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炎徼與我鄉（摘錄）
如何將近代中國放在東亞乃至世界的脈絡中重新思考，乃是近年來文史學者致力的重點。在此一學術思潮中，「中國與周邊」以及「中央與邊陲」的觀念都不再不證自明，多元視角以及互為主體則成為觀察與思考的主線。相對於中心，才有了周邊或邊陲的概念，其間不但必然存在我他的緊張關係，甚至牽涉集體或個人的，以及實質或象徵的衝突與暴力。以此思考為背景，可由兩個關懷點出發來進行討論，一是派任或貶謫帝國邊緣地區的中華官員，如何以征服者、統治者、旅遊者的多重眼光，理解並表現他的聞見經歷；一是卸任官員或地方文人，如何出於地域認同與鄉土意識，重新感知並記錄他的人文情懷。離鄉與歸鄉的眼光，看似背道而馳，其實乃一體兩面，都是在莽蒼中尋找自我、安定感情的努力。在第二章中，我們曾借用「自我書寫的民族志」這個概念，討論清初文人陳鼎以回憶錄形式撰寫的《滇黔土司婚禮記》，發掘其中敘事者私人經驗與邊疆社會文化的交錯，以及敘事者如何透過這一書寫過程回眸其自我以及自身文化背景。本章將繼續藉此概念，探索應屬「紀實」的文類，是否仍可能是一種自我書寫。換言之，「故實」的考論，不無可能盡是「故事」的講述。本章所論，擇定一個兼有以上兩種身分、經驗與視野的個案，以期由此輻輳點為中心，對中心與邊緣、離鄉與歸鄉的敘事做較全面的思考。
這裡所選擇的個案是明代中葉的田汝成。田汝成，字叔禾、號藥洲先生，錢塘人。生於明弘治十六年（1503）左右。嘉靖五年（1526）進士，初授南京刑部主事，尋改禮部，後擢祠祭郎中。曾因勸諫嘉靖皇帝不應大興齋醮的「祈嗣」事件而獲罪，後於嘉靖十三年（1534）出任廣東僉事，此後數年都在邊境地區為官。後知滁洲，遷貴州僉事。嘉靖十七年（1538），升任廣西右參議，分守左江（一說右江），處理了很多西南邊患問題。當時斷藤峽為黔江一帶地區交通樞紐，受到當地土酋勢力的控制，田汝成成功鎮壓了叛亂，並制訂後續的安撫政策。此一時期，他也參與了協助安南黎氏政權平定莫登庸內亂的戰爭。嘉靖十九年（1540），遷福建提學副使，不久因故罷官，歸居杭州，而問學者紛至。田汝成為官廣西、貴州時期，私下仍撰述不斷，之後將其在邊境的見聞與對邊政的見解，整理為《炎徼紀聞》一書。退居家鄉後，他又編纂了《西湖遊覽志》與《西湖遊覽志餘》兩部廣為後人徵引的杭州歷史與文化紀錄。
田汝成的傳世著作中，《田叔禾小集》由其子田藝蘅編輯，收錄了他的詩作、議論、遊記等各體文字；《炎徼紀聞》專收田汝成個人有關西南地區的觀察、紀錄與意見；而《西湖遊覽志》與《西湖遊覽志餘》則代表一種述而不作但情志自見的努力。《明史．田汝成傳》說田汝成「博學工古文，尤善敘述。」這裡大致說的是田汝成熟悉先朝遺事及典故，又在多年遊宦生涯中，養成蒐集各地風土人情與奇聞怪談的習慣，而且精於文章之法。這是從作品表現的特色而言的。田家友人蔣灼為《田叔禾小集》寫序，則稱：「夫先生年始逾六旬，身不滿六尺，官不過四品，聽其言若不能出諸口，而海內之愛慕悅服之者，咸觀其衰壯以為欣戚，豈非以豪傑之所蘊，自有不可泯者存焉？」這是從私人的接觸而言的。這兩則紀錄一公一私，透露一個有趣的訊息，亦即在口頭表達上，田汝成是不善言詞的，近乎失語的；但形諸文字，他卻是善於敘述的。考察《炎徼紀聞》、《西湖遊覽志》與《西湖遊覽志餘》三種著作的選材與文字，甚至《田叔禾小集》中部分敘事成分高的作品，也確實可見作者對「敘述」的講究。以個人的閱讀經驗來看，田汝成不論是講述自己的親身經歷，或傳述軼聞雜史，都表現了多敘細節、以對話營造實境感，注重情節高潮，以及好以個人經驗支持議論等特色。事實上，田汝成所「敘」，核心內容未必具有獨占性，借用各種筆記資料的情況亦所在多有，但他往往能以其敘述之法，加以轉化與再創造，使其所敘的版本在細節與完整性上超越其他類似紀錄。考慮田汝成諸多「善敘述」的書寫特色，不得不說他是一個會講故事的人，他對炎徼絕域的理解，對錢塘家鄉的勾勒，都透過講述一個接一個的故事構建而成。因此，本章的討論重點，便在考察田汝成如何以文字扮演說書人的角色，重新講述遐方與故土的故事。同時，西南地方與杭州在田汝成生命史上分別代表離鄉與歸鄉的階段，而在認同敘事上則分別象徵他人與自我，然而兩者皆發生複雜的互動與緊張關係，我亦將對此進行探索。
奇絕與核實的古典辯證
中國小說傳統既與史部同源，故始終虛實纏繞，即便好異述奇之作，也往往堅稱以崇實存真為原則。此一虛實辯證的精神，也表現於田汝成對「史」與「志」的態度上，而且又參雜了宗教與教化的意識。這種態度貫穿《炎徼紀聞》與《西湖遊覽志》及《志餘》，更是田汝成書寫特色構成的重要因素。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田汝成自己善於敘述，同時他也對出入於歷史與傳說邊緣的著述特別有興趣。在退官回鄉之後，田汝成介入了不少出版工作，其中尤著者包括《越絕書》、《路史》與《夷堅志》，這三種書雖成書於不同時代，敘述的也是不同時代，但三者有明顯的共通性。《越絕書》大約為漢代作品，主要講述春秋戰國間吳越爭霸故事，涉及早期吳越地區的史地文化。《路史》為宋代羅泌作品，所記是上古三皇五帝以至夏代的事跡。《夷堅志》是宋代洪邁所編寫，廣泛記載宋代的各種奇聞軼事，幾可謂無所不包。這三種書於杭州梓行，田汝成都作了序。據田汝成的說法，當時的兩浙督學相信「入其疆應習其故」，感於《越絕書》有助於了解吳越地區的歷史，故校訂後付梓，且委託「吳越之遺黎」田汝成寫序。田汝成在序中對「越絕」二字之義提出說法，認為有「奇絕」與「斷絕」二解，而他傾向前者。田汝成所謂奇絕，並非指神仙靈異之事，而說的是吳越長期爭霸過程中，雙方勢力消長不因大小而定，而取決於領導人的態度，最後
造成吳廢越興的結果。田汝成如是描述敗吳之後的越國形勢：
嗣是越勢益張，威振上國，會諸侯於徐州，主歸侵地，天王致祚，比跡桓文，鴻烈徽名，彈壓宇內，謂之越絕，不亦宜乎？⋯⋯吳以強大而敗，越以弱小而興，形勢非偶，安所論哉？善乎范蠡有言，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夫差拙於持盈，而句踐工於定傾，則其興廢之際，又何疑焉？
原本占有優勢的強大吳國，因為夫差不能守成，竟使國運猶如懸絲的越國重新興起，不但敗了吳國，還成就了比跡桓文的霸業。這近乎奇蹟的越國興起史，便是田汝成所謂「越絕」。此一定義，當然表現了杭州人田汝成的地域認同，同時，也顯示他對不同意義之「奇」有高度興趣。所以，雖然他認為《越絕書》並非出於一人之手，所敘也多可疑之處，但仍「可以苴埤史氏之闕脫」，而有出版、閱讀的價值。《路史》所記的是遠古時代，內容龐雜且具高度神話性，不被認為是信史。田汝成也指出「泌之名不登宋史，路史亦不載藝文志」，不過他卻肯定此書的價值，為之序曰：
路史之名何謂也？曰：路史者，大史也。⋯⋯道莫大于三皇，德莫大於五帝，功莫大於作者，是皆諸史所，而是書獨詳焉。故曰路史者，大史也。⋯⋯談史事于邃古者，病其，談史事於近代者，病其繁，繁則鮮要，則寡原。
「諸史所畧」的資訊，田汝成認為有特別的重要性，所以《路史》能談邃古之史事而不病其畧，便受到他的重視。《夷堅志》是著名的宋代筆記小說集，也成為後來諸多小說與戲曲取材的資料庫，所謂「小說之淵海」，這其中包含大量的志怪故事。於此書，田汝成不再以史書的標準讀之，也不批評其荒誕不經，而轉以教化的觀點處理書中的奇詭敘事。他在序中說：
雜採古今陰冥報、可喜可愕之事⋯⋯予則謂宇宙之大，事之出於億料之外者，往往有之。⋯⋯夫人分量有限而嗜望無涯，苦海愛河，比比沈汩，不之以天刑，而喻之以夙賦，則覬覦者何觀焉。⋯⋯可以懲凶人而獎吉士，世教不無補焉，未可置為冗籍也。
雖然田汝成在此強調報應觀念對人心世教的正面作用，以說明此書不是冗籍，但他也一再提點出「可喜可愕」、「出於億（意）料之外」等特質，恐怕這才是他念茲在茲的敘事特色。綜觀田汝成為序的三種圖書，至少有兩個值得一提的共通特點，其一，三者都是敘事作品；其二，三者都具有很高的傳奇成分，亦即所謂在歷史與傳說邊緣的書寫。古人寫序，固然常是受邀而作，未必出於自發，但田汝成的這三篇序，偏偏都為雜史、筆記類作品而寫，應非偶然，而與他個人的閱讀與書寫興趣有關。我以為，田汝成的敘事特色與上述幾篇序文中表現的看法確實有契合之處。首先，他喜好奇特的效果，但同樣重視詳實；其次，他樂道他人未見、他書所略之事；其三，他留心某種意義的實用性，但未必是懲惡揚善的教化作用。同時，我們可由田汝成為《越絕書》所寫的序，看出他的地域意識，這也直接表現於他對遠道與鄉邦的敘寫上。以下，我們便可直接閱讀田汝成如何表述西南與西湖，也就是他心目中的邊緣與中心，以及他如何安排自己在其中的位置。
再讀紀行─田汝成的自我重掘
《炎徼紀聞》因為其豐富有趣的敘事，成為歷來常被徵引的西南歷史材料。然而傳統文人既有如此經歷，不可能在其詩文寫作上完全不予表達。其實，在田汝成傳世的作品中，有相當多與宦邊經歷直接相關的例子。這些文字與《炎徼紀聞》最大的不同，在於前者的第一人稱敘事明顯迴向自我，而後者則是史筆，除了每則結尾的議論外，即使記錄作者本人的言行，也將自我化於敘事當中。
長期宦邊對田汝成的生活發生很大影響，其中最創痛的事件便是留在杭州的妻子在他遠別家鄉時過世。此事在他多篇詩作與祭文中有所反映，流露豐富的情感。比較有代表性的作品如〈祭亡妻徐恭人文〉，田汝成寫道：
自我別子，運命迍邅。捐我家室，絕域播遷。依依僕從，奉我周旋。歸心忉怛，以日為年。子昔別我，握手云約。我雖萬里，魂必我託。我聆爾言，升號以索。在耶否耶？邈不可度。⋯⋯爾魂如在，永託我身。無東無西，而我附因。蠻陬絕裔，箐㠋嶙峋。百怪出沒，以怵爾神。惟吾與爾，異體而親。
這篇祭文的重點不在回顧長時間離家期間亡妻操持家務之賢德作為，而在凝固夫妻執手而別的一刻。文中悼亡與播遷之苦交織，夫妻魂之相親與體之遠隔並立，而邊陲之地扭曲怪奇的地貌—箐㟧嶙峋—更成為心靈傷痛的隱喻。西南之行在田汝成生命的關鍵位置於此可見。
宦邊經驗不只與喪妻這樣的事件連結，更重要的是，田汝成曾具體而細節化的描述自己多次的旅程，成為自我形塑過程的敘寫。田汝成有兩篇代表性的散文紀行作品，分別記錄兩次起點與終點相反的旅途，都收錄於《田叔禾小集》卷八的「行」部。一篇是〈桂林行〉，寫離開杭州，赴廣西就任；一篇是〈覲賀行〉，寫平定貴州地區動亂後，奉詔回京朝覲。這兩篇文字都本於當時的旅途日誌，由出發寫到抵達，途中地理之景觀、人事之拜會，以及本人的心境感想等，無一不逐日記錄。不過，我們可以合理推想，兩個篇名都是後見之明，當是作者之後整理日誌，裁剪出特定的一段時間，並賦予其意義，然後訂定篇名。這個命名與賦予意義的過程，作者在〈桂林行〉的〈序〉中做了清楚的說明：
予世勤農圃，少隱丘樊，步武不出閭里之間，聞見不越簡編之事。⋯⋯迺今竊祿一紀，沿牒九遷，內陟兩京，外歷三省，匍匐州郡之末，跋涉嶺海之交，總凡往返於京師者，一十有二，留都者四，南海夜郎者各二矣。雖踪跡未遍於埏垓，而耳目已超於圭篳，況乎瑰山水，艱苦備嘗，露宿風餐，形容漸槁，追陳踪於疇曩，永欷嘆於來茲，譬彼雪鴻，同諸石火，不有述作，曷考所由。⋯⋯予既慨往事之莫稽，幸今遊之可述，迺因廣右之役，載筆途次，條剌日程，雖體式不襲於前賢，而話言必核於真見。⋯⋯（予）玩愒日月，汨沒塵埃，悼往懷來，秪增侘傺爾。書藏篋笥，以諗兒曹。
田汝成深刻認知自己生命中「行」的重量，並且刻意突顯之。「內陟兩京，外歷三省，匍匐州郡之末，跋涉嶺海之交」的宦旅地圖，等於他半生的人生記錄，所以撫今追昔的感嘆，須以「紀行」解之。諸次遠行不只因艱苦而對他造成身體上可見的影響（形容漸槁），更由聞見耳目的體驗而促成個人的超越。廣西之行的逐日記錄，田汝成自覺不同於一般的記遊形式，他以「話言必核於真見」來說明將這段紀錄作為獨立文本的必要性與可行性，其實，重要的不僅是其所見之真，更在藉由重理日誌而進行的再次自我書寫與自我發覺。途次中逐日的寫作或是出於此行惟艱的認識與記錄現實的衝動，但拈出、命名、收錄的工作，則在在關乎記憶泯滅的恐懼與自我形塑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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