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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徵求有驚喜
第一章｜哲學與人文通識教育的交會
一、納斯邦其人其事
本論文主要以「正視公民與人性」為題來探討美國當代哲學家瑪莎‧克拉文‧納思邦（Martha Craven Nussbaum，以下簡稱『納斯邦』）的哲學思想。在說明研究動機、研究方法與論文架構之前，有必要先簡述她的生平與著作。
納斯邦1947年生於紐約，父親喬治‧克拉文（George Craven）是位律師，母親貝蒂‧沃倫（Betty Warren）則是位家庭主婦。從小成長於優渥的家庭環境，並接受菁英教育，但長大後的她卻十分討厭這種養育文化以及被歸為菁英族群。從小深受父親律師性格的影響，但母親的影響則更為深遠。她深切感受到母親是位不怎麼快樂的家庭主婦，長期在家庭、婚姻、子女和工作之間掙扎著；或許她會持續地關注女性處境與人性中的複雜面向（特別是情感），跟這種家庭成長經驗脫離不了關係。年輕的她興趣廣泛，大學原本選讀戲劇與古典文學，一度還想去演戲。1969年紐約大學畢業後進入哈佛大學，跟著古希臘哲學專家歐文（G. E. L. Owen）作研究，並分別取得古典文學碩士（1971）與哲學博士學位（1975）。在博士班期間受到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道德運氣」討論課的啟發，興趣從古典文學轉向哲學。在哈佛求學這段期間，她和艾倫‧納斯邦（Alan Nussbaum）結婚，並生下一女，後因個性不合而離婚。
畢業之後，納斯邦任教於哈佛大學與布朗大學，之後則受聘為芝加哥大學「佛洛伊德法律與倫理傑出貢獻教授」（Ernst Freud Distinguished Service Professor）迄今，分別在哲學系、神學院和法學院開課。她的哲學專業在於古典希臘哲學研究，由於個人學術興趣廣泛且關注議題甚多，研究範圍涵蓋希臘古典哲學與文學、倫理學、政治哲學、法哲學、情感哲學、女性主義、全球正義與弱勢關懷、人文教育等領域。主要著作有《善的脆弱性：古希臘悲劇和哲學中的運氣與倫理》（The Fragility of Goodness—Luck and Ethics in Greek Tragedy and Philosophy）、《愛的知識：哲學與文學論文集》(Love's Knowledge-Essays on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欲望的治療：古希臘倫理學的理論與實踐》(The Therapy of Desire—Theory and Practice in Hellenistic Ethics)、《詩性正義：文學想像與公共生活》（Poetic Justice—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and Public Life）、《培育人文：人文教育改革的古典辯護》（Cultivating Humanity—A Classical Defense of Reform in Liberal Education）、《性與社會正義》（Sex and Social Justice）、《女性與人性發展》（Women and Human Development）、《思想之劇變：情感的智能》（Upheavals of Thought—The Intelligence of Emotions）、《逃避人性：噁心、羞恥和法律》(Hiding from Humanity—Disgust, Shame, and the Law)等書；此外，她還編輯了十三本書，並發表三百多篇論文與評論。這些著作得獎連連，以本論文各章論及的專書為例，《培育人文》在1998年榮獲美國大學和學院協會那斯著作獎及葛維梅耶教育獎；《性與社會正義》則於2000年獲頒北美社會哲學協會的著作獎；至於《逃避人性》更贏得2004年美國大學出版社的職業與學術著作獎。
除了在學術領域勤於筆耕外，納斯邦還參與了許多公共事務。她曾擔任美國哲學協會國際合作委員會、婦女資格委員會、公共哲學委員會的主席；同時，對於許多她所關心的重要議題，都可以看到她親上火線、據理力爭的身影，例如：1987年針對艾倫‧布魯姆（Alan Bloom）的人文教育專書《美國精神的封閉》（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發表評論，反對他將大學教育的目的限縮在一群菁英的教導上，而重申人文教育的目的在於培養學生的公民意識（Nussbaum, 1987）；1993年她以專家的身份獲邀出席科羅拉多州一個關於男同性戀權利的判決，並在法庭上重申古希臘人對待同性戀的態度，之後引發許多爭論，納斯邦也一一回應，並撰文與專書來表明她的立場。（Nussbuam, 2002; Nussbaum, 2010）此外，為了實際替美國的高等教育中的課程問題把脈，她實際巡迴了15所的大學校園，除了演講上課外，更實際與授課教師、修課學生對談。（納斯邦，2010a）最值得一提的是，納斯邦與諾貝爾獎得主阿瑪蒂亞‧森（Amartyr Sen）長期合作，研究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倫理與婦女問題。（Nussbuam, 2002; Alexander, 2008）1986年到1993年之間，她加入聯合國在赫爾辛基的「發展中經濟研究世界」組織，實地進駐她所研究的區域並作觀察與訪談的田野調查，從後來完成的專書《女性與人類發展》中一長串誌謝的名單可看出，她不只跟當地學者對談而已，還親自訪談了當地許多女性。（Nussbuam, 2000a）由此可知，納斯邦是一位行動力十足的公共知識份子，除了著書立論外，並以實踐來印證自己的理念。
二、研究動機
開始注意到納斯邦的著作與思想，源於個人對自己從事的人文通識教育之反思。身為高等教育中的通識教師，特別是一直任教於技職體系的學校中，所面對是一群在國中、高職已被分好系所並往專業技術發展的學生，由於他們一路上來所受的教育幾乎都是為了升學而準備，不只對於學習和閱讀本身的意願不高，整個生命視野也常侷限在跟「實用」和「利益」有關的事物上。除了學生的屬性問題外，在臺灣的高等教育體制中，通識教育也一直於被忽略的邊緣，學生們就算到了大學後，學校也不見得能提供多樣化且充實的課程。在學生學習意願低落且被動的情況下，再加上整個教育環境的不利，通識教育所強調的「博雅」、「全人」等核心精神要真正落實很困難，而通識教師處於「學生難教」和「體制生存」（教學評鑑與對研究論文的要求）的雙重耗損狀態，在身心俱疲之下，常常會陷於不知為何而教的情境，並開始懷疑通識教育所標示的理念是不是遙不可及的高貴理想。
在一次參與教育部顧問室96-99通識教育中程綱要計畫「通識教育著作譯注與推廣計畫」的發表會中，第一次接觸到《培育人文》這本書，而作者納斯邦則從未聽過。翻到扉頁的作者介紹及導論時，可能是因為筆者主修哲學且正在通識領域開設課程，也可能是自己遇到教學和研究的瓶頸，書中對於人文教育的熱情與樂觀，恰與個人心境形成強烈對比，吸引著筆者讀完這本書。然而，對照筆者的教學現場，心中不禁納悶：納斯邦的人文教育在於培育世界公民，會不會太過於理想化，真的有落實可能嗎？納斯邦宣稱人文教育是種培育人性的工作，她所提供的哲學論述會不會只是一種空泛的教學口號？
為了澄清上述的疑惑，筆者便開始以一種比較系統化的方式來閱讀《培育人文》之外的哲學著作。涉獵不久之後便發現幾個相當有趣的現象。首先，納斯邦著作之豐，寫作之勤，在當代哲學家之中相當罕見（一直到2012之前都持續有專書和論文出版，有時甚至一年出版兩本），除了有驚見寶山之喜，卻也考驗著閱讀者的學力與體力。哈芬（Geoffrey Galt Harpham）在一篇名為〈瑪莎‧納斯邦的渴望〉（The Hunger of Martha Nussbaum）的介紹文章中形容她以跑馬拉松式的方式在寫作，可說是十分貼切，對於閱讀者而言，同時也是一種耐力和體力的挑戰。（Harpham, 2002: 52）
其次，納斯邦不是學院中的哲學研究者，而是一位現實感很重且關懷人類迫切問題的哲學家。因此，她的著作中很少是純粹抽象和封閉地談論某個哲學議題，而是以一種「跨領域」的方式與其他學科對話，其中包括文學研究、法學理論、經濟學、古希臘羅馬文學和教育，並涉及文化變遷、教育改革、生活品質評估和公共政策等相關議題。而在論述的過程中，或是借助不同領域的研究來彌補哲學思辨上不足，或是從哲學分析的角度來批判其他學門理論的缺失與限制。儘管以這種跨領域的方式來討論問題，並不意味她的論述方式完全是發散的；不管談論什麼主題，她總是神定氣閒地以哲學和人文的角度來展開，並且都會回到她對古希臘哲學和文化的理解和詮釋上。如果以蜘蛛網來譬喻，網的中心是她受到亞里斯多德哲學和斯多噶學派的啟發與轉化後的立場，由此延伸來探究倫理學與政治哲學理論，並在這個哲學理論基礎上進一步思考現實社會和政治的相關問題。（納斯邦，2007 b：817）對此，哈芬的描述頗能道出納斯邦思想的特色：
首先，納斯邦不應被視為一位具有社會關懷的學者，而是一位使用學術方法和材料的社會改革者。她所埋首致力的事業（她稱之為『計畫』（projects））是當今高等教育學院極度懷疑的。它的終極目標不在於啟蒙，而是在一種全面意義下的改善，而且是為了大多數人而非知識份子。（Harpham, 2002: 54）
的確，納斯邦許多著作針對的讀者常常不是學院人士，而就算是比較偏學術的著作，她也會把它寫得平易近人些，同時適合專業與非專業人士來閱讀，例如：《女性與人類發展》書末她就提到這樣的寫作企圖，甚至在2011年出版的《創造能力：人類發展取向》（Creating Capabilities: The Human Development Approach）一書，延續《女性與人類發展》中談的主題，卻完全針對非專業人士來寫，希望以深入淺出的論述將這個理念推廣給更多關切這個議題的人。這樣的模式在她的著作隨處可見，《非為利益》（Not For Profit: Why Democracy Needs the Humanities）是《培育人文》的延伸與普及版；《從噁心到人性》（From Disgust to Humanity: Sexual Orientation and Constitutional Law）（2010）則是《逃避人性》的精簡版，將複雜的哲學和法律專業術語轉化為一般人可以懂的文字，並在行文中加入大量的相關時事和現實案例來輔助說明。我們很少看到有哲學家願意投注這麼多心力針對一般大眾來寫作，而從她對公共事務的參與和改革的熱忱看來，這應該就是她學術論述背後的最大支持動力。
最後，在開始深入閱讀並試圖蒐尋相關參考資料時，卻發現相關的研究資料少之又少，跟她龐大的著作幾乎不成正比。不論是透過學術網路中的電子資料庫，或是透過網際網路的搜尋引擎，找到大部份還是納斯邦自己的期刊論文，如果有的話，多是一些短篇的書評，其他也只有幾篇較長的文章討論她的某本書或某個觀點。當然，在許多專書或相關領域的專書，或多或少會提到納斯邦的觀點，但就是沒有一本針對納斯邦思想提出研究的專書。而在中文世界中相關研究資料更少，只有幾本書有譯成繁簡體中文，分別是《培育人文》、《逃避人性》、《正義的界限》（Frontiers of Justice: Disability, Nationality, Species Membership）、《善的脆弱性》、《詩性正義》五本，至於相關的資料也大多屬於書評或導論介紹，比英文中可以找到的資料還要少。而對於這樣一位著作得獎連連且被評選為美國當代最重要的代表哲學家，為什麼相關的討論會這麼少？是因為她太過於跨領域的緣故，不適合作為一個專業哲學研究的對象？或是在今日專業分工壁壘分明的高等教育學術環境中，專業系所的研究者其實不知該如何回應這樣一位游走於理論與實踐的哲學家？
前面提到疑惑和現象，更加深筆者一探究竟的好奇心。對於一位著作如此之多，關懷主題如此之廣的哲學家，要以一種全面且系統的方式來研究她的思想似乎不是件容易的事。儘管如此，筆者認為並不致於完全無法討論，只是要尋找一個比較適合的切入點，但此本身就是件煞費苦心的前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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