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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二十年Twenty Years of Cultural Studies in Taiwan──編輯室的話
1998年年底，一群來自不同學科背景的學者在臺北月涵堂，召開第一次的文化研究年會，會後宣佈中華民國文化研究學會成立，文化研究自此正式成為中華民國學術體制裡的一環，即令在科技部（昔國科會）的規劃中，它至今仍只是一個次領域，而非學門。不過，學會的成立，起碼在建制史的意義上，標誌了一個新興領域的成形，一如新生命的誕生。當然，以新生命的誕生來比喻學術領域的成形或許未必恰當，因為學術的起點紛雜而蔓延，學會的出現只是其結果，而非其源始。畢竟學術史的發展未必都能指向某一個「源點」(origin)，而是許多「起始」(beginnings)敘述的疊加，一如薩依德(Edward Said[1935-2003] 1985: xv)在《起始》(Beginnings: Intention and Method)一書裡指出的，「起始不只是一種行動、也是一種心態，一種工作、態度、意識」；它既是「實務的」，也是「理論的」。以1998年為紀，當然只是文化研究在臺灣的起始之一。1992年和1996年在新竹清華大學召開的兩次「軌跡」(Trajectories)會議，或是1990年代初期在報紙副刊上活躍的文化批評，甚或是1980年代以降的黨外及諸多社會運動（尤其是勞運，農運和性別運動）的開展，或許都可以被當作是文化研究的「起始」；我們甚至可以回到魯迅的雜文、解嚴前後的鄉土文學和民眾劇場，而不只是經過翻譯的伯明罕學派和法蘭克福學派，去尋找文化研究在中文世界裡的基點和脾性；或是回到另一種以學術出版為基準的建制想像：如2000年創刊的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2005年創刊的《文化研究》或是2007年創刊的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來標定文化研究的發展與變化。但是尋根問祖不是為了打造神壇，建宗立派，而是要思考學術領域的歷史意義與現實作用，測定學術的發展，以對自身展開檢討與批評。以1998年為起點因此不是為了將文化研究的「源起」定於一尊，而是藉此「事件」出發，進行學術建制史的探索，進行一種工作，回想一種態度，乃至召喚一種意識。
「文化研究二十年」這個專題就是從這個角度發想與設計，希望對文化研究近二十年在學術發展和人才培育的積累進行反省，一方面思考文化研究如何促成不同領域對「文化」的思考，另一方面回顧文化研究教育和教學的成果，特別是所謂的「亞際參照」對年輕一輩學者的影響。因此，本期的重點之一，便是「文化研究二十年」的專題論壇。與以往類似論壇的設計不同，這個論壇的重心不在於前輩學者對自身學術來路與思想的回望與闡述，而在於接受過「文化研究」薰陶，受其影響與啟發，並對泛亞際文化研究學術體制有相當經驗的年輕學者，他們對自身求學歷程的回顧，關鍵選擇的思考，以及對未來的展望。這裡所謂的「泛亞際」文化研究體制，包括了上海大學的文化研究系，香港嶺南大學的文化研究系，北京清華大學的中文系及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印度班格羅爾的文化與社會研究中心(CSCS, Center for Studies of Culture and Society)，美國康乃爾大學的東亞研究系，新竹交通大學的社會與文化研究所，以及清大和交大的亞太／文化研究室。這樣幾個空間當然無法含括所有的泛亞際機構（例如南韓的文化研究學會，日本的文化颱風學會、新加坡國立大學的亞洲研究所，乃至澳洲雪黎大學的文化研究系等），也忽略了在臺灣或許同樣重要的泛文化研究機構，如臺大城鄉所、中央英文系、輔大心理系、臺師大大傳所、南藝大音像紀錄所、政大臺文所以及臺大外文系等。但儘管樣本有限，其反映出來的問題或許並不只侷限於這些教研空間，而有對更大的學術體制與地緣政治問題的觀照，以及年輕學者透過「文化研究」四個字，對自身、學術與世界的想像、關懷與追求。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參與論壇的年輕學者大多有異地求學的經驗，並且跟文化研究的學術體制有著共同成長的經驗。同時，他們的回望與追問，不只是對於學術體制與教育現場本身的觀察，更深刻地涉及了移動的經驗與時代的變化，而他們提出的觀察與主張──包括如何「做土」的問題，文化研究教育的政治性展開，對兩岸關係的反思與主體性的翻譯，對第三世界與亞際視野的期待，以及方法論問題和區域研究的反省—都我們值得認真看待，作為展望文化研究下一個二十年的起點。在這些年輕學者的思言行述當中，我們可以看到文化研究的魅力，恰恰不是來自於學科本身的權威，而是基於對此權威的反省而展開的思想運動與身體移動，並在當中所實踐的政治行動與文化理想。
從行動的作用力回望文化研究，本期的另一個重點是臺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王志弘教的宏文。志弘老師不只是臺大城鄉所的現任所長，著作等身，在第一線擔負文化研究的教研任務；他同時也是本刊的編委，將城建發展與都市規劃的專業帶入文化研究的思考之中。以研究回顧為設定，這篇文章討論臺灣都市與區域發展之文化策略，在過去二十年對在文化生活圈、文化規劃、創意群聚與創意城市以及文化治理等三個面向的研究成果，進行梳理與批判分析，考察其主題、立場，以及知識生產的脈絡。志弘精確地指出，在都市與區域發展裡的這三個面向，無獨有偶地皆採取了一個「文化的」觀點，試圖以文化作為都會與區域發展的方法。這個在「發展」趨向中出現的「文化」，不只反映了文化在解嚴後臺灣這個時代脈絡與政策環境中的功能性，或許也同時折射了某種將文化視為生產與行動場域的文化研究觀點。不過，志弘認為，更為重要的工作是對既有的知識積累與政策主張進行「文化思考」的盤點與深化，亦即如何「更好地掌握地方生活的實質狀態」，因為「如果文化其實就是我們的生活，那麼各地方的生活到底如何運作，如何獲得支持（或缺乏支持）而得以運轉、頹圮或改變，似乎仍缺乏清晰的圖像」。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在應對發展導
向的文化政策時，做出適當合理的評估，提出因地制宜的應對策略，讓文化落地生根或是發芽成長，而不致成為經濟理性與政策指導下的空談。換句話說，志弘的文章是在另一個實踐的場域裡去思考文化研究的作用與意義，並且深入到文化概念本身的辨析當中。於是，他如此寫道：
少了對於地方生活（文化）之支持性網絡的掌握，無論是文化生活圈、文化規劃、創意群聚，或是文化治理和文化經世，就只是抽象的概念、理想和政策修辭，難以轉化成為體現生活支持網絡的文化基礎設施(cultural infrastructure)或社會基礎設施(social infrastructure)。地方生活（文化）的支持性網絡，就是看似理所當然、宛如背景，但實際上支撐、串接、構築起吾人生活紋理、軌跡和節奏的那些物質性、社會性與象徵性的設施、裝置、關係及符號的複合體。社會如何運作、該往何處去的發展問題意識，以及文化策略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必須奠基於對既有生活支持網絡型態的深度掌握，才能循此探索與構思文化及社會基礎設施的重建。
這麼一個強健有力的視角，再次提醒我們文化與在地的關係，尤其是文化與日常生活以及政經網絡的交織，才是「文化研究」思考文化的關鍵起點。它也提醒我們文化研究與其他領域的對話與交錯。是以，我們特別邀請了臺大社會系的陳東升老師、交大人社系的莊雅仲老師，以及臺大人類系的呂欣怡老師，分別從空間研究、民族誌與都市研究的角度，針對此文撰寫回應，一方面擴大關於文化的方法學思考，另一方面也突出文化研究和不同學科交錯的介面。其中陳東升提出的空間與文化的組裝，莊雅仲指出的民主治理與空間商品化的協商，以及呂欣怡強調的都市本體論與環境的關係，都是重要的觀點，足以補充與延伸王文的討論。劉世鼎對王笛成都研究的介紹和評論，也可以視為都市研究這個論題的跨境延伸，讓我們看到都市公共空間與地方文化自主性在大陸城市展開的歷史與樣貌。
本期的兩篇論文也從另一個面向回應了文化研究二十年的發展，即文化理論在不同空間的落地轉譯。陳奕麟的文章從後殖民主義的認識論問題出發，質問為什麼社會學領域，特別是規範性理論的範疇，沒有發生「後殖民轉向」或是所謂的「去殖民運動」？如果後殖民主義提供了一種對於文化差異的敏感，足以作為反思現代性的基礎的話，為什麼如此反思的影響侷限在外文研究的空間裡，而較少在社會科學的場域中獲得迴響？後殖民主義中的底層研究這一思想支脈，又如何能夠超越自身的地域性（如南亞和拉美）成為某種普遍性的理論，突出差異作為治理的核心，挑戰已被普遍化與內在化的殖民性（即種族主義、民族國家、性別歧視等可以稱之為「文化基礎設施」的東西）？陳奕麟提出的挑戰無疑是嚴峻的，因為他所關切的不只是學院理論的問題（定義、範疇、規模），而是與現實相關的文化命題。對他來說，所謂後殖民並不是在討論他者的境況，而是對自我存在的深刻反思，因為文化權力的運作深入現代社會結構的肌理，因此對於各種治理性與社會支配的反省正是後殖民批評的敏銳之處，也是文化研究作為一種實踐性知識所必須面對的課題。
黃浩威的文章就面對了這個文化實踐的面向。他以新加坡戲劇團體戲劇盒的社區即興喜劇為例，思考這種以第三世界民眾劇場為根底的演出，在傳達其政治批判的同時，如何與新加坡的文藝方針和國家政策合謀，以維繫一個「文化的」空間，而東亞流行文化又如何透過大眾媒體的傳播與現場的搬演，成為戲劇盒劇團的批判資源。黃浩威尤其強調新加坡政府的威權性格與冷戰經驗，加上新自由主義的發展策略，有效地框定了文化展演的空間。新加坡後冷戰情境中的劇場實踐，必須面對的不只是政治審查，更是文藝政策的經濟理性與小資情趣。所謂的後殖民與後冷戰，在新加坡，於是被巧妙地疊合進了一種新帝國的想像裡，使得民眾的反抗，只能以社區劇場這種「隱喻」的形式出現，在語言的歧義、文化的搬演與誇張的諧仿中，進行干預，尋求破口與生機。從這兩篇文章中，我們不難看到，文化研究在臺灣二十年的發展，其實貫穿了不同的思想起點與地域關懷；文化研究是在這些交錯綜雜的文化關係與政治想像中，尋求知識的養分以及行動的力量。它的自我期待不是建立一座宏偉堅強的堡壘，而是不斷打開思想的通路與情感的連繫，四通八達、不拘一格，卻又處處留心、字字存情。
梁廷毓的實驗書寫〈亡魂顯影的思辨：論「靈異影像」與「觀落陰」的視線邊界〉是十分有趣又特殊的一篇文章，特別是作者近乎鉅細靡遺的觀視描寫，令讀者頗有親歷實境之感，寒毛直豎。它一方面與本期專題反思文化的思路有所連貫，另一方面又別出蹊徑，在靈異影像的這個議題中開展出相當新穎而重要的文化思考，亦即鬼魂的現形，究竟如何挑戰我們的視覺邏輯與歷史敘述。一旦將鬼魂的議題從歷史與創傷的語境中釋放，梁廷毓好奇與追問的是，鬼魂如何現身與被觀視的問題，強力地衝擊了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視覺機制與影像思考，使我們不能不以其驚駭為由將其遮蔽、或以創傷為名將之固置，但同時靈異影像的不斷現身和迫近，又使得我們不得不與之面對，在視線的邊界進行文化的思辨。他將「觀落陰」民俗與虛擬實境並置討論，不僅令人莞爾，更突出了視覺機制本身的虛實交錯的文化邏輯，值得文化研究重視與進一步追問。
文化研究走過二十個年頭，說長不長，說短不短，不論如何，總算是從新生學步出落為一個青年。這當然是一個集體學習與成長的過程，但曾經參與其中的我們，也都在其中留下了部分的青春，乃至成長的喜悅與幻滅。我們衷心期待文化研究能繼續成長，為批判事業永保活力與熱情，更希望莘莘學子可以在其中獲得啟發和滋養，薪火相傳，在這憂喜相伴的時代裡，不斷探索思想的邊界與行動的可能。
引用書目：Said, Edward W. 1985. Beginnings: Intention and Metho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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