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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徵求有驚喜
何子星(聯奎)先生近以新著《中國禮俗研究》遠道見寄，並囑為之序。匆匆拜讀一過，深覺此一專論，體大思精，文理樸茂，東西交融，由博返約，誠為對中國文化探討之傑作。
概觀全書，內容共分七節，除導言與中國禮俗之背景外，對婚姻、喪禮、祭禮、節序、文物等禮俗，搜羅素材，如數家珍。期最重要者，厥惟以客觀態度，作歷史分析，折衷至當，尤堪欽佩。此書之出發點，以仁愛忠孝與科學技術為中心觀念；而對於倫理精神與科學精神之並行發展，亦再三注意。此外，凡關於道義世界、藝術世界之真諦，均已於各形禮俗中表而出之，實足以範世勵俗，振發起衰。第七節所論古文物禮俗與技藝之關係，指為商、周文化之特色，亦屬罕見。
默憶子星兄與余於「五四文化運動」前後，隨蔡孑民先師學習美學、民族學於北京大學。其後，子星兄留學於倫敦大學與巴黎大學，從馬凌諾斯基(B. Malinowiski)、傅谷納(P. Fauconnet)等民族學、社會學大師，研究有年。余則去美，前後三次，凡二十餘年，隨鮑亞士(F. Boas)、克魯伯(A. L. Kroeber)、杜威(J. Dewey)、克倫(H. Kallen)、桑戴克(L. Thorndike)、班思(H. E. Barnes)、吉廷史(F. H. Giddings)等老師宿儒，對於文化人類學、哲學、歷史學、社會學等。廣為涉獵，然自問博而寡要，未達知識整合之目的，面對故人，常以為憾。抗戰軍興之前數年，子星兄歸自歐洲，與余同執教於國立中央大學社會學系，獨以研究圖騰文化著稱，而有畬民圖騰文化實跡之發見，以證明此一文化具有世界普遍性。回憶前塵，恍同隔世。子星兄雖一度以摩頂放踵之精神，抱抗戰救國之大願，出而從政多年。然而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功成而不居，依然不失學人本色。近年，肆力於古文物之研求，寫成「從民族學觀點論古器物中之饕餮」專論，對於當代中西漢學家、考古學家、藝術史家經過數十年之探究，議論不決之問題，提一新理解，自有其獨到之見。即此專論，看似平凡，亦不失為學術之創作。現且更進一步，對於中國禮俗，以民族學研究方法，分析比較，作有體系之搜討，此於中國文化研究上又闢一新境界。
中國在商周時代，實為禮治之邦。禮之起源，與習俗同其久遠。英國泰勒(E.B.Tylor)在百年前對於文化或文明下一定義，謂：「從最廣之民族學意義言，文化為習俗演變而來，為文化特質之一，此當納入民族學或文化學研究範圍之內。然而，西方民族學家、文化人類學家、社會學家，雖注意民風(Folkway)、習俗(Morse)、風俗(Custom)、俗民文化(Folk culture)之研究，但摩根(L. H. Morgan)、泰勒以及其他學者，對於中國禮俗之自成進步之體系，反未做充分之注意。
子星兄指出：「禮俗為一種文化事象，有物質生活方面，有社會生活方面，有精神生活方面。人類之倫理道德觀念，亦莫部由此出發。文物制度在商周之開拓，更可以窺見古代科技之發展。」又指出：「禮是禮制、禮儀，具有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社會制度與教育制度之涵義。禮因政治作用而建立，即為禮之政治功用。禮因促進人類文化之發展，即為禮之文化功用。禮能防人惡而導人善，即為禮之教育與倫理之功用。禮能融合社會之習慣，保持社會秩序，即為禮之社會功用。」周公作禮以治天下，進入禮治時代。禮則樹立封建制度、宗法制度與井田制度基礎。又提及周代傳下之三種典籍，一周禮、二儀禮、三禮記。此三者吾人深知周禮為典章制度之本，儀禮為動儀履行之則，禮記則闡釋禮之意義。以明禮與整部文化之關係。由此可見子星兄此一新著對於當代人類學、民族學、文化學與歷史學之真空，有重大之補充。
民國六十年十月，美國社會科學研究會(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曾假加州阿瑟拉瑪太平洋林園(Asilomar Pacific Grove)舉行中國社會之宗教與禮俗會議，有中、美、英、法、香港等地區大學教授與學人出席，提有許多論文，相互討論，可惜對中國禮俗未見有體系性、全面性、綜合性之表現與說明。今讀子星兄苦心孤詣之著作，彌覺其包含微視與巨視之觀察，與時人之片斷割裂者絕不相同。茲有數點認識，不妨提出，以供國人與政治學者之指正：
第一、盧騷(J. J. Roussau)嘗言：人類演進之方法有三：(一)由自然(Nature)到文化(Culture)；(二)由獸性(Animality)到人性(Humanity)；(三)由感情(Affectivity)到知識(Intellectuality)。其言，徵諸中國之禮俗而益信。易經賁卦彖辭云：「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查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子星兄認為：「宇宙間有人類必有俗，有俗必有禮，俗先於禮，禮本於俗。」又謂：「禮之來源，乃出於人類一種自然之表示，如叩頭跪拜，打恭作揖，後來變為政治之工具，所謂禮，國之柄也。」禮既為文化之特質，可見禮乃出於自然。此其一。人之初生，在邃古時代，從進化論觀之，尚未脫獸性。子星兄指出「節以明禮」，是以君子恭敬撙節，一切喪祭、節序、婚姻等禮俗，乃使人類由獸性昇華為人性之必要途徑。故中國文化，一經人性昇華之後，多講人道，少講物理。蓋中國向重人文，看重道理。而人道即為人所行之大道，而非獸類所行之獸道。此其二。人類基型之組織，乃為家族。中國禮制，特重家族倫理，夫敬婦愛，父慈子孝，兄和弟睦，肇源於婚禮。其後，乃由感情更進而為知性。子星兄指出商周之文物技術，見於青銅之禮器者，已備極發達。此亦證明禮俗是由感情進到知識。此其三。
第二、英名史家湯恩培(A. Toynbee)與英倫之羅馬俱樂部(Club of Rome)輓近相繼指出人類生存在生物之領域(Biosphere)，一切天然物質，究有窮盡。人口幾何級數之增加，物質文化之無限擴展，究竟有其限度。倘無節制，久之終遭自然之反擊，而同歸於消滅。人口然，文化亦然。此種道理，老子早已知之，故云：「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聖人去甚，去泰，去奢」，而儒家制禮之用意，則以「禮」為之「節文」。西方人研究文化，多注意文化外面之現象。迄乎晚近，斯賓格勒(Spengler)、素羅金(Sorokin)等興起，始覺文化之意義、價值與規範之重要，謂自然科學之方法，不足以盡研究精神與倫理世界之能事。湯恩培與德日進(Teilard de Chardin)謂精神領域(Noasphere)(倫理、藝術、宗教、思想)之發揚，可大可久，與生物領域知有窮有盡者，究竟不同。子星兄言禮制以仁愛忠孝為出發點，而以「道」為最高境界，一切禮制不能離開「道」而存在。此一理論，正與湯恩培、德日進相類，可發人深省。所謂為天地立心，挽將倒之狂瀾，救現代文化之危機，其意義當在於此。
第三、英國科學家李約瑟(J. Needham)謂人類科技有其普遍性(Universality)與綿延性(Continuity)。其實，中國之禮俗，自有其普遍性。子星兄指出禮為人類行為之規則，亦為人類生活習慣之規範。所謂禮儀禮節便是。此即指明禮有其普遍性，全世界人類皆莫之能外。其次，中國禮俗，雖始於商周，或商周以前，但其綿延性，正如子星兄所指出：「自周以降，迄前清末葉，歷數千年，幾全受封建勢力支配，而家族社會，遂盤根錯節，幾不可動搖。」至宗法精神納之於制度，深入人心，積成習慣，舉凡中國人民自孩提以至老死，居家行事，無一不受宗法精神之支配。此種精神鎔合凝固，以鑄成中國家族社會之特性。由家族擴大而為宗族，由宗族擴展而為國族。」又云：「文物禮俗，由今思古，雖成陳跡，但其文化精神，可傳之於久遠，固有其歷史之價值。」此又足見禮俗綿延性之偉大。
抑前已言之，中國解釋禮制具有價值之典型著作，以禮記為最著。禮記中庸篇，提出「允執厥中」之中道法則，此不僅中華民族文化之法則，亦為文化學上之文化法則。以上所云社會文化之對立，正如孔子所謂「過猶不及」。孔子云：「道之不行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可見問禮於老聃之儒家開山老祖之孔子，對於中國禮俗，是求文質彬彬之中庸。至云「我無可無不可」，則為求可否之中庸。再進一步觀之，禮記禮運篇，有「大道之行也」之言。此處所謂大道，即為世界文化與人類可行之大道。由此可以推知中國禮俗，其最高目的，在建立大同世界。此點意思，在子星兄以道寓於禮俗之中，此其為道，亦即「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之道，以及「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的大同之道。
總而言之，中國數千年文化之傳統，有者為人本主義與理智主義。一方特重倫理道德，一方兼顧科學技術。前者，有老子之自然主義，孔孟之人本主義，墨子之兼愛主義，可資證明。後者，有豐富之考古資料，發達之石雕骨雕，有精美絕倫之銅器藝術銘文，以及其他之重要發明，更信而有據。凡此一切一切自可於禮俗文物中表而出之，本書已詳乎言之矣。過去一切習俗禮俗，其中有屬於「時代錯誤」者，如封建制度、等級制度、迷信習俗等等，因為經不起自然演化之甄檢，早已歸於淘汰沒落，有如落葉之遇秋風，一掃而不返。中國禮之核心，畢竟為倫理精神之所寄。今後中國文化問題乃至當代世界文化問題，歸結以言之，只為道德秩序與科技如何方能作適當之匯合。然而此中答案，吾人於本書中已可窺之其意義與梗概。世之讀是書者，在千載一時的新世紀之今日，可以興矣，可以興矣。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五月四日
黃文山序於九龍珠海書院中國文史言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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