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講 我的人生之路和治學之路（上）
2002 年3 月12 日，3 月21 日

現在開始講我的人生之路和治學之路。60 多歲講傳記材料似乎有點早，按照中國傳統應該到70、80 歲。但是我又一想，萬一死掉怎麼辦? 所以現在先來講一點，其實這些材料以前都在書裏寫過，今天不過是系統化一點，再補充一些細節。
我曾經說過， 我的研究有兩個目的， 一個是「還債」， 一個是「圓夢」。
那麼，我有什麼「債」？簡單說起來，是三筆債：欠家庭的債，欠年輕人的債，欠自己的債。

一、我的家庭
先談家庭。我出身於世家。外祖父項蘭生，他一生經歷很豐富， 從晚清到辛亥革命，到1959 年去世。我昨晚還在看他的年譜，看得津津有味。外祖父出生於1873 年，是晚清著名的維新派思想家王韜的學生。他的年譜裏有一段對王韜的回憶很有意思：「韜師住四馬路十路⋯⋯ 韜師談論甚豪，論天下大勢，歷兩時許，滔滔不絕。」第二天他又請外祖父吃飯，「並贈著述十數種，以後往見數次，幾曾嘉許，頗得教益，並嘗通書後，對於八股文不必看的太重，務必多讀史書，認識世界大勢，為立身行己基礎。功名問題，可以堅決放棄。」這裏記述了我外祖父受王韜那一代的影響，老師強調的是：八股不要看得太重，要多讀史書，認識世界大勢。這是一個非常開闊的眼光。後來我外祖父成為維新派人士，他最早在杭州辦白話報，開辦安定學堂；然後又擔任浙路公司公務科長。辦學堂，辦報紙，修公路，這都是開時代風氣之先的。以後他做了大清銀行的秘書官，他的日記記載了辛亥革命時大清銀行界對革命的反應，我看了覺得很有史料價值。以後他又創辦浙江興業銀行，擔任董事長，到50 歲時就退休了，56 歲（1928 年）時完全退休。可以看出他是早期維新派人士，而且又較早參與中國銀行界，應該是江浙實業界的一個代表人物。

我的父親天鶴先生是安定學堂第五屆畢業生，外祖父就把長女嫁給自己的得意門生。我的母親從小受西式教育，請英語老師教英文。父親後來大概是1906 或1908 年去美國留學。他先是考取了清華學堂預科，然後從清華畢業後到美國康乃爾大學學農科。胡適也在那裏學農科，他應該是胡適同學。我曾談過20 世紀初有兩次留學高潮：第一次是包括魯迅在內的留日學生，主要學習人文科學，學軍事，學政治； 第二次高潮是我父親這一撥留美學生，主要學習自然科學。那時著名自然科學家竺可楨，語言學家趙元任等都是我父親的朋友。他們發起組織自然科學家團體，辦《科學》雜誌，我父親是最早發起人之一。我曾經研究過他們的《科學》雜誌。當時在中國比較早提倡民主科學， 一個是《新青年》，另一個就是《科學》雜誌。我們過去對自然科學這一塊不夠重視，其實真要研究五四，自然科學家是不能忽略的，我父親基本主張農業治國，是農業方面的專家。後來「好政府主義」成為這批知識分子的共同追求，強調要改變中國面貌必須進入體制內，這與我們今天某些知識分子的思考非常接近。所以蔣介石1928 年統一中國後，國民黨也試圖走專家治國的道路，有一批專家進入國民黨政府機構內，我父親就是在這個背景下參加國民黨政府，在抗戰時擔任國民黨政府農業部的常務司長，相當於今天主持業務工作的副部長。我父親主持全國農業有十五年之久，在抗戰時期對大後方農業的發展起了很大作用。我研究了他的農業思想，覺得非常有意思。他提出一個觀點：發展農業最根本的目的是要提高農民經濟收入和生活水平，為達到這個目的要綜合發展，強調農業的商品性，發展商品農業，而且從金融，信貸，生產，流通，科技，教育— 各個環節發展農業經濟， 這些農業經濟思想與今天非常接近。但當時在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統治下不可能實現，實際上沒起多大作用。在我看來這也是個悲劇。總的說來，我父親屬於胡適這個體系。1948 年胡適準備組閣，我父親是他組閣名單中的農林部長。我另外一個哥哥，三哥，抗戰時從淪陷區逃到重慶，後來跟穆旦他們一樣作為大學生當美軍翻譯，以後進入外交界，1949 年從大陸到台灣，以後又到美國，作國民黨駐三藩市領事。他和父親都屬於國民黨系統。

我另外一個哥哥一個姐姐屬於共產黨系統。我們家庭有兩次大分離，一次是抗戰初期，父親隨國民黨遷重慶，就把幾個較大的哥姐留在上海外祖父和舅舅家，我生於重慶，當時哥姐還在上海淪陷區， 我們沒見過面。我二姐抗戰時參加共產黨地下工作，從上海參加新四軍，成為一個文工團員。她的丈夫丁毅，就是《白毛女》的作者之一， 是一個忠實的老共產黨員。我和二姐解放後才見面。還有一個在淪陷區的哥哥也參加地下黨，成了南京學生運動的一個領導人。在《1948： 天地玄黃》有兩個地方提到我的哥哥姐姐，別人不知道，這裏告訴大家一個秘密。裏面有兩章比較特別，別的文學史家不會寫，這與我的家庭遭遇有關。其中一章寫學生運動中的文藝活動，可以說這一章是為我的哥哥寫的。還有一章寫解放區的文工團活動，為的是紀念我姐姐， 而且還引用了一段她的文字， 是有關知識青年與戰士結合的感受，寫得非常生動。我用這種方式默默紀念我的哥哥姐姐，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大家後來不提這些老共產黨員，我覺得不大公平，所以我盡可能的寫到他們當年的貢獻。

我們家第二次大分離是1949 年前後。1948 年我父親把我們從南京帶到上海，當時準備從上海逃到廣州，再逃到台灣去。結果到上海後我母親不肯走，因為他們兄弟姐妹一家人都在上海，我外祖父的好朋友陳叔通和張元濟當時都是進步人士，跟共產黨有聯繫，所以我母親不肯走。於是就讓我父親到台灣看一看，一看就回不來了。所以這也帶有很大的偶然性，我曾經跟李歐梵先生開玩笑說（我們兩個同年）， 如果當年到了台灣，就是跟他在一起了，所以歷史是說不清楚的。這就是我們家第二次分離：我父親去了台灣，我當外交官的哥哥去了台灣，後來我大哥去美國留學。我們家後來再也沒團圓過，我曾用一句話來概括我們家的悲劇：生不團圓，死各一方：我父親葬於台灣，三哥葬於三藩市，母親葬於南京。

我講這一段歷史有什麼意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是研究現代文學，現代思想史，特別是研究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的，而我們家庭就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命運的一個高度縮影，中國知識分子的各種類型在我們家都有體現。我父親可以看作進入體制內的知識分子，而我留學美國的哥哥則可以看作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其實我父親也多少帶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色彩，是代表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進入體制的類型，我的參加共產黨的哥哥姐姐和姐夫是典型的忠誠的共產黨員， 而我們最小的三個則是新中國以後培養出的人才。我們解放後都受到比較完整的教育，我的小哥哥在清華大學學工科，姐姐讀北師大，我是在北大，但我們三個都因為家庭問題發送到邊遠的地方，我姐姐到新疆，哥哥到福建，我到貴州，這都很典型的體現了我們這種家庭出身在解放後的命運。改革開放後我們各自命運又發生巨大變化，變化最大的是我們最小的幾個，我哥哥成了福州大學校長，我姐姐是烏魯木齊市特級教師，我成了北大教授。我們整個家庭就是各類知識分子的濃縮，也就是說我的研究面對的不是與己無關的對象，某種程度上我是在研究我的家族，我的家庭，或者說研究我自己。

第一講 我的人生之路和治學之路（上）
2002 年3 月12 日，3 月21 日

現在開始講我的人生之路和治學之路。60 多歲講傳記材料似乎有點早，按照中國傳統應該到70、80 歲。但是我又一想，萬一死掉怎麼辦? 所以現在先來講一點，其實這些材料以前都在書裏寫過，今天不過是系統化一點，再補充一些細節。
我曾經說過， 我的研究有兩個目的， 一個是「還債」， 一個是「圓夢」。
那麼，我有什麼「債」？簡單說起來，是三筆債：欠家庭的債，欠年輕人的債，欠自己的債。

一、我的家庭
先談家庭。我出身於世家。外祖父項蘭生，他一生經歷很...

「知識分子精神史」三部曲總序
「知識分子精神史」三部曲終於完稿，送到讀者手中，我特別欣慰，並有如釋重負之感。從1996年寫出第一部《1948：天地玄黃》，到2007年完成第三部《我的精神自傳》（現改題為《1977–2005：絕地守望》），第二部《1949–1976：歲月滄桑》又於2015年的此刻收筆，前後將近二十年。在這二十年間，外部世界相當喧鬧，中國與全球都發生了不少預料不到的事情，而我自己的生命與學術，卻逐漸沉潛下來，沉到歷史與現實的深處，自我心靈的深處，寫出了我最想寫的東西。

我多次說過，我的學術研究帶有強烈的自救自贖的性質，「所有的學術探討，對外部世界歷史與現實的追問，都最後歸結為自我內心的迫問，對於自我存在的歷史性分析和本體性追問：我是誰？我何以存在與言說？」在上個世紀80年代，終於走上學者之路的時候，我最想追問的，也就是構成了從事學術研究的內在動力的，就是我想弄清楚：自己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是怎樣接受「改造」的？我被「改造」成了什麼樣子，墜入了怎樣的精神深淵？我該如何自救？如何做堂堂正正的「人」，做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活得像個樣子？我到哪裏去尋找精神資源？我知道，這不僅是我個人的問題，而且是整個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特別是1949年以後大陸知識分子的問題。要真正認清楚自己，就必須對知識分子的精神歷史作一番清理和總結。因此，在80年代我和朋友一起提出「20世紀中國文學」的概念時，我自己最為傾心的是「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史」，我知道，這才是屬於我的研究領域，我的魂之所繫。

因此，從一開始，無論是研究魯迅，周作人，研究曹禺，還是研究「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的東移」，都是在探討他們的精神發展史，試圖從中尋找精神資源，總結歷史教訓。到1997年，就提出了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系列研究設想」。預計寫七本書：「（一）20年代：大學院裏的知識分子—以北京為中心；（二）30年代：文學市場中的知識分子—以上海為中心；（三）戰爭流亡中的知識分子—以西南聯大、魯藝（抗大）為中心；（四）一個特殊的年代（1948年）歷史轉折中的知識分子—從南京到北京的中心轉移；（五）50、60年代：國家體制下的知識分子—以黨為中心；（六）70年代：「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時代的知識分子—以毛澤東為中心；（七）80、90年代「處於歷史交匯點的知識分子—中心失落以後的無序狀態（即：1，重建「大學文化」的努力與困惑；2，落入商潮；3，面對國家意識形態、體制的修補；4，國際、國內大逃亡）」。

這個計畫顯然過於龐大，也過於完整了，具體操作起來，有相當的難度，就需要作一些調整。最後，就決定將研究的中心集中到共和國歷史時期，即書寫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史。這自然與我的「共和國情結」直接相關。可以說「當代中國」才是我真正興趣所在。歷史的研究也是指向當代的，我的魯迅研究的自我定位就是把魯迅資源轉化為當代思想文化教育資源，充當聯接「魯迅」與「當代中國」的橋樑。研究當代知識分子精神史也更能體現我的自我反省、反思的意圖。

於是，就有了這部「知識分子精神史」三部曲的寫作。這同時是我的「共和國歷史研究」的重要部分。我要講四個故事：毛澤東和黨的故事（《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歷史的另一種書寫》），民間思想者的故事（《拒絕遺忘：「1957年學」研究筆記》），我自己的故事（《我的精神自傳》，《我的家庭回憶錄》，《一路走來：錢理群自述》），最後是這「三部曲」所講的知識分子的故事。此書一出，我的共和國研究也就基本畫上句號了。

這三部曲是自有一個「起承轉合」的結構的。《1948：天地玄黃》，寫共和國建立前玄黃未定之時，知識分子對新中國的想像與選擇，是其「起」，未來中國的許多基本命題（觀念、體制、心理、話語方式等等），都已孕育其中。《1949–1976：歲月滄桑》寫毛澤東時代知識分子的命運，是一個「承轉」即展開的過程，其中的核心是知識分子的「改造」與「堅守」。而以《1977–2005：絕地守望》作「合」，則是煞費苦心的。不僅有操作層面的考慮：要寫後毛澤東時代知識分子的命運與選擇，會涉及許多還健在的知識分子，不如就寫自己；更有更內在的原因：其實，我在講知識分子的故事時，自己已經隱含其間：我是以自己的歷史與現實的感受、生命體驗去觀察、描寫的，就需要最後現身，用自己在陷入「絕地」以後的反省，反思，來為整個知識分子的精神史作一個「總合」，即歷史經驗教訓的總結，以便「守望」住知識分子的本分。因此，我十分看重在書中所提出的六大問題：「知識分子自我獨立性與主體性問題」，「知識分子和民眾的關係問題」，「關於啟蒙主義的反思」、「關於理想主義的反思」，「關於思想與行動關係問題」，「自然人性論與個人主義問題」，這都是我從知識分子精神史的考察、研究裏，提煉出的知識分子基本思想、精神命題，這裏既有我們當年落入改造深淵的陷阱，更有歷經滄桑又必須堅守的東西。這背後可能還有相當大的理論提升的空間。我只能提出初步的思考，借此對自己的一生作個交代，即「多少明白了一點以後再去見上帝」。同時，也是我最想留給年輕一代和後人的帶血的思想結晶：我們只能「守望」，而他們更應該有新的開拓。這就是我近年不斷說的話：「在做完了可以、可能做的一切之後，將我的祝福送給年青的朋友。」

2015年4月20日

「知識分子精神史」三部曲總序
「知識分子精神史」三部曲終於完稿，送到讀者手中，我特別欣慰，並有如釋重負之感。從1996年寫出第一部《1948：天地玄黃》，到2007年完成第三部《我的精神自傳》（現改題為《1977–2005：絕地守望》），第二部《1949–1976：歲月滄桑》又於2015年的此刻收筆，前後將近二十年。在這二十年間，外部世界相當喧鬧，中國與全球都發生了不少預料不到的事情，而我自己的生命與學術，卻逐漸沉潛下來，沉到歷史與現實的深處，自我心靈的深處，寫出了我最想寫的東西。

我多次說過，我的學術研究帶有強烈的自救自贖...

上篇：我的回顧與反思
引言
第一講、我的人生之路和治學之路（上）
第二講、我的人生之路和治學之路（中）
第三講、我的人生之路和治學之路（下）
第四講、知識分子自我獨立性與主體性問題
第五講、知識分子和民眾的關係問題
第六講、關於啟蒙主義的反思
第七講、對於理想主義的反思
第八講、關於思想和行動的關係
第九講、自然人性論與個人主義問題
第十講、最後的話題：關於大學教育與北大傳統

下篇：我的精神自傳
前言
一、歷史的中間物
二、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
三、倖存者
四、學者、教師、精神界戰士
五、真的知識階級
六、思想者與實踐者
七、漂泊者與困守者
後記
香港版後記

上篇：我的回顧與反思
引言
第一講、我的人生之路和治學之路（上）
第二講、我的人生之路和治學之路（中）
第三講、我的人生之路和治學之路（下）
第四講、知識分子自我獨立性與主體性問題
第五講、知識分子和民眾的關係問題
第六講、關於啟蒙主義的反思
第七講、對於理想主義的反思
第八講、關於思想和行動的關係
第九講、自然人性論與個人主義問題
第十講、最後的話題：關於大學教育與北大傳統

下篇：我的精神自傳
前言
一、歷史的中間物
二、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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