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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國際關係研究的科學革命
2016年的國際關係出現了太多的變化，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川普（Donald Trump）當選美國第四十五任總統，英國決定退出歐盟，美國、歐洲、俄羅斯、中國及其他大國出現民族主義的風潮，甚至於是基督教世界和伊斯蘭世界的對抗。氣候變遷及非傳統安全問題更為嚴重。核子擴散在朝鮮半島及其他地區懸而未決。國際法、國際安全及國際政治經濟學都無法解決南海島嶼主權爭議、金融及能源危機、移民問題。
知識社群面對的挑戰更為嚴峻。2014至2016年的國際問題愈來愈複雜，2014年正好是一次大戰爆發一百周年，太多著作出版，提醒世人悲劇可能會重演。由於太多問題無法解決，世界政治、國際關係或全球化被認為是失敗的，就連國際法及國際政治經濟學也受到質疑。主要媒體、大學、研究機構及政府出面呼籲，國際事務相關的學科研究及人才培養方法應該重新思考，減少自波洛那、巴黎、牛津及劍橋大學創立以來，培養辯論家的傳統老路。他們不是主張放棄原有的人文思考、歷史學習或哲學訓練，而是認為傳統象牙塔式的訓練方法已經過時。資訊時代的變化太快，二十一世紀的文明社會需要有恢宏及實用的世界觀及國際觀來應付重新回籠的民族主義、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及數不清的新問題。或者更簡單的說，冷戰根本就沒有結束，反而變得更嚴重。
世界觀及國際觀本來是哲學、社會學及歷史研究的重點。客觀的說，他們是由下列因素組成：
一、中西的文史哲、政治、外交及軍事知識。
二、對於國際關係、外交制度、國際法、國際組織、國際政治、經濟及國際安全的了解。
三、個人的認知、信念、理想、價值判斷及意識型態，也就是一般人所說的心理圖像或認知體系。
四、特定的政治經驗或記憶形成意識，指導當事人對於國際事件或外國領導人的判斷。
世界觀及國際觀始於生活，即每個人在成長的過程中，經由社會化、正規教育及海外學習或職業生涯發展出來的行為典範、價值標準及內在記憶，作為破解事件、分析問題和考慮不同決策選項的依據。在沒有實務經驗的專業人士之中，原有的哲學訓練、學科素養及實習心得需要轉化的過程，才能將其適當的運用。這裡比較困難的是專業人士不可能一開始就處理到決策，例行的行政過於單調，而且一再重複，談不上哲學、政治學及經濟學的運用。更為關鍵的是，台灣欠缺正式邦交，國際社會政治影響力有限，更不是國際問題的核心。決策人士及幕僚參考歐洲外交史、羅馬史、美法外交政策的機會幾乎不存在。如同精讀莎士比亞的表演藝術專家，沒有舞台，終其一生無法表演。台灣培養出來的外交人員無法出席聯合國大會或其專門組織的會議，參與官方組織的活動計畫。他們的世界觀及國際觀自然被限縮。
以上所讀到的問題不是大學或其他涉外人才培育單位能夠解決。一般正常大學教育只能提供基礎的知識，不論是中國或西方的史學、法學、政治學及經濟學，由講授者和學習者溝通及互動，形成內化及外在的推力來推進反省和觀察過程。它絕不是空想或無中生有，這也就是以往德國哲學所根據的基礎，更是許多其他西方國家的哲學家思考的方法。柏拉圖及亞里斯多德針對此項思考訓練有很完整的說明，中國的儒法道墨也是相同。本書在分析本體論及認識論的專章中，提出了比較詳細的說明，希望能對中文世界的研習者有所幫助。
其次，世界觀及國際觀的形成不能免除歷史及當代的對比，也就是以古知今和以古非今的認識過程。「以史為鑑」是很普遍的說法，但要做到客觀分析及當代的運用並不容易，這是歷史錯誤一再重複的道理所在。中國和西方史學及哲學的差異涉及到史觀、史誠、史實及史德的問題，我們不必做過多的深究，以免偏離了對國際關係的探討。至於是否提出預測並不是世界觀及國際觀需要考慮的問題。作為研習的第一步，能將歷史及當代問題作客觀解釋，避免主觀及自我的謬誤，已經難能可貴。
再者，世界觀及國際觀不能輕易排除主觀及客觀的糾結，要完全的剔除既不可能，也不必要。德國人以往所堅持的「世界觀」就有相當程度的民族意識，美國的例外主義、美國的自由主義及法國的文明論都是如此。這也是今天有太多人挑戰「文明衝突」或「西方中心主義」的道理所在。反過來看，我們也不能過於批評西方資本主義的錯誤，它畢竟帶來世界經濟的進步，就像是中國在經濟史上有太多被忽略的成就，日本、印尼何嘗不是如此？要如何才能有客觀的見解及把握主觀的判斷不要錯估情勢，是作為當代公民及專業人士都應該有的基本態度。
最後，世界觀及國際觀不能免除時間及空間的因素。現在通識教育針對「大歷史」的講授，已經充分考慮到這些問題，也就是把物理學、生物學、政治學及社會學結合在一起，研習者要了解的不是單一事件或個別國家的發展而已，而是整個世界的過去及對於目前的涵義。舉例來說，工業革命、資訊革命、政治革命及軍事革命就有不同的意義，大歷史的研究將它們整合分析之後，就能提出一個更有系統及啟發性的世界觀及國際觀。今天我們去觀察中國崛起、俄國的大國復興、印度的發展、英國的脫歐都要充分考慮到時間的因素。氣候變遷、能源短缺、糧食不足、人口老化、環境汙染，都是需要時間及空間因素，才能擺在正確的世界觀及國際觀中得到客觀的認識。我們一定要留意到，世界觀及國際觀有民族或團體的特色，英國或巴西人的世界觀及國際觀會有差異，中國人和美國人也是如此。在不同的政黨、社團及專業人士之中，尤其是宗教、遊說團體及非營利的第三部門人士中，他們的世界觀及國際觀就會出現差距。
不完美的政治
國際關係不可能是完美的。因為如此，國際法、國際政治、國際組織、國際政治經濟及國際安全才會受到重視，太多的知識在通識課程中講授，我們化繁為簡，儘量貼近我們的社會，滿足社會的需求。在這個求知的過程中，體認國家的功能與角色是必要的。針對國家的歷史、功能及角色，我們大致上已經弄明白。國家大約在公元前四千年就出現，稱為史前國家或古代國家，再成為封建國家，然後在英國都鐸王朝時期，現代國家才出現。行政、作戰、徵稅、保護人民及製造財富是國家最重要的功能。人民以後因為理念及理想相同，語言文字也相同，形成了民族，民族和國家融合在一起，民族意識及民族主義是在國家的平台上成長，工業革命、海外作戰勝利及殖民帝國推動民族主義，也塑造出來帝國主義。民族國家的交往成為國際關係，整個的互動關係是在世界進行，更是一種共同體或社會，歐洲各地都有城市，事實上是小型國家。公元1200年，義大利就有三千個城市，每個城市都是自主獨立的，城鎮形成家園（country）。當一位選侯或郡主或國王提到「家園」，不論大小，都是國家。西方國家使用「家園」一詞要比「民族」更早，也更普遍。
現在的知識社群已經接受「國家間關係」（inter-state relations）在1648年之前早就存在，在中國的夏朝就有。國家體系（the State System）及「國家間體系」（inter-state systems）出現也就預料之中。歐洲知識社群在形容國際之時， 選用的概念是「民族」， 因為民族已經嵌入（embed）國家，沒有國家，民族無法生存下去，更沒有所謂國際法、國際貿易或國際政治。所以，邊沁（Jeremy Bentham）最先提出這個名詞，沿用到今天，都沒有人反對，國家間（inter-state）和家園間（intercountry）的用語就不可能出現。
爾虞我詐的權力政治不必然是不完美的政治。但是，它必然是每一國家最上層的決策，而且是極少數人的決策。如此的政治行為、現象以及出現的問題就很難以心理學或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去分析或解釋。在很長的歷史過程中，它並不需要學術上的解釋，而且不允許公開討論。
精英型的研究
外在的討論是自然形成的，這是每一個共同體或社會都有的現象。只要有人聚會，政治一定會是話題。意見領袖的出現是很早的人類經驗，中外都是如此。理論家的出現也不是無中生有，春秋戰國及希臘城邦時期都有共同的學術發展過程。政治即使不完美，體制是絕對王權，自由的學術討論及思想孕育出理論。今天的社會科學和國際關係研究在數千年之後，有了更有利的條件及環境。柏拉圖及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在西方國家再現，蘇秦和張儀的縱橫學說在今天又出現就不足為奇。對於霸權國家，其鄰邦要不是尊奉其位，就是聯合盟邦加以消滅。「奉秦」和「事秦」還可以見到二十一世紀的版本。
國際關係的特性就是溝通、妥協、求同及興利，主要理論來自西方國家。我們在研習的過程中，先了解事實，找出因果關係，再運用理論來解決問題或提出解釋。這個過程不必拘泥於規則化、一體化及驗證化，也就是說序言中所說的「合乎科學，貼近社會」。為了合乎科學，本書就先回顧及綜整了國際關係的理論，然後介紹了本體論及認識論，這是國際關係的專書很少提到的基本社會科學哲學分析。一般以為這是社會建構論或批評性哲學出現之後，國際關係及國際安全才討論到這些問題。事實並非如此簡單。整個西方文明或學術發展就是從希臘時期進入羅馬帝國，再進入文藝復興及啟蒙時期。今天主要大國的外交家和戰略家都提到培羅奔尼撒戰爭（The Peloponnesian War）或「布匿戰爭」（The Punic Wars），或希臘哲學、羅馬法及羅馬史對他們的影響。希臘時期就開始的本體論和認識論就是當時最基本的哲學思考方法。沒有思考就沒有思想，也就沒有理念和理論。只可惜縱橫家沒有留下著作，今天的國際關係還沒有自己的思想史及方法論。
以上所說是很關鍵的問題，但不一定是障礙。社會科學的基礎是文史哲，特別是思想及思想史。經濟學、社會學及政治學都是在這些基礎上往上發展，而且是走出象牙塔，走進社會，解決實際的問題。由於中西歷史及制度不同，中國才需要從西方引進社會科學，法學及經濟學是很好的例子。可是，中國及其他亞洲國家在很早就有強大的國家，秦朝就是例子，戰國七雄及更早的夏商周朝也是如此。歐洲就沒有這樣的經驗，他們的法學、經濟學、公共行政及軍事哲學都是以後的發展。中國向西方國家學習，反過來看，西方國家更積極的和東方國家交流，進行學術匯通。
人文及社會科學一直相當專業，稱之菁英型研究並不為過，但研究者一定是關心社會、國家及整個世界。我們很容易可以看出中西之間的基本學術推力的不同，中國政治哲學講求應用性，比較不重視基本的思維，以至於本體論及認識論、邏輯或其他相關學科被忽略，現在再重新回顧有其必要。此外，本書也將現代及後現代化作了介紹，這是關係到社會科學及人類發展，特別是整個中國的歷史脈絡相關的問題，更是國際關係的最根本問題。
走向現代化
在人類文化史上，國家的出現是必然的。國家從古代走向現代，需要法制、行政、財政、軍隊、人力。有國家才有國際關係以及其它國際相關的科學或知識。現代國家出現之後，民族國家促成民族主義、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及資本主義，當然也帶來了戰爭。所以，國家的現代化帶來了民族、民族國家及民族主義，其過程正好是韋伯及熊彼得及其他社會學及經濟學家努力說明的根本脈絡。釐清了這些脈絡就能明白二十一世紀及未來的世界走向。由國家進而民族、家園、世界及社會都是基本概念，他們的架構就支撐著人類文化繼續往前發展。這些概念架構自然成為本書要說明的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就是發展及低度發展，然後使用美國例外主義、中國模式及台灣的經驗來檢驗。他們分別代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重商主義及自由主義的應用，也是第二部分提到的國家、民族、家園、世界及社會等五大概念架構的實踐。第一部分提到的國際關係理論、本體論和認識論、現代及後現代一樣可以用來檢驗。除了發展之外，戰爭及和平需要再找出有代表性的個案來說明，讓學習者有恢弘的世界觀及國際觀。戰略及戰爭的研究已經很久，成果豐碩。我們或許需要有另類思考，「失敗的成功者」、「不按牌出牌」、「誠信」是否值得考慮？戰勝及戰敗、戰爭與競爭及市場的差別在那裡？多少政治及經濟學家說過，國家和貨幣一樣，都是虛構的，但是「信任」（trust）及「可靠」（accountability），讓他們成為引導人類進步的最大力量。
和平的研究也是很多，但是視它為一種制度、行為典範及共同體不是容易的事。我們習慣於「美國和平」（Pax Americana），也研究「英國和平」（Pax Britannica）。可是，羅馬、蒙古、中國、伊斯蘭、伊比利半島、印度都有不同型式的「和平」，或許也值得探討。古典文明的現代化解釋， 中西學術匯通、人文及科學的互補有其意義。「臉書」（Facebook）創辦人祖克博格（Mark Zuckerberg）特別推崇法國社會學家莫斯（Marcel Mauss），採納了他的「贈與哲學」作為經營的理念，傳為美談。很巧的是，莫斯正好也是社會學家涂爾幹的女婿，涂爾幹及韋伯在本書都會介紹。
綜合而言，國際關係的學科基礎還是很弱的，需要知識社群的努力強化。科學整合確實很急迫，然後是建立自己的思想體系。理論家還是有必要的，對於中文讀者來說，了解希臘及羅馬已經不容易，更不用說韋伯及德國、涂爾幹及法國、托克維爾及美國。同樣的，對於英文或法文讀者來說，要去弄清楚《左傳》、《史記》、《老子》、《韓非子》、《呂氏春秋》、《戰國策》也是挑戰。至於實務家，他們的化險為夷、折衝樽俎一樣難能可貴。
本書並未在培養實務人才方面，作出特別建議，但是供了理論基礎、實際個案、概念架構、思考方法及判斷的依據。科學的發展需要研究成果的附加效用、增值或問題解決。理論引導研究，研究協助實務，兩者互為牽引。二十一世紀的理論家和實務家均需要前瞻的世界觀及國際觀來確立歷史錯誤不會重演，當前的成就能夠繼續，未來的遠景是樂觀的。這是一條漫長的路，本書只是扮演路標的角色，我們當然希望走在這條路上的研究者及決策者不要成為二十一世紀的「夢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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