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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書旨在從經濟學角度研究臺灣經濟發展軌跡的深層次結構性因素，在剖析臺灣產業結構與金融結構的基礎上，對未來臺灣經濟發展趨勢和方向做出分析和判斷。
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問題是如何有效配置資源，從個量分析、總量分析、產業分析的研究角度出發，形成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和產業經濟學三種理論框架。本書重點從產業經濟學的角度對臺灣產業結構的演變進行深入探討。一般說來，經濟增長主要有三個途徑：增加要素投入以擴大產量、創新技術和制度以提高生產效率、升級產業結構以優化資源配置。在給定要素投入量、技術水平和現有制度框架內，透過將資源配置到效率更高的產業中去也可以獲得經濟增長，因此優化產業結構是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途徑。研究臺灣產業結構問題的文獻主要沿兩條思路展開。一條是從整體上研究臺灣經濟增長與產業結構的互動關係，臺灣學者研究相對較多，另一條是從局部上研究臺灣經濟具體產業或部門經濟發展，大陸學者的研究多屬此類。本書較具特色之處是以比較優勢分析方法為主線，全面分析臺灣產業結構變動和產業政策調整，對臺灣產業結構迅速變動的原因做出實證分析。
世界經濟發展呈現雁行序列，有一個最發達的雁經濟帶路，其它經濟尾隨追趕（K.Kojima，1971）。由於世界各國家或地區的產業結構演進路徑大體相同或相似，因此追趕型經濟可以根據頭雁的經濟發展經驗預測其未來的產業結構發展方向，並採取適當政策加速新興產業成長，使之成為主導產業。由於產業結構的迅速優化帶來經濟增長效率，也使追趕型經濟可以獲得較高的經濟增長率，不斷縮小與領先型經濟的發展水平差距。亞洲地區被普遍認為是這種雁行理論的成功實踐，即在日本追趕美國之後，「四小龍」、「四小虎」、中國大陸、越南及南亞等地區相繼崛起，其產業結構變動雖因經濟規模和發展階段不同而有所區別，但總體上主導產業的演進順序依次是資源密集型產業、勞動密集型產業、資本密集型產業、技術密集型產業、知識密集型產業。事實上，由於產業結構的演進受到要素、技術和消費三方面的約束，這種產業升級的順序是很難跳躍的（林毅夫，2003），也因此亞洲地區追趕型經濟可以依照產業結構演進的規律性，採取相應的產業政策加速這一成長進程。在戰後臺灣的產業結構演進過程中，主導產業大體經歷了農業、輕工業、重化工業、現代服務業、資訊產業的轉換順序，基本以十年為週期先後經歷資源、勞動、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為主導的階段，並於1990年代開始進入知識密集型產業為主導的階段。有臺灣學者認為臺灣產業結構變動仍以雁行模式追隨日本產業結構變動（朱雲鵬，2002）。
然而，雁行模式最終會導致追趕型經濟的產業結構與頭雁經濟趨同，因此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後產業結構演進即不再有可以比照模仿的範本。隨著追趕型經濟向創新型經濟轉變，政府的產業政策需要進行重大調整，由產業導向轉為創新導向，不再以政策優惠具體扶持某些特定產業，產業結構升級和發展的方向主要由市場決定。本書認為，無論從產業結構內容還是人均GDP水平等指標看，臺灣經濟1990年代開始進入由追趕型經濟向創新型經濟轉型的階段，然而臺灣當局的經濟政策卻未能及時調整以適應新形勢，造成臺灣經濟存在產業結構發展不均衡、產品結構過度集中於少數高科技產品、產值結構未能向高附加值環節延伸等三方面主要問題，導致近年來經濟表現欠佳，遲遲不能突破瓶頸。
在產業結構變動的同時，金融結構也需相應調整才能達到最優金融結構，進而影響資金配置效率。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市場與金融中介在動員儲蓄、配置資金和分散風險方面的機制非常不同，同時，不同規模的銀行在資訊生產方式和風險分散能力方面存在顯著差異，銀行業中不同規模的銀行的分布會直接影響銀行部門的經濟績效。本書在分析了臺灣產業結構變動之後進一步探討臺灣金融結構的變化背景及對臺灣經濟的影響，即：金融市場與銀行在金融體系中相對重要性的變化，以及銀行業中不同規模的銀行的分布，與臺灣產業結構變動及經濟發展的相互作用。
一般情況下，隨著經濟發展階段的提高，金融結構會由銀行主導向市場主導轉變（Rybczynski，1984）。臺灣在1990年代後經濟形態發生巨大變化，金融結構也須隨之進行根本性的調整。此前臺灣產業結構有兩個主要特徵：一是以中小企業為主，二是以非知識密集型產業為主。相對應的，臺灣金融結構的特徵是：以中小銀行為主的銀行體系和以銀行為主的間接金融結構。這是因為中小銀行更適於服務臺灣中小企業，而銀行為中介的金融結構更有利於克服非知識密集型企業經常存在的企業家風險。非知識密集型產業中的企業一般產品市場和技術都比較成熟，企業風險主要來自企業家風險，而非技術創新與產品創新風險。因此，在金融服務領域，以銀行為主的間接金融成為臺灣金融結構中的主體部分。銀行等金融中介可以透過收集融資企業的歷史和現實資訊，來識別企業家風險，篩選借款者，並對企業家進行監督，從而緩解中小企業融資中的資訊不對稱問題。在規模上形成以信用合作社、農漁會信用部等中小規模基層金融為主的金融體系。
1990年代後，臺灣產業結構特徵發生明顯變化：一是大型企業日益居於主導地位；二是開始向以創新為特徵的知識密集型產業為主轉變。隨著經濟發展、資本積累和要素稟賦提升，臺灣主導產業和技術越來越趨向知識密集型，在IT、IC等部門甚至越來越接近世界產業和技術的前沿，企業規模走向大型化，資金需求規模會越來越大，企業的技術創新風險和產品創新風險也越來越高。臺灣產業結構的演進也對金融結構的變遷提出要求，即金融部門應逐漸從克服企業家風險為主，向有效分散來自企業技術創新和產品創新的風險轉變，從為中小企業發展提供金融服務為主向為大型企業提供融資服務為主發展，從以中小銀行為主體向以大銀行、股票市場、公司債券市場為主體演進。因此，在企業大規模、高風險的發展趨勢下，臺灣金融結構的相應變化趨勢是：一是銀行大型化；二是逐步向以資本市場為主的直接金融結構轉變。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臺灣當局進行了一系列以擴大銀行規模為主要目標的金融改革，但因政策制定和執行過程中存在政商勾結等諸多問題而收效甚微。臺灣當局推動的銀行合併未能達到預期效果，除存在政治因素的弊端外，還受制於眾多銀行競爭激烈、島內市場規模狹小等因素的制約。
因此，未來臺灣經濟重現活力的關鍵在於臺灣產業結構與金融結構的順利轉型，而這一點可以透過有效推進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實現。始於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為全球經濟帶來調整產業結構的機遇與動力。與臺灣的後工業化階段相比，中國大陸尚處於工業化進程中，產業結構與臺灣具有互補性，同時大陸是後國際金融危機時代全球最重要的經濟增長極，臺灣企業借助大陸市場可以透過規模經濟形成內生比較優勢，有利於促進市場引導的島內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因此，臺灣應充分發揮自身優勢，搭建和利用兩岸產業合作平臺，豐富和完善有規劃指導、有政策支持、有產學研一起參與的兩岸新型產業合作模式，加速推動產業結構升級與創新。臺灣金融改革可充分利用大量的大陸臺商及龐大的大陸市場實現金融結構的順利轉型。透過兩岸金融開放與合作，讓島內銀行到大陸市場經營業務，透過市場力量尋求解決銀行合併的問題是較合理的可行途徑。兩岸資本市場的合作也可有效提升臺灣資本市場在金融結構中的功能和比重，為臺灣金融結構的演進提供助力。在生產要素投入量與技術創新總體規模有限的條件下，臺灣產業結構與金融結構的轉型透過優化資源配置提升經濟增長效率，成為臺灣未來經濟發展主要的動力源泉。
本書研究方法採用以實證為主、實證與規範相結合的分析方法。臺灣產業結構的演進及與金融結構的關係離不開實證分析。經濟學方法論近300年來的發展經歷了前實證主義、實證主義、證偽主義、歷史主義四個階段，近年來實驗經濟學和行為經濟學的崛起，使正統經濟學方法論大為拓展，但由於實證的經濟學方法論始終保持不可替代的旺盛的生命力，且對社會經濟現象的解釋不能像自然科學那樣完全避開價值判斷，因此本書仍以實證方法為主，輔之以規範方法。在一些實證部分，本書分別建立了簡單的理論模型，並以10餘萬個可信的臺灣經濟數據進行計量分析，以做到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結合。
本書共分九章。前四章集中探討臺灣產業結構及產業政策演變的動因與影響，接下來四章重點分析臺灣金融結構的現狀與變動趨勢，最後一章對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簽署後的臺灣產業與金融發展形勢作出展望。具體結構是：第一章回顧與梳理比較優勢分析方法和產業結構變動理論，進而解釋臺灣主導產業更迭的動因。第二章在綜述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和產業空洞化理論之後，分析臺灣產業外移的動因及影響，並透過建立對外直接投資與產出的關係模型進行實證檢驗。第三章同樣以比較優勢的分析方法解釋臺灣產業內部如何實現不斷升級。第四章從發展戰略和產業政策角度分析政府行為對臺灣產業結構變動的影響。第五章全面梳理和分析臺灣金融體系，對島內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進行詳細介紹。第六章對臺灣金融結構的發展演變與最優金融結構的內容進行分析。第七章對臺灣金融改革進行總結，分析其經驗與教訓。第八章探討兩岸金融交流的發展、影響與趨勢。第九章對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簽署後的臺灣產業與金融發展形勢進行前瞻性分析。
本書在以下幾個方面進行了有益的嘗試和探索：一是打破了僅從絕對優勢角度分析兩岸經貿往來對臺灣經濟影響的傳統方法，首次以比較優勢方法全面分析臺灣產業結構的變動，探討兩岸經貿對臺灣產業結構演進的重要影響；二是構建了產業結構變動的比較優勢分析框架，將產業結構變動分為產業交替、產業外移和產業升級三個主要方面，並建立了三個產業結構變動的比較優勢模型，以及對外直接投資對產業結構變動的效應模型，並以大量數據進行計量分析；三是以臺灣當局公布的最新統計和調查數據為基礎，對主要模型進行實證分析時，數據截至2009年，資料新，準確度高，研究成果的時效性強，現實意義突出；四是提出「適度逆比較優勢策略」，在全面分析中外關於比較優勢戰略的爭論的基礎上，提出經濟政策促進產業結構演進的有效策略，並以國際實踐的歷史經驗予以證明；五是全面梳理和分析臺灣當前金融體系與近年金融改革，這在大陸對臺研究領域尚不多見；六是從機構往來、貨幣往來和資本往來的角度構建了兩岸金融交流與合作的分析框架，將兩岸通匯、貨幣兌換、貨幣清算、金融業市場准入、資本市場合作、企業融資等問題有機納入統一的分析體系；七是論證了臺灣產業結構與金融結構的關係，首次對二者的關係變動進行實證分析；八是全面分析了兩岸簽署ECFA對臺灣經濟及兩岸經濟關係的影響，以及後ECFA時期臺灣產業與金融的發展方向。
當然，不可避免的，本書存在大量研究上的缺憾。首先是囿於資料限制，本書只能以簡單模型粗線條地研究臺灣產業結構變動中的比較優勢變化；其次是缺乏橫向的國際比較，在研究一些問題如產業結構與金融結構的關係時，未能選取多個經濟體的案例進行比較分析，僅以臺灣為例得出的結論能否具有普遍意義尚難確定；最後是對於系統龐大而複雜的經濟結構，本書只就臺灣產業結構與金融結構進行分析，在解釋臺灣經濟發展軌跡時難免存在不全面之處，而在兩岸經濟關係發展對臺灣經濟的影響方面，也還有太多研究工作未能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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