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文學與文化研究集刊》第2期

《民國文學與文化研究集刊》的創辦，是為了提倡一種返回民國歷史現場進行文學研究的學術理念。堅持學術立場、回到文學本位、開放思想對話則是本刊的宗旨。我們認為，在「民國框架」下討論問題，不僅可以積累一批被忽略的史料，而且最終也有助於形成與現代漢語文學相適應的研究思路和學術模式，從而擺脫長期以來受制於歐美學術範式的宿命，並與西方學界進行平等對話。

「民國文學」作為一個學術的生長點，其意義與價值已經得到學界的肯定。現代文學的研究，在經過早期對「現代性」的思索與追求之後，發展到對「民國性」的探討與深究，是符合現代文學史發展規律的一次深化與超越。在理解與尊重的基礎上，我們深信，學術界將可以在這方面開展更多的合作機制與對話空間。

2017年漸次過去，這一年不論海內外都有許多大型紀念活動舉行，使這一年充滿濃厚的文化意味與歷史記憶。在台灣，二二八事件70周年，解嚴30周年；在大陸，南京大屠殺80周年，香港回歸20周年；在海外，俄國大革命100年，宗教改革500年。在文學上，台灣有鄉土文學論戰40年，大陸有新詩百年。每一次的紀念，都是一次對過往記憶的重新檢視和詮釋。

在民國文學發展史上，1917年是一個值得永遠紀念的年代。一般論者多將這一年視為現代文學序幕揭開的起點，因為胡適在這一年的1月於《新青年》雜誌上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一文，接著陳獨秀於2月號上發表〈文學革命論〉，兩人旗幟鮮明地呼喚文學革新，提倡白話文學，「八事」與「三大」有力地預示了一個嶄新時代的來臨。改良與革命，建設與推倒，形式與內容，現代與傳統，文言與白話，種種話題在1917年風起雲湧地被討論，錢玄同、劉半農、傅斯年、周氏兄弟紛紛投入了響應的行列，理論與創作大放異彩，新的知識系統與新的價值觀，寫下了「五四」新文學與新文化運動輝煌的篇章，奠定了現代文學史上難以超越的歷史巨峰。當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承認白話文為「國語」，並通令全國國民小學一、二年級採用的那一刻，就意味著這場前所未見的運動取得了徹底的勝利。

回顧現代文學的發生與發展，1917年堪稱石破天驚，它所搭建的燦爛舞台，延續至今，足足百年。「1917」將和胡適、陳獨秀等新文學的先驅者同樣不朽。

歷史的機遇除了時間，更要有人物，毫無疑問，胡適是1917年的代表人物。1917年7月，胡適自美歸國，任北京大學教授，開始他一生最初的輝煌。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中說：「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適。」正是胡適，讓一場轟轟烈烈的新文學運動走向高潮。也正是胡適，點燃了文學革命之火。他的自由主義、白話主張、文學見解、文化理念，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影響不只在北大，更在全國；也不只在當時，更在以後。翻開中國現代文學史、思想史，胡適和1917年已經成為中國轉型與再造工程的重要指標。

基於上述的理念，本期以「胡適、1917與民國文學」為主題徵稿，特別商請胡適研究專家、南京大學沈衛威教授組稿，共刊發了沈衛威、李怡、湯志輝、陳捷、朱洪濤、林秋芳等人的6篇論文，分別探討胡適離開北京大學南下，以及平津學人在政權動盪之際的去留抉擇；胡適《嘗試集》與新詩節奏理論的建立；〈文學改良芻議〉文本的思考與修訂過程；研究系主持下的晨報館被焚毀事件，背後所蘊藏五四知識分子的思想分化與精神歧路；顧頡剛如何在新文化語境下看待新舊問題並提出調和主張。這些論文都直接間接地與胡適有關，自然也與1917年的文學革新運動有關。當然，回望百年，有關1917年的豐富文史意義，仍有必要繼續挖掘，使「1917」的文學圖騰與文化定位更為鮮明、完整。

「觀念交鋒」是本刊的編輯特色，每期均邀請與民國文學研究相關的學者撰文，或分享其學術心得，或發表問題見解，不求其同，願見其異，以此建構具建設性的交流對話。本期的3篇文章，分別是政治大學歷史系劉維開教授提出他對海峽兩岸關於抗日戰爭歷史論述差異的思考，「八年抗戰」或「十四年抗戰」，還是從1895年台灣同胞乙未抗日起算的「五十年戰爭」，他的見解是我們不能不面對的重要研究課題；台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賴慈芸教授以著名詩人卞之琳為例，說明戒嚴期間譯作書目混亂的情形，她對民國作家如巴金、豐子愷等人的譯作在台灣被翻印的脈絡有清晰的掌握，很高興看到這樣的文章，也希望這個議題可以被系統地探討；近年來致力於民國時期詩話研究的中興大學林淑貞教授，指出民國詩話研究在詩學、學術及時代上的意義，認為許多被近、現代文學史刻意遮蔽的民國詩學論著，實有待耙梳與深墾，這也是民國文學研究框架內必須填補的學術內容。

一般論文有4篇。周維東的〈大文學之「大」〉，延續上一期「圓桌筆談」對「大文學史」的討論，他從藝術史、精神史、思想史、社會史四種視角，試圖澄清大文學史邊界模糊的問題，是對此一問題討論的進一步深化；王玉春的文章針對民國時期報刊雜誌普遍開設的「通信欄」，認為其構建起眾聲喧嘩的民國「朋友圈」，並在很大程度上呈現了民國文學發生發展的歷史語境，深深地影響了一代人的寫作思維與表達方式，也為現代散文的發展注入了新的元素。這是民國文學研究不可忽略的「細節」，值得一讀；趙靜的文章以文本細讀的方式，考證蔡元培的小說〈新年夢〉，揭示其小說觀，並推論蔡元培何以在《俄事警聞》上刊載小說的緣由，全文以史料為證，推論具合理性；值得一提的是欒梅健教授的大作〈論「南社」的地緣性特徵〉，此文針對晚清最大的文學社團「南社」，分析其成員的地域性特徵，而這種特殊的地緣性因素，深刻地影響到南社成員的思想層面與文學風貌。欒教授對晚清文學、通俗文學致力甚深，相關著作早已馳名學界，此文在眾多南社研究中獨具慧眼，觀點史料具備，實為力作。

本期新闢「史料鉤沈」專欄，由著名作家、報人彭歌回憶早年的中華民國筆會，台師大張素貞教授從其相關著作挑選重組成文，既呈現出彭歌先生對筆會工作的理念與成就，也生動紀錄了此一重要文學團體的發展始末，具豐富史料性與可讀性。中華民國筆會由胡適、蔡元培、徐志摩等人發起，1928年正式成立，首任會長為蔡元培。1958年在台復會後致力於譯介作家創作，推動文化外交，成果斐然。其源流歷史、宗旨、活動與出版品等，都應該是民國文學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推動「兩岸詩」不遺餘力的著名詩人余光中，不幸於12月14日逝世，相關悼念文章甚多，其中張丰的〈余光中去世留給兩岸的疑問〉一文中提到，兩岸如何能夠更接近為「岸」，而不是彼此遠離的「兩」。這個問題的提出值得我們深深思考。「民國文學」觀念與方法的提倡，也是希望能在學術研究的基礎上，對兩岸文學對話、文化交流發揮一點「橋」的功能，「岸」的作用。至於成效如何，唯有留給時間的長河去沖刷、驗證了。

作者簡介：

張堂錡

台灣新竹人。文學博士。曾任中央日報副刊編撰、專刊組組長、政大華語文教學學程主任。目前執教於政治大學中文系，並任政大民國歷史文化與文學研究中心主任。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文學、台灣散文及澳門文學研究，出版有學術專著《黃遵憲的詩歌世界》、《白馬湖作家群論稿》、《個人的聲音－抒情審美意識與中國現代作家》、《現代文學百年回望》、《民國文學中的邊緣作家群體》等十餘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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