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布雷的安眠藥】
略知中國現代歷史的人，都曉得陳布雷先生是蔣介石的高參。其實陳布雷先生是先獲文名，而後從政。他幾乎是中國第一代報人中的詨詨者，民國之前已名揚天下。聽母親說：陳布雷先生瘦高體弱，文質彬彬，不苟言笑。
我的舅舅講，抗戰時期在重慶，外祖父和陳布雷先生同在委員長侍從室任職。舅舅們到上清寺侍從室找外祖父，曾與陳布雷先生一起吃飯，發現陳布雷先生腸胃很壞，每餐飯只能吃烤焦的麵包。陳先生平時講話很少，卻為人甚為熱心，幫人辦事極嚴肅認真。
外祖父講陳布雷，則稱布雷先生是個老失眠家，每夜就寢必須吃安眠藥三片，然後也才能得到三四個小時睡眠。他的小藥箱裡，裝滿各式各樣的安眠藥，用外祖父的話說，琳琅滿目。外祖父多年寫作為生，自然也失眠，但經過香港逃難，有一陣子可以倒地便睡。到了重慶，進委員長侍從室，主持《中央日報》，每日寫文章，舊病復發，又開始失眠，需安眠藥睡覺。但他失眠，遠沒有布雷先生那麼嚴重，桌子的抽屜裡只放一種安眠藥，需要時吃半片一片，就能夠睡了。每次外祖父自己存的安眠藥吃完了，就跑到布雷先生的小藥箱裡去挑選，領取一些，補充自己的抽屜。
安眠藥不能治癒外祖父的失眠症，他找侍從室周綸醫生看了幾次，服藥打針。周醫生警告外祖父：如果不好好休息一段時間，患上腦貧血，就有致命危險。但抗戰緊張，外祖父哪能休息。實在沒有辦法，他便只好請假一兩天。可是他經常花兩三個鐘頭，從重慶過江回到南岸家裡，還沒睡下，就又有電話打來，或招去《中央日報》，或招去侍從室，最無法推託的是受招去委員長官邸。
有一天外祖父實在頭疼得沒有辦法，晉見委員長的時候，當面直陳自己惡性失眠，輕度腦貧血，請求允許休息一段時間。蔣介石自己身體強壯，從來沒有得過什麼病，更從來沒有失過眠，完全體會不到失眠的痛苦。他對外祖父說：你睡不著覺，休息幾天就好了，我叫他們給你買藥。那個時間，重慶有藥廠，可以造維他命B1，但肝精卻只有進口貨。隔了一日，便有委員長官邸醫務室的護士，每天過江到家裡來，給外祖父注射維他命B1和肝精。
一九四二年，蔣介石看到抗日戰爭已經能夠進入戰略反攻階段，決定親自寫一本書，提升民族尊嚴意識，鼓舞中國軍民士氣，凝聚抗戰勝利意志。他同布雷先生商議，準備將寫作任務交給布雷先生完成。可布雷先生因為長期嚴重失眠，腦力體力均不濟，便推薦外祖父代勞。外祖父明知替天子立傳，是吃力不討好的差事，但見布雷先生那種身體情況，也只得接受。那可真是同病象憐，拔刀相助。
不過相比於外祖父較為激進的性格，布雷先生更加謹慎穩重，那是確實的。一九四六年國民政府決定召開國民大會，實施憲政，籌備時期，國民黨吳鐵城秘書長請外祖父去上海，外祖父外祖母同行，在上海狄斯威路的房子裡住，那是當時我的父母親的家。外祖母做了幾個菜，外祖父請吳秘書長及上海各界的朋友，聚集家裡便餐，商討政治協商會議遺留下來的一些具體問題。此後，那就成了外祖父的日常工作，往來滬寧之間，與各界會商。每有什麼結果，便通過上海市政府機要室，向吳秘書長報告，或者直接報告蔣介石。
七月初外祖父接電報，馬上趕往廬山牯嶺，晉見蔣介石。然後會見布雷先生，陳述他在上海同各界商討籌備國民大會的情況。事情之多，兩個人會面了兩次，談了四個多小時。結果是布雷先生大為驚駭，對外祖父說：原來國民政府要於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大會的決定，是根據你的報告，你的責任也就太大了。從這番話可以想見，如果換了布雷先生，他就絕對不會像外祖父那麼去做了。而且外祖父彙報過在滬寧的協商工作之後，接到命令，留在廬山辦《中央日報》廬山分版，不必再下山了，不知那與布雷先生對外祖父的關心有沒有關係。
布雷先生跟外祖父同事以前很多年，就已經相識了。早在一九二五年，五卅運動發生後，外祖父根據英國法律，撰文抨擊英國巡捕在上海槍殺中國工人的非法行為，發表在鄭振鐸先生的《公理報》上，一石擊起千重浪，甚至招致英國領事對商務印書館提出訴訟，當時外祖父在商務做編輯。因此外祖父一夜之間，成為上海名人。上海學術界十個人聯署發表宣言，抗議南京路殘案，外祖父乃其中一人。上海《商報》立刻發表社論，對那一宣言發出聲援。這個社論，是布雷先生的親筆。
北伐戰爭之後，在上海南京兩地，外祖父和陳布雷二人，同時從事教育工作。民國十八年（公元一九二九年）上海復旦大學校慶，外祖父和布雷先生同時應邀出席。布雷先生講話只幾句，外祖父講了一個多鐘頭，到吃飯還停不下來，此事給布雷先生留下很深的印象。
後來外祖父在南京中央大學做教授，布雷先生在國民政府教育部做政務次長。外祖父寫文章犯忌，上海警察局出動搜查新生命書局，密報外祖父言論違紀。外祖父聞訊，寫信給中大校長朱家驊先生，辭職謝罪。朱校長便去找布雷先生和中宣部長劉盧隱先生疏通。劉先生說他不認識陶希聖，布雷先生說：我在上海復旦大學遇見這個人，他的毛病是鋒芒太露。此次風波，最後是中組部長陳果夫先生給外祖父寫信，教訓一頓，算做解決。
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佔領香港。當時外祖父一家都居住香港，僅母親一人在昆明就讀西南聯大，兩個月完全得不到家人消息，焦急萬端。因為高陶事件，日軍對外祖父恨之入骨，曾幾次派特務到香港，企圖謀殺外祖父及家人，均因杜月笙先生的嚴密保護而未得手。現在日軍佔領香港，他們馬上開始大規模搜捕外祖父，各地報紙經常發消息：日軍在某菜園捉到陶希聖；日軍將陶希聖剝皮抽筋；等等。母親在昆明經常讀到這些標題，不知真偽，驚恐萬分，日日以淚洗面。
忽然一天，西南聯大校長蔣夢麟先生把母親叫到自己的辦公室，說是重慶陳布雷先生給他發來一封電報，請他轉給學生陶琴薰，通知母親，外祖父已經逃離香港，回到國土，正在往重慶的路上，叫母親不要太心焦了。同時母親接到外祖父從廣東韶關寄來的匯款，證實了他的安全。母親後來對我說，她原來在家裡聽外祖父講過陳布雷那個人，並無印象，接到這封電報，使她感到布雷先生的親切，她曾馬上寫過一封信，感謝布雷先生，並且詢問外祖母及弟弟們的消息，那信也是請蔣夢麟校長轉寄重慶的。
母親轉學到重慶後，才知道布雷先生給蔣夢麟校長的那封電報，並非外祖父囑託他發的，而是他接獲外祖父安全逃到內地之後，了解到母親的心情，自己主動發給蔣夢麟校長的，足見布雷先生感情之細膩。為此母親在重慶期間，曾專門當面向布雷先生道過幾次謝。
事實是，外祖父化妝從香港逃出日軍魔掌，到達廣東脫險之後，做的頭一件事，是找到一家郵局，給重慶布雷先生發個電報，然後給西南聯大的母親匯了一筆款。
外祖父輾轉回到重慶，因外祖母一家還在桂林逗留，他獨自一人便先借住重慶上清寺美專校街一號，布雷先生公館的另一小院內小樓之上。從此外祖父與布雷先生一起在委員長侍從室任職，布雷先生是外祖父的頂頭上司。後來外祖母一家也到了重慶，母親也從昆明西南聯大轉學到重慶中央大學，全家團聚。那時期內，母親和舅舅們常有機會見到布雷先生，還在一起吃飯和跑空襲警報。戰後父母結婚，也是布雷先生的弟弟《申報》社長陳訓悆先生做母親的介紹人。布雷先生去世後，其職便由外祖父接任。
作為朋友，布雷先生對外祖父相當地了解，知道他寫文章用語有時比較激烈。作為上級，布雷先生也對外祖父相當地保護，化解他因文字而惹起的麻煩。一九四七年初，外祖父看到國共已無和談可能，戰爭勢在必然，便連續在《中央日報》上發表社論，籲請各界睜開眼睛，保持清醒。他甚至用了東晉時期的淝水之戰的故事，預言國共難免在淮河流域再打一場新淝水之戰，決定國家存亡。
這篇社論被當時在南京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的邵立子和雷震先生看到，便找到布雷先生告狀，說那都是反共言論，妨礙政治協商和軍事調處，已經引起中共代表周恩來的抗議。然後邵力子又對布雷先生說：雷儆寰認定，《中央日報》現在是CC系辦的了。布雷先生聽了大怒，立刻派人找來雷震，痛加申斥。當時雷震任政治協商會議副秘書長，負責協商各民主黨派意見，比較接近共產黨。
斥責過邵立子和雷震之後，布雷先生找到外祖父，轉告了兩位左翼民主人士的意見，外祖父堅持說：新淝水之戰就在眼前，我們不能不大聲疾呼，警告國人。後來的事實，不幸被外祖父言中，不到兩年，就發生淮海大戰，就是當年發生淝水之戰的故地。
布雷先生是浙江人，與我的父親同鄉。布雷先生的兩位女公子陳琇和陳璉，與我父親在杭州師範同學。後來父親自上海暨南大學轉到重慶中央大學，又跟陳璉同學兩年。因為夫人生育陳璉而逝，布雷先生十分悲痛，從此未續娶，並把陳璉小名叫做漣漣，以示如淚，足見其感情之深之重。
在杭州師範讀書時，父親是跟陳琇同班，但他同陳琇的妹妹陳璉卻有過一段初戀。後來雖然兩人就讀不同學校，卻似乎仍然在心裡保持著感情。據說陳璉在昆明西南聯大讀書時，她的箱底一直存著父親寫給她的信。直到後來陳璉接觸到中共學生領袖袁永熙，而後做了袁永熙的戀人，才斷絕了同父親的繼續來往。
我的母親先是昆明西南聯大的學生，那時陳璉也在西南聯大讀書，兩人同學，也是朋友。後來她們又先後轉入重慶中央大學，繼續同學。也是這時，我的父親也轉到中央大學，但此時他與陳璉已經是兩條鐵軌上跑的火車，永遠也走不到一起了。
因為兩個父親同一辦公室，身世相近，兩個女兒自然也來往密切。每逢周末，母親總迫不及待從沙坪壩趕到重慶，到上清寺委員長侍從室找外祖父，幾次相約，陳璉從不同行，似乎與其父布雷先生不大和睦。此事讓母親覺得很奇怪，她當時並不知道，陳璉那時已由袁永熙發展為中共黨員，要跟她的父親劃清階級界限。不過我想，布雷先生那麼智慧的人，一定早已覺出女兒的政治背叛，只是愛女之情篤篤，不肯點破而已。
人性遭到政治的侵蝕，便一定釀造悲劇。雖然陳璉極力躲避父親布雷先生，但中共卻要盡可能地利用她這層父女關係，從事政治軍事等等活動。抗戰勝利之後，陳璉大學畢業，到北平教書，然後與袁永熙結婚，在北平舉行盛大婚禮，利用布雷先生的地位，聯絡大批國民黨政要，開展地下工作。
很快事發，陳璉和袁永熙夫婦被國民政府逮捕，轉移到南京監獄關押。儘管政治立場不同，畢竟父女情深，布雷先生徵得蔣介石許可，親自出面，將女兒保釋出獄。之後陳璉曾回老家慈溪，隱居一段時間。袁永熙出獄後，中共安排他在南京臥底，於是陳璉又回到南京，利用陳布雷的關係，夫婦兩人繼續從事地下工作。父親告訴我，期間陳璉多次開動陳布雷的座駕，為中共輸送機密情報，因為是陳布雷的車子，軍警不敢阻擋。布雷先生自殺之後，陳璉失去利用價值了，陳璉夫婦便被許可離開南京，轉移蘇北中共根據地。
父親回憶，陳璉被捕，他和母親都聽說了，十分吃驚。這個時候，父親才終於明白，當初陳璉為什麼跟他斷了戀情，而母親也才知道陳璉居然是共產黨。北伐戰爭的時候，母親六歲，見識過湖北農民運動殺人放火的兇殘，也有過農會到家裡來逮捕外祖父的親身經歷，知道革命的味道。父親和母親都無論如何不能相信，溫文爾雅的陳璉竟然會是青面獠牙的共黨。對於母親而言，陳璉還是陳璉。所以陳璉途徑上海的時候，母親仍舊招待她在狄斯威路自己家裡，小住幾日。但是從陳璉離開之後，兩人就再也沒有見過一次面。
時局驟轉，國民政府兵敗如山倒，外祖父跟著南撤臺灣，中共隨即建政。陳璉進了北京城，任團中央少兒部長，其夫袁永熙做了清華大學黨務書記，都是中共高官。也是這時候，父親才澈底明白，當初在重慶中央大學，為什麼陳璉同他堅決地斷絕了往來。因為她是共產黨員，她的上級就是她的丈夫。
一九五三年，父親被中央政府從上海調入北京，參與籌建外文出版社。為了表示對他的重視，社裡發給他一張觀禮票。十一那天，他到天安門觀禮臺，觀賞閱兵和遊行。也是命運捉弄人，在同一個觀禮臺上，父親與陳璉意外相遇。父親說，剛一見面，陳璉十分興奮，但是瞬間即逝，冷淡下來。他們兩人，一個是中共的高官，一個是被「控制使用」的舊知識分子，地位的懸殊已如天壤。兩個人簡單地寒暄幾句，父親事後還感嘆，當時就看得出來，陳璉是迫於一種無形的巨大壓力，努力拉開同過去和家庭的距離。
因為父親母親都同陳璉是好朋友，都對陳璉表示巨大的好感和同情，所以我很願意相信父親和母親的感覺，願意相信陳璉確是個好人，是個不幸被無情的政治鬥爭所利用了的善良青年。後來母親也隨著父親，從上海搬到首都，可作為國民黨大戰犯之女，始終不敢同陳璉聯絡。雖見不到，母親仍是一直很關心陳璉的情況。特別是母親在《人民日報》上讀到一篇陳璉的講話，並且因此受到鼓舞，給周恩來總理寫了一封信，從而獲得特殊照顧，能夠在最黑暗的年代，保持同臺灣外祖父的通信聯繫。僅從此一點，我也必須對陳璉女士表示謝意。
那是一九五六年二月六日，北京召開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大會，陳璉作為全國政協委員，在一次大會上發表講話。講話之後，周恩來頭一個站起來鼓掌，於是受到中央關注，並在幾天後全文刊在《人民日報》上。陳璉的講話是這樣的：

我想以自己的經驗，對於知識青年，特別是社會主義敵對陣營裡的兒女們的進步問題，說一些意見。也許在座的有的同志知道，我是陳布雷的女兒。十幾年前，我也是一個懷抱著熱情和苦悶的青年學生，為了尋求抗日救亡的途徑，我找到了共產黨。黨把我引導到革命的道路上來，使我不但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前途，也看到了社會解放的前途，我的苦悶消失了。我聽黨的話，工作著，學習著，前進著，我感到無比的溫暖和幸福。十幾年來，由於黨的教育，我獲得了一定的進步，我現在是青年團中央委員會的委員，並擔任著青年團中央少年兒童部的副部長。
從我自己走過的道路，我深深地感覺到：正是因為黨是以國家和人民利益為依據的，因此，它對於一切有愛國熱情的人，不管他是什麼人，都是歡迎和愛護的。可是我聽說，目前還有一些出身剝削階級和反動家庭的青年，為自己的出身感到煩惱，說什麼恨只恨閻王爺把我投錯了胎，我認為這是完全不必要的。假如說在解放以前，一個出身剝削階級和反動家庭的青年還比較不容易認清黨的話，那麼在今天，黨就像太陽一樣，普照著大地，撫育著我們每一個人。我們沒有辦法選擇我們的出身之地，但是，我們完全能夠選擇自己要走的路，只要我們認對了方向，而且肯於努力，在我們每一個人的面前，都是有寬廣的道路和遠大的前途的。

話雖然說得好聽，掌雖然鼓得響亮，現實卻終究沒有這般美麗。
儘管陳璉和袁永熙夫婦，曾為中共建政出生入死，甚至背棄自己的親生父親，他們最終還是遭到中共內部的打擊和清洗。一九五七年袁永熙被劃為右派，撤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之職，鋃鐺入獄。陳璉因此離婚，我的母親聽說後，曾經極度難過，不肯相信。她知道陳璉很愛袁永熙，兩人從在西南聯大做學生時期開始，數十年生死與共，不可能一夜之間形同路人，他們的離婚，必是殘酷政治壓迫的結果。
後來陳璉調出北京，回到上海，消息越來越少。文革初期我借大串連之便，回上海訪故居。臨行前，母親特別囑咐我，設法打聽一下陳璉的消息。我在上海，曾到華東局去看過大字報，可惜沒有什麼收穫。後來從小道消息聽說，陳璉在上海屢遭批鬥，不堪屈辱，同其父布雷先生一樣，自殺絕世。
母親獲知那噩耗之後，許多天默默無語，神若有失，不可終日。我想母親一定想到她們各自的父親，她們兩人的同學生活，她們遭到政治污染的友情，她們共同的不幸。
那時父親自己關在牛棚裡，連這個消息也傳不進去，倒免了他傷心。

【題解】
歲月之沙，社會之沙，政治之沙，功利之沙。愚蠢之沙，自私之沙，淺薄之沙，謊言之沙，卑鄙之沙。一粒沙作為個體，沒有靈魂，沒有個性，沒有思想，沒有色彩，沒有力量，顆粒細微，幾乎很難被意識到其存在，但當無數沙粒聚集到一起，就變得野蠻，粗暴，瘋狂，無理性，強大無比。當聚集起來的沙粒構成鋪天蓋地的迷霧潮流，一次次，一層層，經年不止，就會吞沒一切，掩埋所有的貝。
而珍貴的貝，有的是真誠，有的是純潔，有的是人性，有的是生命，有的是正直，有的是友情，有的是歷史，有的是生活，有的是人格，有的是思想。貝是光亮的，彩色的，美麗的，真實的，但是貝也很脆弱，沒有能力同漫天遍野的沙暴抗爭，於是就被一次次，一層層，埋沒到沉重的沙堆下面，幾千年過去，幾百年過去，幾十年過去，甚至幾年過去，便似乎已經不復存在。
要做一粒沙，隨同著千千萬萬同樣的沙，覆蓋大地上善良的生命，輕而易舉。那不需要思想，不需要意志，不需要人格，不需要知識，只要冷酷無情，泯滅靈魂，就足夠了，也許還能成為一粒大沙，或者沙中的領袖。
但要做一粒貝，那就太難，至少得準備著，隨時被沙暴埋沒，甚至毀滅成粉末。但是即使被壓沒在沙底，即使被碾成粉末，貝也仍然能夠以其生命之光，戰勝沙粒，得以永恆。古往今來，每一顆貝，只要是貝，就是不滅的。
當世界被覆蓋在荒涼而厚重的沙堆底下的時候，要想尋找並且挖掘出一顆顆美麗的貝，非常艱難，需要無畏的勇氣，需要獨立的思維，需要充分的自信，需要足夠的愛。但是不論多麼難，這個世上必定有人，立志要從沙底尋找到一片又一片閃光的貝。
被挖掘出來之後，最微小的一片貝，也比最巨大的沙，更加偉大，更加光輝，更加耀眼。

【自序】
因為家庭出身極黑，上個世紀在中國大陸的三十年間，我在學習和工作以及生活等各方面，都不能如意。年到二十，沒有大學可進，也沒有工作單位敢接受我，似乎只能終日游手好閒。那種狀況，對於我，特別難以忍受。我的父母兩系，祖祖輩輩都是讀書人，都做事業，都獲得成功。我的祖父是滿清最後一代秀才，我的伯父沈鈞儒先生是光緒年最後一批進士，我的外祖父陶希聖先生北京大學畢業又做北京大學教授，我的父親母親都是重慶中央大學畢業，文史兼備，中英俱佳。偏偏到了我這一輩，無學可上，無書可讀，無職可就，無事可做，上不能承祖宗的傳統，下不能傳家族的文化，那是何等的悲哀。
正是在那種痛苦而孤獨的環境裡，我更加渴望了解和牢記家族的文化傳統，將之視為不容遺失的珍寶。經常在無所事事的白天，或者無所事事的夜晚，望著灰矇矇的天，灰矇矇的夜，我默默地回想自小在家裡聽到過的各種故事，家族前輩們的故事，以及世交師友們的故事。記得某位作家講過：當一個人絕對孤獨的時候，他所剩下的，就只是不斷反覆溫習的記憶。那些留在腦中的印象，每個點滴都會清晰而生動地鮮活著，幾十年不淡忘。我想這個作家講得太對了，在我一無所有的時候，記憶成了最後的財富。所幸者，強權能夠剝奪我的所有身外之物，卻無法消滅我腦中的記憶，而我的記憶力自小就強，於是許多家族歷史就這樣留存下來，在我的腦中，我的心裡。
我的外祖父是個史學家，曾對後輩人講，他小時候上學做史論，拿《三國演義》做根據寫了一篇，被老師狠罵，從此再不敢把小說當歷史來讀，只以《三國志》為據。但事實上，《三國志》也已經有了演義的筆法，特別是裴松之的小註，紀錄了許多演義故事。而《三國演義》則也是七分實三分虛，用了許多裴松之的小註故事，把《三國演義》稱為史傳，也是可以的。所以我想，古人做史都並不能絕對避免演義筆法，現今史家也沒有理由，動輒以雜有演義而否定記史的文字。雖然這樣的想法，給我自己許多安慰，對記史不再那般的誠惶誠恐，但我寫作，到底並不重在記史。我既無司馬遷寫《史記》「通古今之變」的雄心，更無范曄著《後漢書》「正一代得失」的壯志。我記錄的都是中國歷史上曾經著名的人和事，官方民間都有許許多多的記載或傳說，既已人所共知，何必再費筆墨，我只寫我親耳聽到，親眼見到，親身經歷的點點滴滴，為的是補充一些被遺失的史料，只要讀者們看到了，相信了，點點頭，我就很滿足。
不少人喜歡引用格言警句，給歷史下負面的定義。有人說歷史是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有人說歷史是個人盡可夫的娼妓，也有人說歷史是強權者的奴仆等等。照我看，那都並不是歷史之過，沒有理由去指責歷史本身。歷史就是歷史，一切已經發生過的事情，都是歷史，再也無法改變。應該受到指責的，是那些記錄歷史的人和他們的紀錄。只是一些不負責任的人，或者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把歷史當作隨他們任意打扮的小姑娘，把歷史當作任他們姦淫的娼妓，把歷史當作任他們恣意使喚的奴仆。
記得幼時母親給我講過一個伊索寓言，某國王問伊索，天下什麼東西最好？伊索回答：是舌頭。國王點頭，又問：那麼天下什麼東西最壞？伊索回答：是舌頭。國王聽了，不解其意。伊索那個時代，文字不夠發達，天下大事主要依靠口傳，所以舌頭成為記錄和傳播歷史的主要工具，因此舌頭成為天下最好和最壞的東西。現在記錄和傳播天下大事，除了舌頭，又多了紙筆和電腦影視等工具，所以伊索所說的舌頭，就是指一切紀錄和傳播歷史的工具，包括紙筆，電腦，以及影視。
人講話，毫不費力，舌頭一轉，好事可以說壞，壞事可以說好。人寫作，也可以毫不費力，筆頭一轉，好事可以寫壞，壞事可以寫好。蔣介石先生領導中國軍民英勇抗戰，做出巨大的犧牲，最後戰勝日本侵略者，到有些人的嘴裡或筆下，蔣介石先生卻成了最大的賣國賊，也還有不少人真的會相信。我在中共官方媒體上讀到過這樣的文字，「曾昭掄被劃為右派後，並沒有悲觀失望，又有機會回到熟悉的講臺和實驗室，直接為國家培養人才和發展事業貢獻力量，而使他異常興奮。」五十年過去，時至今日，仍用如此輕描淡寫的筆調，記錄迫害了數十萬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的「反右」運動，用如此歌頌化的輕薄語氣，紀錄曾昭掄先生那樣偉大科學家的悲慘命運，真乃世間最為惡劣的舌頭，是可忍，孰不可忍。
在有些人的嘴裡或者筆下，沒有任何約束和標準，根據一時的政治需要，或者一時功利需要，可以隨意編造歷史，隨意刪除或節選歷史。我查過許多中共官方公佈的史料，對胡風先生的記載，都是始於一九三一年而終於一九五五年，似乎他總共只有二十五年生命，也就是從他擔任左聯的領導，為中共革命做出貢獻開始，到他被打成反黨集團之間的一段。之前之後，都被略去不提，好像那些歷史紀錄沒有任何價值。而中國大陸的民眾，特別是一些青年，沒有機會接觸真實的歷史紀錄，只能把謊言當做事實，再以謊言為依據，義正言辭地反對真理。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托馬斯‧卡萊爾曾經宣告：「生於謊言是我們的不幸，死於謊言是我們的恥辱，結束謊言是我們的責任。」我比同齡青年稍許幸運，因為幼承庭訓，對真實歷史的了解稍多一些，深為兩三代中國大陸人的無知和狂妄感到悲哀，很想把結束謊言作為自己的責任。
因為父母兩系的家庭背景，前輩友朋也都是讀書人，而且有很多名人。查閱他們的身世，凡一九四九年後留在大陸的知識分子，似乎都有一處相同，就是在各種中共官方簡介記錄中，每個人生命中都有二十年到四十年的短缺，好像那些年根本不存在。我們都曾經歷過那個時代，自然曉得其中的原因，但太過刻意的文過飾非，就算不是對歷史犯罪，至少是對歷史的不尊重。而我所聽到過的許多故事，經常就發生在那些不被他人記憶的年代。所以我紀錄下來這些故事，只想填補一些歷史的空白，或者糾正一些歪曲和編造。但我知道，以一人之力，無法同完整而強大的中共國家文化機器抗衡。我只做我該做的，能做的。
我小時候，祖母講過她的祖先褚遂良，在唐朝任起居郎中一職，職責是記錄皇帝的言行。唐太宗自己規定，起居郎對皇帝的言行記錄，只為真實記史，不允許給皇帝過目。後來唐太宗忍不住，問褚遂良：「真的不可以給皇帝看看《起居注》麼？」褚遂良回答：「本朝所以設起居之職，就如古時的史官，善惡都記，使得皇帝檢點言行，不犯過錯。我從來沒有聽說過，做皇帝的自己要看這些記錄。」唐太宗又問：「如果我真有錯處，你一定要記錄下來麼？」褚遂良回答：「那是我的職務，皇上一言一行，我都是必記的。」真可惜那種時代，那種皇帝，那種史官，在大唐以後至今的中國社會及朝廷，再也沒有存在過。
春秋時代，齊國有個大夫，名叫崔抒，擅權亂政，殺了齊莊公。齊國的太史伯，便刻竹簡紀錄：崔抒弒其君。古時稱上級殺下屬為殺，下屬殺上級為弒。崔抒為掩蓋歷史，把伯殺了，也把他刻的竹簡燒了。太史伯的大弟弟仲，又刻了一塊竹簡：崔抒弒其君。崔抒獲知，把仲也殺了，把第二塊竹簡又燒了。太史伯的二弟叔，不屈不撓，再次刻下一塊竹簡：崔抒弒其君。崔抒氣急敗壞，把叔又殺了。太史伯的三弟季仍不停止，第四次刻竹簡：崔抒弒其君。這下子，崔抒終於害怕了，沒有殺死季。於是崔抒弒其君的歷史便留存下來，而且因為崔抒連殺太史兄弟三人，更使那亂臣賊子遺臭萬年，而且也為中國後來幾千年設下一個如何記史的悲壯標準。
我自認沒有齊太史兄弟那麼大的勇氣，不過我想，如果齊太史兄弟活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大陸，怕也不敢公開對抗中共朝廷。我們都知道一個著名的猜想：如果魯迅先生活到一九四九年之後，他要麼什麼都不寫，坐享榮華富貴，要麼關在監獄裡，繼續寫作，直到殺頭。我們的時代，連魯迅先生那樣的人物，尚且仍然不保，如果齊太史的三弟膽敢繼續刻竹簡，也將被毫不遲疑地殺死，而且恐怕砍頭之前還要先割斷喉管，不許發聲，終使暴行不被歷史紀錄。所以今天的大眾，特別是青年人，除了背誦幾句經典謊言，幾乎已經對真實歷史毫無了解。
家父生前，在北京，有過一次，中央電視臺派了一個編導組，到家裡來採訪他，計畫就父親一生經歷，拍攝一部電視記錄片。我在美國，跟家父通電話時得知，非常高興，請求家父在採訪中多講講母親的事情。過了幾天，再打電話回家，父親說，他已經婉言謝絕了中央電視臺的邀請，節目計畫作廢了。我很驚訝，不知父親何以會做出這樣的決定。父親告訴我，那幾位中央電視臺的記者編輯，年紀很輕，也都很熱心，但是對中國歷史所知甚微。父親講幾句話，他們提一個問題，父親解釋一番。然後再講幾句，他們又提一個問題，又解釋一番。父親說，那麼要我講完我們家的經歷，不是得把中國通史全部講一遍，把我累死了嗎？我聽了，無言以對。我想，能到央視做記者編輯，至少必須大學畢業吧，或者研究生畢業，怎麼會這樣？他們在大學或者研究院讀書嗎？讀的都是什麼書呢？央視記者編輯尚且如此淺薄，普通大眾會怎樣的無知，不難想像。
為什麼？因為我們沒有歷史記憶。強權為了鞏固他們的統治，肆意編造歷史，報紙、電視、教材、史書、微博、網文，冠冕堂皇、義正言辭、謊言轟炸，意圖消滅歷史的記憶。多少人記得七十年前中國大陸發生過什麼？多少人記得五十年前中國大陸發生過什麼？多少人記得三十年前中國大陸發生過什麼？而中國大陸民眾在喪失瞭解真實歷史途徑的同時，集體保持沉默，將歷史從自己的個人記憶中刪除，並且逐漸地從被迫沉默演變為自覺沉默，這是最恐怖的現實。很少人懂得，沉默就是承認謊言，沉默就是維護謊言，沉默就是製造謊言。或許你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罪行，但是你對謊言保持沉默，你就是謊言製造者的同謀，你就是真實歷史的屠殺者。當一個民族集體沉默而失憶的時候，這個民族就將沉淪。而集體的失憶，或者集體的沉默，由每一個人的意志組織而成。記得魯迅先生那句話嗎？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死亡。
中國近代歷史上，有過一位周予同先生，其國學特別是經學學問，領袖群倫數十年。中國曾經有過一位曾昭掄先生，其化學學識和創造，令國際科學界嘆為觀止。中國曾經有過一位趙敏恆先生，抗戰時期發七國電訊，領先全球，讓世界新聞界目瞪口呆。中國曾經有過一位葉企孫先生，可謂中國現代物理學的鼻祖，幾乎所有為中國製造原子彈的專家都曾是他的學生。中國曾經擁有許多極富智慧，極具學識，極有創造力，極大成就的知識分子，中國文化本來是應該能夠得到長足發展，自豪地立於世界之林的。可是不幸，中國文化在其能夠得以騰飛的時刻，失去了機會，二十世紀初中國內戰不斷，繼而日寇侵略，然後連年烽火，經年冤案。前面提到的幾位大師，全部被迫害，被屠殺。全體中國知識分子都被擱置，被封口，被消滅，被禁止思想。中國文化停頓了，倒退了，沉淪了，消失了，實在令人痛心疾首。
我出版《百世門風》之後，送呈一冊請范敬宜先生指教。范先生是早年無錫國專的學生，是我姑父王蘧常先生的弟子，可說是名副其實的國學家。范先生曾經做過《人民日報》總編輯，外文出版局局長，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主任，在清華大學新聞學院院長任內去世。我向他請安時，范先生長嘆道：「現在中國到處都是大師，阿貓阿狗都可以做大師，他們知道什麼樣的人才配稱作大師麼？他們見過幾個大師，曉得大師是什麼樣子的麼？」范先生當年讀書，聽過錢穆先生，周予同先生，王蘧常先生的課。那些先生滿腹經論，學富五車，當時仍不敢居大師之位。近百年間，全中國只有章太炎先生和唐文治先生，才當得起國學大師的稱號。
聽了范先生的話，我肅然起敬，更懂得學問和學問家的尊嚴。現在中國大陸，哪個國學「大師」有膽量跟周予同先生談談經學，哪個化學「大師」有資格與曾昭掄先生比比專業，哪個新聞「大師」有本事同趙敏恆先生論論世界時事，哪個物理「大師」有能力與葉企孫先生說說力熱聲光電。雖然眼下中國大陸，「大師」滿天飛，「狀元」遍地走，可中國文化卻已經沉入歷史的最低點，若周予同先生、曾昭掄先生、趙敏恆先生、葉企孫先生地下有知，恐怕要以自己頭上中國知識分子的名號而感到羞恥了。
我不知道，中國文化還有沒有振興的可能。我但願自己不存懷疑，我但願自己充滿信心。我只是想，如果中國文化還有一次振興的機會，那麼中國大陸人首先必須先了解到，我們曾經有過什麼樣的知識分子，他們曾經有過什麼樣的成就，又曾經有過什麼樣的命運。懂得回首歷史的人，才會懂得怎麼走向未來。缺乏歷史感的民族，沒有前途。我多麼渴望，能夠在前輩大師們的光芒照耀之下，牢記歷史，成為一個真正有文化的人。我更渴望，更多中國大陸同輩或後輩，能夠有相同的願望，使中華民族再次成為一個有歷史有文化的民族。

題解
自序

第一輯　人物
陳布雷的安眠藥
固執領袖陳獨秀
陳立夫突然襲擊
陳麟瑞悲劇人生
董寅初拔刀相助
金仲華不得善終
豐子愷子女冤案
胡風本是張先生
蔣百里壯志未酬
蔣夢麟悲天憫人
蔣緯國酷愛聊天
特立獨行馬約翰
馬寅初的大悲哀
萬墨林兩肋插刀
文化名人劉尊棋
難逃黑運馮亦代
文人官僚羅俊
楊憲益兄妹翻譯家
于右任不忘師恩
末代皇帝後半生
左翼文化領袖沈雁冰
儒將孫定國的結局
永生的俞大絪教授

第二輯　人物與事件
蔡元培與北京大學
陳望道與復旦大學
杜月笙與高陶事件
胡適之與《獨立評論》
蔣介石與《中國之命運》
譚鑫培與京劇
萬耀煌和西安事變
郁達夫與安慶學校
趙敏恒與上海《新聞報》
王雲五和商務印書館

第三輯　事件
廬山牯嶺茶話會
清末少年讀書郎
民國初年北大學生
五四運動和北京大學
悲壯的北伐戰爭
中國社會史大論戰
香港淪陷
天子門生
八一五偉大勝利

附錄
讀陶涵先生新著《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
無情並非真豪傑
大愛大勇二伯伯
我家與周恩來的恩恩怨怨
陸鏗先生五年祭
與大師談大師
代後記

沙底拾貝：還原真實的近現代中國知識分子

沙底拾貝：還原真實的近現代中國知識分子

認識TAAZE

合作提案

顧客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