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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村裡的時尚 畢飛宇
補丁
我的母親畢業於師範學校，方圓幾十里之內，她是最大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一定有知識分子的講究，比方說，衣著。她可以穿得很破，她的衣服上可以有很多補丁，但是，褲子上必須有兩條縫，襯衣的胸前也必須有兩條縫。作為一個女性，母親很喜歡周恩來，她說，周恩來「氣質好」。「氣質」這個詞哪裡是我能聽懂的？聽不懂就研究。我花了很多時間去研究《人民日報》──那時候我還不能讀報呢。我的研究成果出來了：在所有的圖片上，周恩來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褲管上有兩道縫。當周恩來曲著他的胳膊站在外國友人面前的時候，他的兩條褲管「可以開火車」，母親是這樣說的。從此我就懂了，「氣質」不是什麼玄妙的東西，就是褲子上的縫。有一年的寒假，全縣的教師組織學習，母親把我帶過去了。遠遠的，我看見了一位女教師，她的褲子上有兩道筆直的褲縫，我突然冒出來一句：「她氣質好。」所有的教師都回過頭來，他們用驚訝的目光盯著我。我一下子就在母親的學習班上出名了。「氣質好」的那位女教師還特地給我買了一只燒餅。說別人「氣質好」就是好。
母親也有母親的麻煩，她時常要穿有補丁的褲子──褲子上的補丁一般在哪裡呢？膝蓋的部分。這一來麻煩得很。因為補丁，母親很難保證褲子上的「縫」。
還是先說褲子上的補丁吧。那時候有一張非常著名的油畫，名字我記不得了，畫面我卻是記得──年輕的、瘦削的毛澤東站在延安的窯洞前面，他扳著他的手指頭，正在講「第一點」。在我看來，那張著名的油畫有兩個亮點，一個在上，一個在下。一、毛澤東和我們小孩一樣喜歡扳手指；二、毛澤東的褲子也和我們一樣，膝蓋那裡有兩個醒目的大補丁。
我不知道毛澤東的那兩個補丁有沒有引導「政治時尚」，我只知道人們對膝蓋上的補丁有了一種近乎迷戀的喜愛──偉大的舵手都是如此這般的呢。
母親的膝蓋上也有補丁，但補丁並沒有降低母親對「褲縫」的熱情。在參加一些重要的場合之前，母親會把開水倒在搪瓷茶缸裡，拿茶缸做熨斗，來來回回地「熨」。實在不行的話，她也會把褲子摺疊好了，用屁股去壓一壓。有一次，村子裡來了一位攝影師，他的相片一共有兩個款式，一吋的頭像和兩吋的全身像，母親選擇的是兩吋的全身像。照片洗出來之後，所有的人都驚訝於我母親的照片，同樣的時刻、同樣的地點，「陳老師」站在那裡怎麼就那麼高、那麼漂亮的呢？我現在就告訴大家謎底，母親熨了她的褲子；母親還站了丁字步。兩條褲縫構成了九十度的關係，「陳老師」一下子就挺拔了──這和褲子的中部鼓著兩個空蕩蕩的「膝蓋」是很不一樣的。看看毛澤東的油畫像吧，如果那兩塊補丁是鼓起來的，那麼，毛澤東就是一個農民；如果那兩塊補丁是平整的，毛澤東就只能是一個革命的領袖。
母親是知識分子，但她和鄉親們的關係處得卻相當好。是哪一天呢，幾個女人到我們家拉家常了。拉家常就是說閒話，而說閒話永遠都是說閒話。一個高個子的女人終於對我的母親說了：「你瞧瞧她兒子身上的補丁，瞧。」這是在說另一個女人的不是了。高個子女人的話很怪的，她明明在批評一個女人，著眼點卻是「她兒子身上的補丁」。
我和我的母親一起瞧見「她兒子身上的補丁」了，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她兒子」身上的補丁真的很糟糕。是的，補丁不是別的，它是一個家庭主婦的綜合能力──補丁剪裁得方不方，針腳齊不齊，在衣服上熨貼不熨貼，顏色和諧不和諧，這些都是問題。我的母親能歌善舞，卻不會拿針。她把我的衣服拿出來，看了看，慚愧了。我衣服上的補丁有問題，針腳也算不上「齊齊整整」的──母親怎麼能容忍這個呢？母親拿出剪刀，用剪刀的刀尖把線頭挑開了，撕膏藥那樣，她把我衣服上的補丁全撕了。母親抱著我的衣服去了大隊會計的家。大隊會計的老婆，也就是「會計娘子」，她有縫紉機。「會計娘子」實在是手巧的，她拿出她的大剪刀，把補丁修理得方方正正，然後，貼在我的破衣服上，用指甲刮了刮，摁住，再然後，踩動了她的縫紉機。
我很感謝我的母親，雖然家裡很窮，但是，母親把我們拾掇得很乾淨，所有的補丁都周周正正。我們從不邋遢。父親說，做人最重要的事情是受人尊敬，母親說，做人最重要的事情是體面。這是一回事。體面是受人尊敬的前提，受人尊敬是體面的結果，事情就是這麼簡單。我不敢說我是受人尊敬的，但是，我和我的父母一樣，都是體面的人，這樣的自信我有。
就在兩、三年前，兒子讀初中的時候，他在放學回家之後突然抱怨開來了。他覺得家裡窮──毫無疑問，他在哪裡受刺激了。我告訴兒子，這樣說不好，沒出息。窮不等於不體面，富不等於體面。這不是什麼大道理，生活真的就是這樣。我對兒子說，如果你將來不富裕而受人尊敬，我將為你驕傲；如果你很有錢而得不到尊重，我會非常失望。可兒子堅持認為，還是又有錢又受人尊敬比較牛叉。好吧，上陣父子兵，咱爺兒倆一起努力──雖然這從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游泳褲
光屁股游泳算不算裸泳？不算。光屁股游泳是一件很原始的事，裸泳呢？卻是城裡的年輕人所玩的時髦遊戲。
我記不得我是幾歲開始游泳的了，我的父母怎麼從來就沒有過問過這件事的呢？我至今還記得我帶領我的孩子去學游泳的情形──教練就在他的身邊，可我依然不放心，一步也不肯離開泳池。我不能說我的父母不關心我，我只能說，在他們的眼裡，夏天來了，他們的孩子泡在河裡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和一條泥鰍泡在水裡絕對沒有什麼兩樣。
鄉下人學游泳永遠是一個謎，沒有一個人真的「學」過，划著划著，突然，你就會了。這個突然真的是「突然」，彷彿身體得到了神的啟示，你的身體擁有了浮力，你和水的關係一下子就建立起來了。從這個意義上說，我相信所謂的「基因」，作為最初的「水族」，人體的內部一定儲存著關於水的基因，說白了，關於水的記憶。同樣，我相信人體的內部儲存著音樂的基因、繪畫的基因和文學的基因。摧毀基因的大多是愚蠢的父母，孩子是他們的，他們自作聰明，自然而然就成了孩子的老師。結果呢，神祕的基因消失了，水銀一般靈動、水銀一般閃亮的東西變成了水泥。他們為孩子的笨拙捶胸頓足。
鄉下孩子在游泳的時候當然不用泳褲。泳褲？那太可笑了。我們在岸上都光著屁股，到了水下還裝什麼斯文？給誰看呢？反正魚和蝦都不看。再說了，不就是一個小雞雞加一個小蛋蛋麼，都是耳熟能詳的，你花錢請人看都不一定有人願意看。
但是，是誰呢？是誰呢？他帶來了一項了不起的發明──他把兩條三角形的紅領巾重疊起來，剪去三個角，再縫上，這一來兩條紅領巾就成了不折不扣的游泳褲。這個天才的發明鼓動了所有的孩子，一下子成了時尚。不要以為時尚一定就是「席捲全球」的大事，有時候，一、兩個小村莊也能流傳自己的時尚。我們村熱鬧了。一到傍晚，所有的孩子都成了猴子，帶著紅紅的屁股跳進了河流。
時尚緊接著就成了我們村子裡的文化。村子裡很快就有了這樣的傳聞──河裡的鬼，也就是水鬼，最怕的就是紅色。一個孩子一旦穿上紅色的泳褲，水鬼就再也不敢靠近他了。道理很簡單，紅色的紡織品就是水下的火，它們像太陽一般，能以一種不可思議的方式燃燒，它會照亮幽暗的河床──水鬼無處可藏了。想想吧，那麼多的紅色泳褲一起擁擠在一條小河裡，小河裡頓時就融入了十多個太陽，水鬼？嗨嗨，見鬼去吧。
我要說，六○年代或七○年代的中國鄉村是愚昧的。愚昧要不得，愚昧是我們的敵人，這個還要說麼。但是，任何事情都要分兩頭說。長大之後，我成了一個現代的文明人，但是，我始終認為，我的靈魂深處有某些神祕主義的東西，這是愚昧在我的靈魂上留下的疤，在文明之光的照耀下，它們會閃閃發光。這對我是有幫助的，尤其在我選擇了寫作之後。我是一個堅信科學的人，我推崇邏輯。但是，我從不認為科學可以對付一切、邏輯可以表達一切。有許多東西會越過科學與邏輯，直接抵達我們的靈魂。
愚昧從來都不可怕。愚昧可怕的地方就在於，它引導並企圖控制這個世界，它引導並企圖控制每一個人。
──我們的時尚並沒有流行多久，和我們這一代人所經歷的時尚一樣，我們的時尚遭到了另一種力量的摧毀，那就是文革時期的政治。終於有一天，我們的校長發現了泳褲的祕密。他嚇壞了。他哪裡能想到呢，一群無畏的孩子拿「紅領巾」做了小雞雞的遮羞布！這怎麼了得！這怎麼了得哦！出大事了嘛──紅領巾是什麼？「紅旗的一角」，「烈士的鮮血染紅了它」，它居然和小雞雞、小蛋蛋混到一起去了。
查！
是誰第一個這麼幹的？
和許許多多時候一樣，結果出來了：Ａ看見Ｂ先穿的，Ｂ看見Ｃ先穿的，Ｃ看見Ｄ先穿的，Ｄ看見Ｅ先穿的，而Ｅ則是看見Ａ先穿的。這是多麼光滑的一個迴圈，光滑的迴圈在骨子裡是一個死結，除非你把孩子們一網打盡。
孩子們並沒有政治智慧，可強大的政治智慧在孩子們的面前時常無功而返。這是天理，老天爺總是保佑孩子的。
再威武的政治都有它的死穴。阿門！阿彌陀佛！
口袋
長大之後，我在美國大片裡看到過美國大兵，一下子就愛上了美國大兵的迷彩服。最讓我羨慕的就是迷彩服上的口袋。到處都是口袋，肩膀上都是，袖口上都是，大腿上都是，小腿上也是。眾多的、咣叮咣噹的口袋眼饞死我了，我的身上怎麼就沒有那麼多口袋的呢？滿身的口袋不只是實用性的勝利，也是想像力的勝利，當然，歸根結柢，還是經濟實力的勝利。
男孩子真的不講究穿著，可我們也有講究，那就是衣服上的口袋。很不幸，我出身在貧窮的時代，當貧窮到達一定的地步時，一種奇怪的分配制度就產生了──配給制。在配給制的掌控之中，穿衣服和做衣服就不再是一件隨心所欲的事，一個人在一年當中可以使用多少布，國家有嚴格的規定。這個規定就是「布票」。沒有布票，你寸布難求。
我要說，在貧窮面前，人是有創造力的。在我的童年時代，每一個家庭主婦都是節約的天才。我們的衣服通常都小一號，只要穿上新衣服，都有點像猴。袖口是短一號的，這個不用說了，褲腳也是短一號的──在如此這般、戰戰兢兢的節約面前，你怎麼能指望我們的衣服上有眾多的、咣叮咣噹的口袋呢？不可能。為了節約布，我們的上衣通常沒有口袋，而褲子的褲兜也只有一個。
可我們需要口袋。我們貪玩。貪玩的孩子就有許多裝備。彈弓、彈弓的子彈、賭博用的銅板、賭博用的白果（銀杏）、糖紙、菸殼紙三角、陀螺。在童年與少年時代，我們侷促的口袋就像一個雜貨鋪，永遠都鼓鼓囊囊，隨便一掏都將琳琅滿目──其實是垃圾。
對我來說，最重要的裝備當然是彈弓。我一點都不想誇張，在我們村，我的彈弓是最棒的。大部分彈弓都是用牛皮筋組裝起來的，而我的彈弓呢？不一樣。它在性能上是卓越的，早已經領先了一個時代。這麼說吧，在別人還是小米加步槍的時候，我已經擁有了迫擊炮、坦克、機關槍了。
現在，我要介紹我口袋的主人，那把彈弓了。
我的母親和村子裡的赤腳醫生是好朋友。赤腳醫生那裡有一樣寶貝，那就是打吊針用的滴管，中空，米黃色。我至今不知道滴管是用什麼材料做成的，我就知道那玩意兒有肆掠的彈力，還不容易斷。想一想吧，如果用滴管做成一把彈弓，它的射程將何等驚人。我想到過偷。想過的。但是，我是一個有頭腦的孩子──偷來了也沒用，彈弓一掏出來你就自我暴露了。
我只能請我的母親幫忙，讓母親去「要」。
赤腳醫生很為難。對她來說，滴管也是稀有的。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我們村的「合作醫療」總共只有三根滴管。這一來滴管就得反反覆覆地使用，用完了，消毒，然後，下一次再用。「消毒」是怎麼一回事呢？就是點上一盞酒精燈，把滴管放在清水裡，煨雞湯一樣，燉豆腐一樣，咕嚕咕嚕地煮。滴管其實不能煮，煮的遍數多了，它的表皮就會像老人的皮膚那樣，皺了，皴了，變得非常脆。失去彈性不說，還會布滿密密麻麻的小裂痕。不要小瞧了那些小裂痕，那是致命的。只要一發力，裂痕就會像新郎的嘴巴那樣，越咧越開，越張越大，收不住的。最後，「啪」的一下，斷了。所以，我所需要的滴管是尚未使用的新滴管。赤腳醫生也不好辦。作為母親的朋友，她給我的母親留了一個活口：「下次去公社的時候試試看。」
我至今害怕等待。我在童年與少年時代簡直被「等待」折磨慘了。那是一個什麼都需要等待的時代。過年要等。吃肉要等。看露天電影要等。走親戚要等。開萬人大會也要等。我的童年是在等待中度過的，我的少年也是在等待中度過的。我的童年與少年如此地漫長，全是因為等──在大部分時候，你其實等不到。一次又一次的失望讓我擁有了無與倫比的忍受力。我的早熟一定與我的等待和失望有關。在等待的過程中，你內心的內容在瘋狂地生長。每一天你都是空虛的，但每一天你都不空虛。
終於有那麼一天，我的母親回家了。她在跨越門檻的時候臉上浮出了神祕的微笑。她什麼都不看，就是笑，詭祕極了。其實，那個神祕的微笑是有對象的，只有我知道，它和我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我愛極了母親神祕的微笑。它和遙遠的許諾有關。它和臨近崩潰的等待有關。每一次見到母親神祕的微笑，我的小小的心臟都會受不了。那是感人淚下的。無論生活窘困到何等地步，耐心也有它的回報。倉促和絕望絕不可取。
母親給了我一條長長的滴管。我把它一分為二，我終於有了一把性能卓越、超越時代的彈弓了。當我請一個木匠用桑樹的樹椏做成自己的彈弓之後，我是耀武的，揚威的。桑樹的韌性這時候顯示出了它的價值，在我瞄準的時候，我的手指會發力，兩邊一壓，中間只留下小小的空隙──這差不多就是命中率的全部隱祕了。那是夏天。大地在為我的彈弓生長彈藥。數不清的楝樹果子掛在樹梢上。它們大小合適，圓潤、碧綠，水分充足，沉甸甸的。在滴管被拉到極限之後，楝樹的果子繼承了滴管呼嘯的反彈力，一出手就呼呼生風。
長大之後我從事過許多體育運動，每一項運動我都注重基本功訓練。這和我的父母有關。他們都是鄉村教師，他們對我最大的幫助就是重視基本功。重視基本功永遠是對的，永遠永遠是對的。也許我天生就是一個教練，我會輔導自己訓練。我把父母的粉筆偷過來，掰成一小段一小段的，做子彈。然後，在黑板上畫一個圈。我要求自己每一次都要擊中圓圈。這是很好檢驗的，黑白分明。圓圈越來越小，小到只有一塊燒餅那麼大的時候，我們村的麻雀開始了牠們的惡夢。我不吹牛，我打得準極了。
一九八四年，美國洛杉磯，第二十三屆奧林匹克運動會傳來了好消息，一個叫許海峰的安徽人獲得了中國奧運歷史上的第一個冠軍。這個姓許的供銷員就是打彈弓出身的。他神奇的瞄準能力就是靠麻雀的屍體堆積起來的。那一年我二十歲，正在享受大學一年級的暑假。就在那個暑假裡，「彈弓」這個不起眼的玩意，成了一個關鍵字。我很平靜。我清晰地感受到，一個歷史階段結束了，另一個歷史階段開始了──就在這兩個歷史階段的中間，有一個劃時代的東西，它是彈弓。我的這個說法不會得到社會學家的認可，但是，在我的個人歷史裡，事情就是這樣。我的歷史是從彈弓開始的，現在，為這段歷史做總結的，是一把空氣手槍。新的歷史開始了。
我打彈弓打得很歡。可是，一個問題馬上暴露出來了，我的身上只有一個口袋，在褲子的右側。要知道，一隻褲兜的楝樹果子很快就會被打光的，同時，左側的口袋也不順手。我是一個驍勇的戰士，卻被糟糕的後勤與糟糕的補給拽住了後腿。我多麼希望我的衣服上能多幾個口袋啊。如果是那樣的話，在我出征之前，我會把所有的口袋都裝得滿滿的，我的身軀被子彈撐得鼓鼓囊囊，然後，風撩起我的頭髮，烏雲在天空肆意地翻捲，我微笑著，瞇起眼，仰天長望，麻雀在天空來來往往，在天與地之間，我，緩緩的抬起了我的胳膊──這是一個標準的少年英雄夢，一個標準的紅色中國的少年英雄夢。如詩如幻。就因為貧窮，我的少年英雄夢寒磣了，少年英雄的身上布滿了補丁，卻只有一個口袋，嗨，和一個小叫化子也差不多。
襪子
我有些猶豫，該不該把「襪子」這一章寫下來。要知道，如果把時光倒退到四十年前，在蘇北的鄉村，一個少年的腳上穿著一雙襪子，其囂張與得瑟的程度一點也不亞於今天的少年開著他的保時捷去上學。好吧，且讓我虛榮一回、得瑟一回，我要寫「襪子」了。
穿襪子是一件大事。寫穿襪子必然也是一件大事。依照常規，在描寫大事之前，作者有義務交代一下大事的背景。
一九五七年，我的父親成了「右派」。我要簡單地說一說一九五七年，那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年分──你得時刻留意你的說話。如果你有一句話沒有說好，或者說，你有一句話讓做領導的不高興，那你就麻煩了，你會成為「壞人」。那個時候的「壞人」是很多的，所以，有關「壞人」的概念往往不夠用。不夠用怎麼辦呢？造。「右派」就這樣成了嶄新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新概念壞人」。
我的「右派」父親終於被送到鄉下去了。一同前往的還有我的母親。我的母親是一個教師，她沒有說領導不愛聽的話，她也許說了，但領導沒有聽見，這一來她依然是一個左派。左派最大的好處是什麼呢？她和右派做同樣的工作，右派顆粒無收，而左派每個月可以領到二十四元人民幣。二十四元人民幣，放在今天都買不來一杯卡布奇諾。可就是這杯打了八折的卡布奇諾，它使我的母親成了「大款」。你完全可以這麼看──一九六四年，在我出生的時候，我其實是一個富二代。太嚇人了。
交代來交代去，我說的意思只有一個：即便是一個倒楣到底的「右派」家庭，在物質上，依然比那些「農家」要好一些。在任何時候我都要說，沒有人比中國的農民更不幸。他們最大的不幸就在於，他們無法言說他們的不幸。他們的不幸歷史看不見，看見了也不記錄。實在需要記錄了，他們已經是屍體了，作為資料。
──富二代必須有富二代的標誌。在冬天，富二代的腳上有棉鞋。在棉鞋與褲腳之間，裸露出來的不是腳踝，而是紡織物。那個圓圓的紡織物就叫「襪子」。
我現在就來說說我的襪子。
我一共有兩雙襪子，尼龍的。按照我們家的生活節奏，我的母親一個星期洗一次衣服。那可是一大家子的髒衣服，滿滿一桶。換句話說，我的襪子也是一個星期洗一次。可我是一個男孩，男孩最大的特點就是出腳汗。用不了一節課的時間，我的鞋裡頭差不多就濕了。到了晚上，鞋子裡全是濕的，襪子當然也是濕的。父親是很聰敏的一個人，他告訴我，每晚睡覺的時候可以把襪子壓在身子底下，這一來襪子就烘乾了。
我每天早上都可以穿上乾爽的襪子。然而，腳汗就是腳汗，它不是水。在襪子被體溫烘乾之後，襪子上會留下腳汗的遺留物。它臭極了。它還能讓襪子的底部變硬。在遇上新的腳汗之後，硬的部分慢慢就融化了，再一次變軟，漿糊一樣黏稠。它冰冷冰冷的，很難回應你的體溫──這麼一說你就明白了，在一個星期之內，我只有一、兩天會喜歡我的襪子，其餘的五、六天我都充滿了恨。我痛恨襪子。它又冷又濕又臭。我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把我的襪子扔進爐膛，一把火燒了了事。老實說，我不想穿襪子。
但我的母親不許我不穿襪子。我想我的母親也有她的虛榮，這麼說吧，在她的心目中，襪子就是領帶，我「西裝革履」的，沒有「領帶」怎麼可以。
我附帶著還要說一下棉鞋。以我家的經濟狀況來說，我不能要求我的母親每年都給我做一雙新棉鞋。雖然我是一個富二代，可我真的不能要求我的母親每年給我換一輛保時捷。那個太過分了。所以，每年冬天，尤其在春節之前，我都要被「小鞋」所折磨。解決的辦法也不是沒有，那就是像穿拖鞋一般，靸拉著。可我的母親是什麼人？她怎麼能容忍她的兒子靸拉著棉鞋？那是絕對不能允許的。「一點學好的樣子都沒有。」我怎麼辦呢？我只能把「兩片瓦」的後半部撕開，這一來腳就不疼了──這樣做的後果是我的腳後跟始終裸露在外面，每一年的冬天都要生凍瘡。
生凍瘡是不該被同情的。在我們蘇北的鄉村，哪一個孩子的身上沒有凍瘡呢？沒事的，開了春「自己就好了」。可是，你別忘了，我是富二代，我的腳上有襪子。每天睡覺的時候，我得把襪子從凍瘡上撕開。那得慢慢地，小心地，一點、一點地揭。絕對不能快。如果你想快，好吧，你的雙腳將血流如注。
我倒也沒那麼怕疼，可是，一天疼那麼一遍，箇中的滋味也真的不好受。
母親，我們村裡最富有的「大款」，為了她的體面，我這個「富二代」真的沒有少受罪。現在，我的兒子也大了，他時常對我說起一些「富二代」的事。我告訴我的兒子：「不要羨慕。天下從來就沒有兩頭都甜的甘蔗，一根都沒有──你的老爸當年比別人多了兩雙襪子，可那兩雙襪子給你的老爸帶來的幾乎就是災難。」
作者簡介
──畢飛宇（1964-），生於江蘇興化，現居南京。畢業於揚州師範學院，曾任教師，後從事新聞工作，現任江蘇省作家協會副主席、南京大學教授。二○一七年獲頒法國文學藝術騎士勛章。作品〈哺乳期的女人〉獲首屆魯迅文學獎短篇小說獎、第七屆百花文學獎、一九九六年中國十佳短篇小說獎、一九九六年《小說選刊》獎。長篇《推拿》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當代》長篇小說年度獎、《人民文學》優秀長篇小說獎、中國當代文學學院獎、小說雙年獎，散文集《造日子》獲二○一三年度華文最佳散文獎。曾獲中國大紅鷹文學獎、中國小說學會獎等。著有長篇小說《推拿》、《平原》、《上海往事》、《那個夏季，那個秋天》；小說集《玉米》、《青衣》、《大雨如注》、《充滿瓷器的時代》等；散文集《造日子》、《寫滿字的空間》；評論與對話集《小說生活：畢飛宇、張莉對話錄》、《小說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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