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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小刀會址憶陳劉，一片紅巾起海陬。日月金錢昭日月，風流人物領風流。玲瓏玉壘千鈞重，曲折樓臺萬姓遊。坐使湖山增彩色，豫園有史足千秋。
——郭沫若
發生在 1853年的上海小刀會起義，是上海及周邊地區人民反抗淸朝封建統治和外國資本勢力的武裝鬥爭，也是太平天國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次鬥爭中，無論是起義的領導者，還是小刀會的普通戰士，都表現出了大無畏的鬥爭精神和愛國主義精神。
“威武不能屈”是中華民族長期以來推崇的人格精神，面對強權，勇於鬥爭，面對強暴，不屈不撓。小刀會起義具體體現了這種人格精神。他們面對強大的反動勢力，從不退縮畏懼，面對敵人的先進武器，他們拋頭顱，灑熱血；面對淸軍的重重圍困，他們吃野菜、河裡的小螃蟹，把箱子上包的和舊皮鞋鞋底的皮煮熟了吃，吃完了扔堅持戰鬥。小刀會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孤軍奮戰，堅持了十七個月之久。小刀會的重要領導潘起亮，在小刀會起義失敗後加入太平天國，長期奮戰達十年之久，真正體現了“威武不能屈”的精神。
小刀會起義的主體是普通的農民和貧苦的水手，從這些社會底層的人身上，樸素的自尊、自愛，升華為愛國主義精神，他們自發地維護國家的尊嚴和利益，義正詞嚴地指責外國勢力對中國事務的干預，表示對任何干預行為，都不會有所畏懼。面對法國侵略者的威逼誘騙，小刀會的領導人堅定地說：我們不怕法國人，如果法軍來，就等他們來，並跟他們一拼，至於我們，決不侵犯人家。要作戰到底，甚至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小刀會的首領劉麗川在給英美法等國代表的信中，這樣莊嚴宣告：今日之中華實已與外邦並駕齊驅。
重新回顧小刀會起義，我們今天的靑少年可以從中學到很多東西，其中最主要的是愛國主義的偉大人格精神，愛國主義精神是中華民族偉大的精神力量，在整個民族漫長的發展歷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今天，更加是我們寶貴的精神財富。
革命前的準備
東校場，西校場，人強馬又壯，要投小刀會，去到點春堂。——小刀會起義時期歌謠
西元1843年，上海根據淸政府簽訂的《南京條約》和《五口通商章程》，開闢為通商口岸。經過十年的發展，上海已經從原來一個海邊縣城，變成了一座初具規模的城市。來自江蘇、浙江、安徽、廣東、江西、山東等地的勞動者，不斷湧入上海，為上海的繁榮發展奠定了基礎。外國侵略者對上海的覬覦是由來已久的，早在1832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的職員林德賽就曾經和傳教士郭世立一起，乘坐商船在中國沿海窺探，他們的船在上海停泊了十八天。郭世立說：“上海的重要性僅次於廣州。它的商業十分活躍。如果歐洲商人被准許來上海貿易，它的地位更會大大提高。外國商品在上海的消耗量很大。這樣大的商業活動區域，以往一直被人忽視，實在太令人奇怪了。”林德賽隨後給東印度公司寫了一份報告，在報告中他說：“上海具有優良的港灣和適於航行的河道，基於以上理由，上海事實上已成為長江的入海口和東亞主要的商業中心，它的國內貿易遠在廣州之上。……外國人特別是英國人如能獲准在此自由貿易，將獲得難以估計的利益。”
總之，他的結論就是一句話：“對於英國的利益來說，上海是僅次於廣州的重要地點。”佔據上海之後，眾多披著外交人員身分的外國人，他們實際上也是外國公司的雇員，支持甚至鼓勵走私等犯罪活動。英國人在上海開了一家叫廣隆商行的洋行，它的老闆覺得自己走私得還不夠多，受到了大概兩萬元的“損失”，就給當時的英國領事寫信，要求“和別人一樣大規模地進行走私”。英國領事的回答也十分直白：“擺在你面前的只有兩條路——要不就走私，要不就不要做生意了。”還有一些所謂“傳教士”，擁有多種身分，在上海設立教堂，充當外國領事館的翻譯，甚至參與公共租界的管理。有的外國人擁有大量地產，通過欺詐的手段將中國人的房屋、土地據為己有。所有這一切，都加劇了上海原有的社會矛盾。
當時的上海屬於蘇松太道管轄，蘇松太道管理著蘇州府、松江府，本來就是全國賦稅負擔最重的地區之一，鴉片戰爭之後，由於淸政府對外賠款、對內鎮壓的需要，更沉重的稅負壓到了人民群眾頭上，即使和同屬於江蘇的鎮江府相比，也多了三四倍。這還只是有正式規定的稅負，其他各種名目繁多的搜刮手段，更是讓老百姓苦不堪言，官府收稅時有“浮收”“淋尖”“踢斛”“捉豬”“樣盤米”“貼米”等等花樣，另外還會在運輸費等各種雜費上克扣。算下來，老百姓交納的錢糧超過了規定的一倍以上。而上海地區又是蘇松太道中負擔最重的，一方面官府的勒索比別的地方更重，另一方面，上海種棉花比較多，農民必須賣了棉花買回糧食交上去，一進一出又受到了幾層剝削。除此之外，因為外國資本主義勢力的入侵，掠奪走了大量白銀，造成“銀貴錢賤”，從經濟上沉重打擊了農民和城市下層勞動者。原來上海有全國聞名的“沙船”將近四千艘，大船能裝三千石糧食，小的也能裝一千五六百石，它們每年將上海產的棉布運送到山東、河北、東北等地，再把大豆和麥子運回來。廣東和福建的商人也從上海走水路運回棉布，換回大量的糖。而上海被開闢為通商口岸之後，本來十分發達的上海航運業，很快被大批湧入的外國商船擠到了破產的邊緣，原來船上的水手們，也都面臨失業的困境。所有這一切，都在預示著人民的大反抗即將到來，將會給淸政府的封建統治和外國侵略者重重一擊。
1853年是一個不平靜的年份。兩年前開始於廣西金田起義的太平天國運動，已經發展到了長江入海口。1853年，馬克思在分析太平天國運動的原因時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的連綿不斷的起義已延續了十年之久，現在已經匯合成一個強大的革命，不管引起這些起義的社會原因是什麽，也不管這些原因是通過宗教的、王朝的還是民族的形式表現出來，推動了這次大爆炸的毫無疑問是英國的大炮，英國用大炮強迫中國輸入名叫鴉片的麻醉劑。”這一年的3月19日，太平軍攻下了當時稱為“江寧”的南京，改名“天京”，作為自己的首都，對淸王朝的統治構成了嚴重威脅，對其他地區受壓迫的人民起到了強烈的示範作用，很多群眾自發組織起來，與淸王朝的腐朽統治進行鬥爭。在南京附近的江南地區，這種革命的烈火更是燃燒得旺盛。此時上海的防禦十分空虛，對發動起義來說是個有利的時機。在上海有各種各樣的會黨組織，有來自廣東地區的勞動者組織的小刀會，主要以福建人為主的靑巾黨，還有以本地人為主的百龍會、羅漢黨等等，他們各自都在準備起義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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