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科學為志業：一個社會學家的跨界挑釁
洪人傑( 紐約州立賓漢頓大學社會學博士候選人)
"Denn nichts ist für den Menschen als Menschen etwas wert, was er nicht mit Leidenschaft tun kann"
「凡是不能讓人懷著熱情去從事的事，就人作為人來說，都是不值得的事。」
──韋伯，1917，〈學術作為一種志業〉。
一、前言
本文旨在介紹並分析黃樹仁教授學思歷程的發展。本書所收錄之文章，雖然經過編輯委員會反覆討論確定，然而受限於篇幅，必須有所取捨。我們選擇收錄的標準除了盡可能完整呈現他在各領域的學術觀點，同時也希望讓較完整的遺稿得以藉此出版，作為黃樹仁在學界的公開遺產。如同他在病榻上寫下的〈六十年家國〉所述，他最大的遺憾之一，就是未能來得及將幾十年學思所得出版，分享學界後人。因此，這本書的編集，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完成他的遺願，希望後世學者能獲得啟發，持續耕耘臺灣社會與歷史研究的沃土。
從本書目錄可以看出，黃樹仁的研究橫跨許多社會學領域，甚至包括農業經濟、地政、史學、政治學等其他學科，很難將他定位為某個領域的專家。他經常被問到自己屬於哪個領域，總是以「我是個社會學家」笑答。然而，他的學思脈絡其實有跡可循，而且前後連貫，亦有先後順序。本書目錄的編排，乃是基於方便讀者理解的閱讀需要而分類，並非構想或發表的次序，還請讀者注意。作為本書的前言，我的討論將盡量以收錄於本書的研究為主，未收錄於本書的研究大部分皆已出版，有興趣的讀者，可至臺北大學社會學系網站或圖書館查閱。
除了前言之外，本文接下來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以《心牢》為起點，討論黃樹仁在生活觀察中如何發想研究問題。他身體力行韋伯（Max Weber）的學術態度，持續透過實證研究與理論觀點對話。這些反覆檢證理論的過程，圍繞著幾個持續出現的方法論與社會學概念，構成了他的研究核心。方法論包括比較歷史的視野和邏輯推論這兩個思考工具；研究概念則是以意識形態與物質利益對人類行為的影響，以及偶然因素在歷史發展中的關鍵角色。我們在本書收錄的文章和其他已出版的研究中，幾乎處處可見這兩個研究工具和概念，因此也構成了黃樹仁學思歷程的經緯。
第二部分以黃樹仁對臺灣史的思考為核心，沿著歷史的時序，追索他對臺灣史的理解與研究。1997 年他在中興法商學院（臺北大學前身）社會學系擔任教職之後，開了一門對學生影響深遠的「臺灣社會研究」課程，並且開始有系統地大量閱讀臺灣史文獻與著作。後來當他著手撰寫《心牢》一書的同時，也正透過閱讀歷史文獻，逐步建立自己的臺灣史觀。因此，《心牢》的內容雖然以臺灣戰後的土地與農業政策為主，但是從他的學術歷程來看，其實是將臺灣史在長時間（longue durée）的脈絡中，取出某個時段的斷代歷史社會學分析。
在黃樹仁的臺灣研究中，以《心牢》分析臺灣戰後的發展為核心，往前爭論臺灣在信史中何時出現的歷史大哉問；向後則是探討臺灣在兩岸關係乃至於東亞未來所扮演的的關鍵角色。然而後來因為教學負擔繁重，他未及持續修改文稿；加以兩岸關係變化倏忽，許多資料和想法與現今兩岸及東亞情勢略有出入，因此雖然他對兩岸及東亞未來的看法獨樹一格，兩相權衡之下，我們必須忍痛割捨。
在《心牢》完成之後，他更試圖從自己的生命史出發，結合家族史與臺灣史，重建華人在東亞地區數百年來的遷移史。這部分的遺稿由於較為粗糙，大多以提綱形式寫作，我們無從得知黃樹仁對這部分草稿的寫作計畫，因此並未收錄。但是由此可見，黃樹仁的臺灣社會研究其實是一部歷史社會學巨著，懷抱著包含微觀與宏觀的歷史野心，形成一個彼此相連、枝葉繁茂的研究樹。
本文第三部分則將焦點集中在寫作《心牢》的過程中，隨著問題意識的擴散而衍伸出的政治與經濟的社會學問題，也就是本書〈社會學篇〉所收錄的文章。這些文章都是已經出版或發表的研究，由於題目的發想幾乎都來自《心牢》，因此也大多和臺灣的土地與農業政策有關。對黃樹仁而言，臺灣的土地與農業政策是發展政策的一部分，可以看出許多臺灣戰後經濟發展的問題，他也將這個問題意識擴大到對於發展型國家這個理論典範的反省，從而挑戰臺灣以及東亞經濟發展的既定解釋。
在第四部分，我將試著總結黃樹仁的學術生涯所構成的樣貌。對於一個研究領域難以歸類，奉行韋伯式社會科學精神的社會學家而言，現代科學和學術領域的專業分工，是他學術生涯中最大的挑戰之一。他堅持「以研究問題為核心」的方法論，不停地挑戰不同領域和學科的既有知識，並且刻意挑釁引戰，真正的目的其實在於激起辯論。邏輯嚴謹、理性，但是針鋒相對的激辯，是他夢寐以求的科學研究環境。雖然對邏輯推論的追求，其實也經常是他做研究時出現盲點之處，然而，當他被指出「邏輯嚴謹」的錯誤之時，通常也是會心一笑，喜見高手過招的滿足。
二、理論概念與研究問題
《心牢》是黃樹仁回國後第一本、也是學術生涯唯一出版的專書著作。在寫作《心牢》之前，他的學術生涯正要起步，自忖留美求學期間致力於學習西方社會學理論，對臺灣史的認識不足，因此開始有系統地閱讀臺灣史文獻與二手研究，並試圖用過去所累積的理論訓練，尋找臺灣史的關鍵問題。
原本他希望在充分的閱讀之後，能夠以宏觀的臺灣史問題開始研究計畫。然而，作為一位自認「隨時隨地都在進行田野觀察與思考的二十四小時社會學家」，臺北都市生活的荒謬景觀帶來的文化震撼，讓他不得不停下腳步，回答更急迫的問題。在《心牢》的第二章，他就提到了研究的起源，來自無法理解的現實觀察：
「每日所見，一為臺北這所謂現代城市的居住環境之昂貴、擁擠、混亂、喧鬧、窒息、令人無所遁逃。二為傍晚時厝邊老農們在塊塊菜圃裡，以祖傳肩挑手提方式，辛勤的澆水、施肥、採收，燒田間廢物為住宅區製造戴奧辛與癌症，彷彿二十世紀尚未來臨。」（2002a：43）
這個文化震撼形成了一個他最喜歡的社會學「難題」（puzzle）：大家習以為常卻不合理的現象，常識雖然提供了部分線索，卻無法解釋整體的因果關係。這個難題有兩個來源。第一是他留美多年，早已習慣威斯康辛州麥迪遜這個大學城的生活，便利與品質兼顧，可說是除了德國海德堡之外，他心目中最理想的居住地。因此，當時他看到高樓與菜園比鄰的景象，其實是在比較的心理視角下所進行的田野觀察，與心目中理想的美國中西部或德國大學城相比，臺北這個國際都會的景觀實在難以理解。第二個來源，是他熱愛的邏輯推論。當他觀察或思考一個問題的時候，總是會先在腦子裡進行邏輯推論，即使資料不足，他也會先從腦子裡既有的知識庫存著手，汲取所需理論觀點和比較對象，得到邏輯上合理的答案。對他而言，高樓、菜園與豬圈並存於房價昂貴的臺北市，一點也不合邏輯。
比較觀點和邏輯推論這兩個思考工具是黃樹仁所有研究的起點，也是他花了十幾年鑽研韋伯所淬煉出的智識武器。韋伯以西方文明之子自居，為了理解歐洲現代資本主義興起，韋伯先從政治與經濟制度的觀點，研究古代地中海農業史與普魯士的經濟發展，然後進一步透過比較世界各宗教文明的歷史，解答「現代理性資本主義為什麼出現在西方而非他處」的問題。
韋伯的歷史比較方法論非常重視多元因果的分析取徑（multicausal analysis），在不同的個案中尋找結構化的行動者，同時亦賦予偶然因素與意外事件獨立的解釋權。然而，現實世界之複雜，不是研究者的因果分析可窮盡，因此韋伯發展出了著名的理念型（ideal type）概念作為分析工具，一方面可以避免落入用既有理論硬套現實的陷阱，同時又可解決研究者缺乏理論觀點造成過度詮釋的問題（1995a）。
從黃樹仁的學術生涯來看，我們幾乎可以說，他的所有研究都是運用韋伯對歷史比較的洞見，以及使用理念型作為邏輯推論工具的結果。最經典的例子莫過於《心牢》的第四章，他完全沒有使用實證資料，僅用邏輯推論就反駁了政商勾結造成地價高漲的觀點，這一段也因此成為全書最具爭議的段落之一（2002a：140 - 147）。
後來他更進一步將這兩種工具整合使用，討論既有歷史與想像歷史的比較。具體作法是先辨識出影響歷史發展的某些關鍵變項，然後試著加入其他變項或消除某一變項，對於歷史上從未發生的另一種可能（what if），在嚴謹的邏輯論證下進行腦力激盪。這種結合了邏輯推論與比較研究的方法，他稱為「想像的實驗」，或者可以視為理念型的擴大應用。
黃樹仁奉行以研究問題為核心的研究取徑，幾乎每一個研究都是跨領域，甚至看起來與社會學不甚相關的題目。然而，若非自己長期深入探索、追蹤文獻與理論發展的領域，要掌握經驗世界的因果關係，從而找到值得研究的難題，經常是許多研究者苦惱的問題。當自己一腳踏進不熟悉的領域時，要如何找到好題目作為研究起點呢？
此時，將理念型擴大應用的「想像的實驗」，就是非常好用的工具。理念型的優勢在於既可避免將現實硬套理論的問題，也能彌補理論不足的缺憾。但是建構理念型並非一蹴可幾的過程，在有限的時間與精力限制下，將既有的歷史與未曾發生的歷史相互比較，經常可以讓影響歷史發展的關鍵變項蹦然而出，形成研究假設，然後進行驗證。他經常舉的例子包括：如果韓戰不曾發生，美國的第七艦隊也從未來到臺灣海峽，今日的臺灣會是如何？如果鄭成功在抗清戰役中全軍覆沒，或者在鄭荷之戰中落敗，沒有來到臺灣，臺灣的歷史發展會是如何？
在他早期的研究中，或許自己心裡有過這樣的練習，但是並未在研究論文中明確指陳。隨著他對臺灣史的閱讀和思考的累積，以及在研究論文中反覆實驗之後，他認為「想像的實驗」是發展問題意識最重要的技術，尤其在他的歷史研究中，經常可見他對於歷史發展的另一種可能進行邏輯推論。我認為這或許是他在幾年的教學經驗之後，見到許多研究生為了尋找論文題目曠日廢時，又經常找不到有趣的難題讓他滿意，終於發展出這個幫助學生思考問題意識的工具。
除了比較觀點與邏輯推論這兩個研究工具，他的研究概念則圍繞著兩個核心：意識形態與物質利益對人類行為的影響，以及偶然因素在歷史發展的關鍵角色。
他對意識形態與物質利益驅動人類行為的理論觀點，在《心牢》第六章（Pp. 208 - 216）已有詳細討論，在此不再贅述。值得一提的是，他經常強調，韋伯雖然主張宗教與心理因素是現代理性資本主義興起與否的制度動因，但是韋伯並非許多讀者所認為的唯心論者；而是主張物質利益才是驅動人類行為的主要力量。韋伯的觀點認為，現代理性資本主義的興起，是在特定物質利益的基礎上，孕育了特定生活導向（Lebensfuehrung）的傳承階層（carrier strata）。這個傳承階層的世界觀（Weltanschauung）受到宗教意識形態的影響，基於追求物質或理念的利益，而發展（或沒有發展）出現代理性資本主義制度。因此，他認為韋伯和馬克思對意識形態的因果詮釋並沒有根本上的差異。
但是這個想法在他完成《心牢》之後有了轉變。隨著相關研究陸續完成，他當時曾說：「我越來越不相信韋伯所說，物質利益作為人類行為驅力的論點。意識形態在因果關係上的獨立作用，可能比想像中還要強。」這或許也是為什麼他後來在2015 年接受瞿宛文老師的邀請，參與「重探臺灣戰後農村土地改革專題」討論，直接以「意識形態戰爭」來形容臺灣戰後土地改革的原因。
偶然因素的歷史匯集，是他的歷史社會學方法論的另一個關鍵概念。在黃樹仁的博士論文第七章〈猶太教與基督信仰〉中，他就曾經論證韋伯運用這個概念解釋猶太教一神信仰在古代以色列興起的原因。
韋伯認為古代以色列是一個以契約關係（berith）為基礎的政治同盟，為了應付層出不窮的戰爭，巴勒斯坦地區的遊牧部落彼此透過誓約結盟，平等往來，形成穩定的政治社群。但是耶和華作為戰爭之神，與信徒所訂立的誓約更加不可違背，否則後果不堪設想。這種嚴格的紀律關係，對於巴勒斯坦南部地區經常面臨戰爭的半遊牧部落而言，正好符合這個社群的政治利益。因此，耶和華從眾神之中脫穎而出，在教士與先知的詮釋下，耶和華信仰逐漸擴散成為巴勒斯坦地區的一神信仰。對韋伯而言，這個一神信仰的起源與形成過程，是一個無法解釋的歷史偶然，是在特定的宗教與歷史條件下，因為符合某些群體的特定政治與經濟利益，而制度化成為宗教信仰，不是意識形態擴散的結果（1995b：191 - 207）。
在《心牢》當中，他也提到與書中因果鍊密切相關的兩個歷史偶然。一個是1970 年代國內外政治經濟轉變，包括中美斷交和退出聯合國等，朝野形成強烈的農業危機意識，提供了農地農用意識形態與法令形成的背景；另一個則是1980 年代中期，由於新台幣長期低估的升值壓力，吸引外國熱錢湧入，以及1987 年政府以八千億資金徵收公共設施保留地，一時之間國內游資氾濫無處宣洩，帶動了房地產與股市的狂飆現象。
這種在因果鍊中扮演關鍵角色，卻無法納入實質分析的歷史偶然因素，若非研究者能夠清楚辨識其在因果鍊中的位置，並且正確評估其影響程度，在研究中的操作非常困難。根據黃樹仁自己的說法，歷史的偶然因素，其實就像是在多元迴歸的模型中，將傳統上被認為是殘差值的部分，盡可能地說明清楚，而不是直接略而不表，從而盡可能提高因果模型的解釋力，也就是提高迴歸模型的R-square 值。
上述的比較視野與邏輯推論這兩個思考工具，以及意識形態與物質利益和歷史發展的偶然因素這兩個概念，在黃樹仁的論文與研究中反覆出現。接下來我將分別以本書所收錄的臺灣史與社會學研究，以及其他遺稿為例，說明黃樹仁發展問題意識與進行研究的學思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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