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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心理動力團體諮商與治療的基本假設
第一節 治療團體為複合的現象
團體諮商與治療情境，遠比個別諮商與治療情境複雜和多面向。蘇東坡在『題西林壁』，詩曰：「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諮商與治療團體的內涵與現象正是如此，具複合（complex）的性質。若只依據一個個別治療理論所發展的團體治療理論，企圖去觀察和解釋其複雜的現象，不只「不識廬山真面目」，而且可能落入「見樹不見林」的缺失。
壹、複合模式為團體諮商與治療理論建構的新趨勢
傳統心理動力相關學派的團體治療理論，多數以個別治療的理論為依據發展而成。為避免只從成員個人的視角去解讀和運用團體之限制，晚近學者相繼提出人際取向的團體治療方法。這些方法並非由單一理論作為治療的依據，可以稱為複合（complex）的模式。人際歷程或人際動力治療，由於不滿意以治療一個人的理論去詮釋和治療多人的情境，而採取人際複合模式之理論，並相信這種模式可以了解人類的人格和行為（Carson, 1969; Kiesler, 1983; Locke & Adamic, 2012）。這類模式主要以Sullivan的人際治療理論、Adler的人際心理學、客體關係治療理論、家族治療理論，以及Yalom的「社會縮影理論」（social microcosm theory）為依據（Chen & Rybak, 2004; Horowitz, 2004; Kiesler, 1982; Strupp & Binder, 1984; Teyber, 1997; Yalom, 1985, 1995, 2005），開啟了以非單一理論建構團體治療的原理，為晚近的趨勢。
所以，這類複合式人際取向的團體治療理論，不是由哪一位學者所開創。雖然學者們的理論與方法或有差異，但是他們都有共同的重點，即：(1)人際關係；(2)矯正性情緒經驗；(3)團體如同社會縮影；(4)運用此地此時；(5)不使用難懂語言的對話（jargon-free dialogue）（也就是不使用行話或專業術語）；(6)治療師同時為參與者和觀察者（Zimmerman, 2008）等六項。由於人際取向的團體治療都相信人格為人際產物（Sullivan, 1953），這六項共同交集之處，就是人際關係或人際動力概念的運用。治療的方法主要是利用團體中的人際情境，介入焦點包括個別成員與領導者之間、或成員與成員之間、或團體整體。致力於擺脫只以個別成員內心或精神動力為焦點的團體治療，這項努力開啟了重視團體中人際互動和人際學習的治療影響力，邁出團體治療新的里程碑，也為團體治療踏出一大步。
貳、當前人際取向團體諮商與治療的優勢與限制
人際取向的團體治療為當前廣為運用的模式，這種模式具備相當多的優點。在團體中成員會顯現其關係的習慣，由此團體能提供治療師獨特的資料來源，可以評估和形成對於成員個人人際風格的概念。對於成員而言，則可以進一步的去討論，個人在團體內和團體外平行呈現的人際型態。團體提供成員豐富的人際學習機會，而能夠去修正成員的人際型態或模式（Teyber & McClure, 2011; Yalom & Leszcz, 2005）。不過當前人際取向的團體治療理論，仍然有其限制。主要在缺少團體發展與階段演進的原理，以及在團體層面或團體整體欠缺清晰與明確的建構概念。當前的理論幾乎只從實證和實務提出階段特徵，而無法詮釋團體發展和階段特徵如何形成，以及一個模糊的團體整體概念。如此，治療師不只欠缺理論指引，可據以提出團體各階段領導的主要任務和策略，對於團體層面的概念和處理方法也不明確（吳秀碧，2015）。
團體由三個層面所構成，即：個人、人際和團體。且這三個層面的歷程有交互影響的關聯。個人層面，從人格理論可視為一個具生理與心理意涵的「個體」（individual），若從社會學和社會心理學角度，則可視為一個具社會文化意涵的「人」（person）；人際層面，乃由兩、三人或三、四人之間的互動所構成；團體層面，則是由團體中全體成員所組成的一個整體。當前的人際治療理論，主要可以協助治療師理解個體的內在或人際模式。藉此，治療師除了可以詮釋個別成員與治療師之間的關係，還可以觀察團體中成員彼此的人際互動特徵與型態。由此能比在個別治療情境中去理解一名當事人的資料更為豐富。然而，這些人際取向的治療理論，無法幫助治療師充分理解有關團體整體的現象，必須借助其他與團體相關的理論，例如，家族治療理論和系統論，以明其現象。此外，1980年後崛起的Yalom的人際互動團體心理治療（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Group Psychotherapy），由於其信奉的存在主義之影響，過度強調團體中此地此時的人際互動之治療價值，忽略了有些成員個人的問題並無法借助當下人際互動作為理解和改變的依據，而是需要處理和改變個人內心世界。
參、團體只是團體諮商與治療的一項工具
雖然團體治療的對象為個別成員，然而絕對不是在團體中對成員個人進行個別治療的方式。就團體治療的形式和性質而言，團體乃是作為改變個別成員的一種工具。進行改變的主要標靶是「個別成員」，「團體」只是一項工具。《論語‧魏靈公篇》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從工具的角度，領導者需要努力經營團體，以便創造一個具療癒的團體環境。而這項任務為歷程領導任務，不是終極領導任務。歷程領導任務主要在使團體成為改變成員個人的有效工具；終極領導任務才是協助成員個人改變。所以領導者除了對於所要改變的個體必須能夠概念化之外，對於團體這個工具，也必須能夠概念化。
最後，團體治療的環境基礎，是團體凝聚力。凝聚力的本質為友誼關係（Jehn & Shah, 1997），即一種共享性質的人際關係；團體歷程的發展，也是團體中人際關係發展的歷程（吳秀碧，2005）。這是社會心理學的人際關係理論研究的領域。蔡文輝提到：「社會學是一門研究人與人之間互動的社會科學」，又說「研究的主題因此也就著重在人與人之間互動的形式與其所構成的團體結構」（引自藍采風，2000，p.3）。而「社會心理學是對個人行為如何受到社會刺激的影響進行科學研究的一門學問」（陳皎眉、王叢桂、孫蒨如，2007，p.6）。所以社會學和社會心理學研究的旨趣是「人」的行為，不同於以研究「自我」（ego）和「自體」（self）的人格心理學。對於團體人際關係，僅以人格理論的個體內在動力來解釋，只能觀察關係的特徵，無法觀察團體的結構和團體中人際關係的發展歷程。團體中人際關係的發展歷程，也是團體發展的歷程。由此社會學和社會心理學，可以提供領導者對於治療團體的結構，以及人與人的互動和關係發展歷程的理解。了解治療團體的心理—社會面向為領導者介入以促進人際互動與關係發展的方法之重要依據。由此可知，由於治療團體的複雜性，不但只以單一的個別治療理論難以知其全貌。而僅限於從人格心理學的個體心理角度，也無法完整詮釋治療團體的心理—社會面向。
第二節 社會性需求為人類行為的主要動力
雖然人類是動物，然而人類既是社會性動物，更是高等動物。教育是人類社會化的歷程。家庭和學校是一個人社會化歷程的主要場所。因此造就了人類的社會性需求遠比動物性需求重要，成為人類行為的主要動力。此外，Adler主張人類的行為具有目的性，這也表示個人的行為具有選擇性，不同於低等動物，只能在本能的驅使下過一生。由此，一個人感到無意義的人生，也是選擇的結果。
壹、人類的社會本質
早期的心理學者如Sigmund Freud和Alfred Adler都是以生物觀為依據，發展他們個人的治療理論，然而兩人主張迴異。Freud（1920）重視人類的生物性本能，提出生和死的本能及性的本能，作為其驅力論的主要建構基礎。以現代的基因學來看，這些主要與DNA有關。基因不只在一種生物的成長和發展的可能極限扮演著決定性的根本角色，也決定一種生物的生命極限。從這樣的觀點，「生」和「死」與其被視為是一種本能，毋寧是一種生物性的潛力更貼近。而這種生物的潛力，在低等動物可能別無選擇的就這樣過一生；然而，在大腦特別發達的人類則不然。由於人類有自知和自我決定的能力與行為。意義治療大師Victory Frankle便主張，人絕對不是遺傳和環境所能完全決定的產物，而是人有決定能力（Frankle, 1986/1991）。
具生物學背景的Adler（1929）重視人類行為的社會性目的。認為動物有兩種，一種為獨居型，另一種為群居型。這兩種動物的生存型態都是來自天生潛能。人是屬於群居型的動物，需要重視人的社會性。人類屬於群居型的動物，群居可以提高生存安全。以現在科學的觀點，可以視為動物為了適應環境，在演化過程形成的基因。所以人類的社會興趣是與生俱來的潛能。Adler的個體心理學，也是人際心理學（Ansbacher, 1968）。在超越人際溝通，就是發展身為社會整體之一分子的感覺，他統稱之為社會興趣。這是指對所有社會成員的一種情感，表現為了社會進步，而不是為了個人利益而與他人合作。Adler（1931）認為社會興趣是人類本性的一部分，根植於每個人的潛能之中。因此，必須先發展社會興趣，才能形成有用的生活風格。而社會興趣的發展受到早期親職教養影響最大。Adler把社會興趣作為衡量心理健康的指標。
貳、人類的社會性動機
人文主義學者A. H. Maslow同樣重視人類的社會性本質，將Adler的社會興趣轉化成具體的社會性動機。Maslow（1954）主張人類有五大基本階層需求：「生理」、「安全」、「愛與歸屬」、「自尊」和「自我實現」。他並不否認性的驅力為動物的本能，認為性的需求只是人類行為的一小部分。畢竟人是社會性的動物，除了繁延子孫作為延續個人生命之外，還有其他更重要的需求，而且主要為社會的性質。Edward Hoffman認為在Maslow的基本需求當中，「自我實現」這項需求區分了人類與其他所有動物的基本需求，為個人成長的高峰（引自Hoffman, 1988/2000）。這項需求指實現個人的潛能，達成自我的願望，追求成長和高峰經驗。而「存在」（being）需求，為人生中從實現潛能和意義，以創造自我成長。後來Maslow（1968, 1970）相繼再提出「知識」（cognitive）與「美」的需求（aesthetic needs），以及「超然存在」的需求（transcendence needs）。「知識與美」的需求，即當知識缺乏或被扭曲的時候，感到不自在與懷疑；「超然存在」的需求，可視為「超自我實現」的需求，為協助他人獲得自我實現的需求，屬於靈性的需求。所以張春興（2003）認為這是追求真、善、美的需求。
在Maslow的五項需求階層當中，「愛與歸屬」及「自尊」可以視為是人類最基本的社會性需求。現代化的社會，物質富裕，生存所需的物質和物質取得的安全程度，已經使得「生理」需求幾乎不成問題。二十世紀中葉，美國心理學者便指出，滿足「愛與歸屬」需求的困難，是當代美國人心理問題的主要來源，孤獨和疏離為問題所在。其次，由於現代工商社會競爭激烈，自尊的需求，包括成就、聲望、角色、地位、升遷等等，都嚴然成為現代人的挑戰和難題。至於自我實現則是自我最高人生境界的需求，接納自己、追求自由自在、表現個性、關懷人類、創造等需求。在現代工商結構的經濟活動中，也是人類另一項不容易實現的需求。Frankle認為人有決定的自由，做一個意志自由的人，可以決定自己存在的自由。然而，忙碌而隨波逐流的多數現代人，往往在意識或下意識忽視這種意志的自由，而成為精神官能症的俘擄。
參、死亡與人類的靈性動機
雖然Maslow與Freud不同，並不重視「生」、「死」、「性」本能論的心理學。不過從存在主義的觀點，Maslow的五項基本需求與人類的生存和預知死亡的能力有關。Frankle認為動物都會知道自己即將死亡，但唯有人類能夠預知自己的死亡（引自Frankle, 1986/1991）。的確，古人言：「六十古來稀」，過六十歲生日要大大慶祝一番。現在臺灣每年有國民壽命統計的平均數，便成了人們預期自己壽命的參數之一。Frankle認為，由於人類能預知死亡，又因期望在有生之年創造生命的意義，這是人類造就文明進步的主要原因。個人意義的追求，也可從社會性意義到靈性意義。亦即從追求愛與歸屬，以及自尊等社會性的需求，到超自我實現的需求。超自我實現，可視為個人將自己與所有人類視為一體，成為一個「大我」。故不局限於滿足個人的「小我」，要滿足的是「大我」。
其次，在Erikson的人格發展論，最後階段為「統整」相對於「失望」。就「存在」的價值或意義而言，即便到了人生最後階段，例如臨終病患，處在生與死二分的關卡，面對「自我統整」相對於「失望」的抉擇之際，若個人感到生命有意義，便能成功的解決這個困境。所以，一個面對死亡絕境的人，可發現生命意義而能夠解決了「統整」與「失望」的矛盾對立。從存在治療觀點而言，便是解決了「自由」與「決定的宿命」。所以，臨終的人最需要就是統整個人一生的意義。若感到有意義，也就可以安心瞑目。
綜合上述，人類的發展與其他動物不同，人有生物、心理和靈性三層面的發展。正如Frankle所主張：「人是生存於三次元的結構空間中：肉體的、心理的及靈性的」（引自Frankle, 1986/1991, p.4）。因此，除了生物原始的性驅力和生存的物質基本需求，讓生命有一份基本安全感之外，人類更重視社會性的心理與靈性需求的滿足，以便創造個人的社會意義和存在意義。社會意義，主要和愛與歸屬及自尊有關；存在意義，則與自我實現和超自我實現有關，也就是Frankle所指：「實現自身的潛在價值」（Frankle, 1986/1991, p.36）。尋求諮商與治療的當事人，多數與社會意義的喪失有關。在治療團體中成員個人可以獲得他人的支持與認定，重建自我與他人的連結，以及看到自己的社會或人際價值。這是團體治療勝於個別治療，可以提供一個人安頓自己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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