是這樣，當局者迷，旁觀者清。人們總是只能做“事後諸葛亮”。
往1492年的深處看，哥倫布被現代慾望支配着的政治遊說，具有明顯不同於傳統的蘊含。他遊說伊莎貝拉的過程，就是一個打破傳統的“政治權力面前平等”的過程，也是一個權力、名位、財富、冒險的現代糾結範例。哥倫布本是意大利人，靠航海謀生。後來因為海難到了葡萄牙，在貿易商行裏任職。他得到一個意大利地理學家繪製的地圖，萌發了開闢東方新航線的遠航意圖。他首先向葡萄牙國王若奧二世兜售自己的航海計劃，但這個時候葡萄牙人對於航海的敏銳感顯然已經不足，哥倫布碰壁而回。於是，他轉而向正在謀求海上貿易通道的西班牙國王伊莎貝拉推銷他的計劃。西班牙人正遭遇向東航行的障礙，向西又遇上阿拉伯人問題而無法通過陸路與印度通商。於是，哥倫布的建議對西班牙精明的伊莎貝拉女王具有顯而易見的吸引力。即使如此，當女王將哥倫布的建議交給一個委員會審查的時候，兩次都遭到否決。在他準備投向法國的時候，女王終於被人說動，與哥倫布簽署了協議。協議內容顯然與滿足西班牙王室和哥倫布個人的不同期求有關：王室以擴張為目的，哥倫布以金錢和權力為追求。哥倫布在率領航海船隊向想像的目的地“印度”進發的時候，全程交織着慾望與陰謀。當他以為自己到達“印度”，並班師回朝的時候，得到了巨大的榮譽。只是由於後來的一段時間裏，他並不如人願，沒有帶給西班牙人以期望中的巨大財富，才在鬱鬱寡歡中了其一生。不過人們從哥倫布航海的歷程中不難看出，被獲得巨大財富的慾望所支配的現代擴張具有的“侵略”本質。哥倫布與伊莎貝拉的交易，是金錢與權力的交易，而不是權力之間的較量。而且金錢並不是呈現在眼前的現錢，而是一筆預期的財富。即使屬於預期的財富，也足以發動國家權力支持可能獲得這筆財富的冒險行動。這就是現代精神的體現。權力不再是絕對支配一切的力量，它必須練習跟財富交易的新本事，否則權力就得不到誘人的財富強大無比的支持。古典權力依靠軍事力量獲得可靠支撐的歷史，逐漸演變為現代權力依靠攫取財富獲得保障的現實。
1492年，就此成為人類歷史邁進“現代”的標誌。
同一年的中國，似乎依然是那麼從容地行走在自己爛熟於心的社會政治文化路途上。皇帝還是那個名義上擁有全國領土的國家象徵。只不過從開國以來，明朝的皇帝們就習慣了由太祖朱元璋開闢的專權治國思路。“身在深宮，明照四海”不說，皇帝大權的獨攬甚於以往歷朝歷代。這種改變最要緊的是還具有些微約束或改善皇權專制的相權，已經被朱元璋廢除掉了。皇帝擅權自然更加沒有限制。後於朱元璋而成為“守成”的諸皇帝，也許覺得國家疆土已經足夠廣袤，財富足夠皇室消耗，所以既沒有征服疆土的雄心壯志，也沒有東向航海與西拓疆土的願望。一切就這麼故步自封地延續着。弘治皇帝是明朝第十位皇帝，一切守成的典章制度不說爛熟於心，起碼也能有樣學樣。
明孝宗弘治皇帝朱祐樘18歲上就繼位了，被人們稱為明中葉的一位仁君。因為嚴於吏治，將前朝擅於弄權的大臣悉數逐出京城，大量啟用賢能人士，更定律制，復議鹽法，革除時弊，興修水利，發展農業，與民休息，天下稱頌。除開對北部邊患疏於治理以外，弘治勤於朝政，舉措適當，皆為人讚賞。據記載，他甚至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疏遠女色的皇帝，後宮只有一位皇后，沒有其他嬪妃。真是一個政治上勤政、私德上自律的好皇帝。
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縱比好皇帝，橫比實在孬。弘治跟他的前輩相比，算是一個明君。但是跟同一個時期的西方國王相比，弘治皇帝簡直就是“耽誤中國現代轉型第一人”。在航海時代來到的時刻、在海洋文明興起之際，弘治完全不明“世界”大勢，徹徹底底固守“天下”體系。在傳統範圍內來看，他無可厚非，值得讚譽；在現代轉型角度審察，他缺乏進取，無可稱讚。尤其當國家競爭開始了一個全球打通的白熱化進程的時候，弘治完全處於懵然無知的狀態，這對於國家的長期命運所發生的極為消極的影響，就有些無從寬恕。相比於伊莎貝拉這樣的女王，雖然是基於財富和權力的衝動，但是政治謀劃和攫取財富的智慧結合在一起，足以開闢人類歷史的新篇章。弘治誠然是道德上的君子，不擅權、不貪色、勤理政、善愛民。但是，國家權力必須走上謀求國際主動權的時候，只有像伊莎貝拉那樣的國王才足以引導國家走上持續發展之路，反過來看弘治，他不過是一個像樣的守成君王而已。國家正當求變之際，他的懵懂已經夠國家付出長期代價。
這當然不是弘治皇帝個人的問題。這是一個文明形態選擇的問題，也是一個文明僵化的命運問題。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是，黃土文明與海洋文明交匯的時候，黃土文明總是缺乏對峙海洋文明的力量感。這是因為，黃土文明是內源耗竭式文明。從它發生那一刻起，它的封閉性一直消耗着文明的內源動力，以至於到後來，文明的自我更新能力都逐漸喪失掉了──人們熟知的中華文明是早熟的文明，就是在這個意義上被理解的；人們知曉的中華文化是超穩定的文化，也是在這個意義上被確認的；人們了解的中國近代捱打的處境與借助外力對傳統的摧枯拉朽，也是在這個角度被認知的。不管人們基於什麼樣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近代邊沿的中國裹足不前，就這麼注定了具有“侵略”本質的現代文明顛覆中國傳統的命運。中國的被動捱打在伊莎貝拉批准哥倫布航海的時候，似乎就潛蟄其中了。
歷史就這麼定格了。1492 年，伊莎貝拉與哥倫布在會商權力和利益的分割，弘治皇帝與群臣在溝通如何處置動亂和水患。一個向外，一個向內；一個擴張，一個收斂；一個利益主導，一個道德示範；一個武力征服，一個勤政廉潔；一個權力分割，一個權力集中；一個縱橫捭闔，一個安於守成…… 國家君王的取向差異，就此決定了國家跨入“世界”之際大喜大悲的不同命運。
1492年開始的“現代”，中國就停滯在大門之外。
這一停滯，並不是源於長期的落後，而是源於文明變革的文化機制。中華古典文明結構而成的小農經濟、皇權政治、一元文化與西方出現的現代文明呈現的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多元文化新型組合，相比而言，兩者之間具有的古典延續力和現代創新力是具有完全不同的功用的：前者是維持性的文明，它澆注了可長久的文明之花；後者是創新性文明，它開創了現代性的文明境界。精於計算的現代文明與長於道德感召的傳統文明，在1492 年兩個國王的不同行為中，奠定了各自命運的未來基調。
為現代籌備：15世紀前後中西會計的差異及其影響
在現代的邊沿，意大利發揮了推動人類活動方式從傳統向現代轉變的積極作用。
14、15 世紀的時候，因為商業的迅速發展，意大利逐漸興起了現代經濟計算手段。不要小看現代會計興起的重大意義。著名在美華人歷史學家黃仁宇在流行很廣的著作《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中曾經切中肯綮地指出，資本主義就是一個“以數目字管理”的經濟形態。正是由於人們把經濟活動中的數目字弄清楚了，成本－效益勾連起來的現代經濟活動才真正有效地運轉開來。因此，意大利人貢獻的現代會計理論與實操方法──複式簿記方法，對於現代資本主義工商企業實現低成本、高績效的企業運轉，發揮了非常重要的推進作用。根據坊間的會計史著作記載，意大利式借貸簿記法，也就是今天人們熟知的複式簿記，是意大利北部城市為了適應商人的需要逐漸發展出來的一套會計方法。意大利最古老的會計賬簿，目前保存下來的是1211年佛羅倫薩銀行家的簿記。在賬簿中，按客戶的姓名開立賬戶，用借貸上下連續的方式登記與顧客的每筆交易；各賬戶之間是相互聯繫的，還可以進行轉賬。到了13世紀末期，除這類人名賬戶外，又開立了物名賬戶，進行敍述式的會計記錄。進入14世紀以後，隨着行商向定居商人的轉變，定居商人及其合作社逐漸擴大，產生了代理人。城市商業的發展較為迅速，簿記的方法也有了顯著效用。延宕至14世紀下半葉，開始使用在總賬的前半部分記借方、後半部分記貸方的方法，逐步地將全部賬戶改為左借右貸、左右對照式的“兩側型賬戶”。從此，佛羅倫薩的複式簿記記錄出現了一個嶄新的局面。
由於人名賬戶與物名賬戶交錯記賬，人們對於敍述式的會計記錄漸漸感到不太方便，努力以一種簡明的會計記錄取代層次雜亂的敍述式會計記錄。於是，14 世紀末到15世紀初，上升到理論形態的複式簿記正式誕生。1494年，意大利傳教士盧卡• 帕喬利的名著《算術、幾何、比例概要》，正式開啟了複式簿記的理論論述之門。該書共分五卷。第一卷論述代數和算術；第二卷論述商業算術和代數；第三卷論述簿記；第四卷論述貨幣和兌換；第五卷論述純粹幾何學和應用幾何學。而專門論述借貸複式記賬法的內容則列於該書第三卷第九部第十一篇《計算與記錄要論》。本篇共分36章。根據會計史家的簡述，這一部分的內容包括：緒論；財產目錄；財產目錄的標準形式；有益的勸告和建議書；三種主要的會計賬簿；日記賬；商業賬簿的判別方法；日記賬的記錄方法；九種購入業務的記賬方法；分戶賬；“借”、“貸”符號；分戶賬的借方和貸方；總賬用語──現金和資本；總賬；從分戶賬向總賬結轉的方法；將“現金”和“資本”轉入總賬借方和貸方的方法；用匯票支付的記錄方法；商業活動中經常發生的交易和合伙的記錄方法；官廳會計的記錄方法；交易所的會計記錄方法；用匯票支付的記錄方法；商業活動中經常發生的交易和合伙的記錄方法；合伙交易的處理方法；各種費用的記錄方法；店鋪（分店）會計；分戶賬和總賬中的銀行賬戶；收支賬戶；差旅費的記錄方法；損益賬戶；總賬的結轉方法；總賬的年度變更方法；試算表的編製，錯誤記錄的更正；總賬平衡；在結賬時發生交易的記錄方法；舊總賬的結賬；借方和貸方的總計；書信的保存方法；商業賬簿的記賬規則和方法概要。之所以把這一部分的內容不厭其煩地引述出來，既是想讀者看清楚複式簿記的內涵，也好與同時期中國會計內容進行比較。
會計史家為我們總結道：《計算與記錄要論》全面系統地總結了當時流行的威尼斯複式記賬法，並從理論上給予了必要的闡述。這部著作不僅是意大利數學發展史的光輝篇章，而且還開創了會計發展史的新紀元，是人類最早關於複式簿記的劃時代的文獻。這部著作的出版，宣告了中世紀會計的結束，近代會計的開始。正是因為這本巨著，使得盧卡• 帕喬利在會計史上具有與但丁在文學史上、貝多芬在音樂史上完全相同的地位，使得帕喬利當之無愧地成為會計史上一位重要的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巨人。
也正是由於帕喬利的這部著作，使得1494年不僅成為會計發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使會計開始以一門真正的完整的系統的科學而載入史冊，而且也使得這一年成為開啟資本主義企業成本──效益核算原則的經典元年。在某種意義上講，不是現代複式簿記記賬方法的發現以及在理論上的完整闡述，人們很難根據傳統的記賬方法真正準確地掌握收支的狀況，因此也就難以奢望降低企業的經營成本，極大地提高經濟活動的效益，資本主義對於經濟績效的提高也就無法期待。從這個意義上講，1494年帕喬利對於複式簿記的理論論述，實在是顯示了一個為現代經濟活動進行籌備的工作具有的重要價值。這使1494年具有從傳統向現代轉變的特殊年代學意義。因為正是這樣的變化，才使馬克斯• 韋伯所謂理性主義的資本主義精神、桑巴特所謂精於計算的貪婪和創設企業的努力，融合進工業企業和商業企業的日常活動之中，並終於成為人類現代社會經濟活動習以為常的方式。對此，只要閱讀一下黃仁宇撰寫的《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就可以得到較為深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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