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徵求有驚喜
〈緒論〉
蘇其康老師的比較文學論述主要處理的是中西文類、敘事結構的問題。〈《西遊記》韻文部份的修辭用法〉已顯示他對中西文學的嫻熟，既對西方文論與修辭學瞭然於胸，對中國文學也下過功夫。他舉當時鮮少學者涉及的《西遊記》韻文部份為例，指出從構造作品與呈現作品的面向來看，中西文學實有其共通之處（即所謂「共同詩學」）。而吳承恩高明的修辭用法，也提升了通俗小說的地位。這個比較文學「起手式」顯示了當時還是博士生的蘇老師已具深厚的中西文學學養。事實上，彼時正是他對中西比較文學理論點深入思索的階段，早在1977 年就在《中外文學》發表了〈中西比較文學上的幾點芻議〉一文為中西比較把脈。一九七○年代正是「比較文學的懇拓在臺灣」的年代，借用西方理論研究中國文學的「中國學派」方興未艾，葉維廉也在那個年代提出「東西文學的模子論」，頗引起一番討論。蘇老師在「芻議」中提出「二不一正」的看法，為中西比較指點迷津。二不就是不能以漢學代替比較文學、不應只是套用西洋理論，一正則是正視中西比較的正面課題：採類比加上綜合原則分析作品，以彰顯其構造、美學、文體、文類理論向度。
蘇老師回到亞洲，任教中山大學外文系之後，繼續探索中西比較的課題，其中的一項成果為〈中西比較文學的內省〉。「內省」，用今天的說法就是「反思」。蘇老師反思比較文學的名目、本質、與學科定位等問題，發人深省。論文發表的一九八○年代中葉，距離臺灣學界推動比較文學，也有十餘年了（我們的學科建制史迄今尚無「臺灣比較文學史」的編纂；我自己通常從1967 年張心滄教授由美來臺開設「諷刺文學」、演講比較文學那年算起），此文也算是一種檢討。檢討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彼時臺灣學界，尤其是外文學門，已走過新批評之後的新亞里士多德學派與神話原型批評，結構主義早已登陸、後結構主義、符號學、敘事學、女性主義、多聲複調論、讀者反應、接受美學、現象學、詮釋學、解構論、精神分析、新馬克思主義等歐美新潮已在文學界波濤洶湧。職是，蘇老師反思比較文學的推展，首先就談比較文學與文學理論的關係。蘇老師這幾篇比較文學論述中一再提及的魏力克、雷文、奧爾巴赫等人的名字早已為巴赫晉、費希、米勒、克麗絲蒂娃、詹明信、保羅・德曼、德希達、傅柯、拉岡等人所取代。因此，雖然蘇老師借夏志清的話，批評若干學者「過份熱衷西式的分析、迷信理論，不重視史實與藝術傳統對作品提撥作用」(1985:9)，自己也在他處指出「借用各家各派的理論之後，作品變成支離破碎的資料」(1986:46)乃國內批評的危機。他同時坦陳「目前的中西比較文學還是停留在做研究的階段，我們還沒有足夠的成果可以大規模地推動中西比較文學的教學工作。⋯⋯現階段的中西比較文學的教材是零星的、散漫的，甚至還沒有一個系統的輪廓」(1985:17)。〈中西比較文學的內省〉發表於1985 年，同年他也於《幼獅學誌》發表〈朝向中西比較文學的一些遠景〉，但是五年後，我考上臺灣大學外文系博士班時，「比較文學博士班」之名經已不存了，儘管張漢良老師的「比較文學方法論」還是博士班必修課。當然，在臺灣，後來有幾間學校先後設立比較文學博士班，但比較文學已盛況不再了。
蘇其康老師的博論分析唐人傳奇與中古英國傳奇的修辭技巧，當然是中西比較。返國後的這幾篇論述，或陸續發表的歐菲爾與〈白猿傳〉或唐詩與胡姬等比較研究論文，在在表示他對中西比較的關注與貢獻，但後來就漸漸遠離比較文學了，儘管他還經常出席比較文學年會。他在〈中西比較文學上的幾點芻議〉中提到：「如果要做一個成功的比較學者，該同時要做一個嚴謹的本國文學者，和精通所要處理的各種本國文學的語言」(1977-92-93)。這裏的「本國文學」即「國別文學」。傳統的比較文學家，如梵狄艮、基亞，多半會從國別文學、世界文學、（總體）文學、比較文學的分類談起。蘇老師早年多將national literature 譯為「本國文學」，後來也譯為「國家文學」。他所治的「本國文學」即英國文學，尤其是中古時期英國文學，在研究、教學領域，他就是一位嚴謹的中古文學學者(medievalist)，專注中古英國傳奇與喬叟。在時間的面向，立足中古，往後可溯及古典，往前可跨入文藝復興時期，故後來他在文藝復興時期文學的研究著力甚多，也與學界同好一起創立「臺灣西洋古典、中世紀暨文藝復興學會」。而在空間上，則跨過英倫海峽，涉足歐洲中古文學。他自己在《歐洲傳奇文學風貌》序文也提到，「為了瞭解英國的傳奇，我便研讀法國的傳奇」(2005:xii)，因為傳奇發軔於法蘭西，不從歐陸文學著手，難免見樹不見林。故蘇老師書中不只涉及中古英國、法國傳奇，還有德國傳奇。
不過，即使是中古英國傳奇，蘇老師的興趣也不是純粹在英國傳奇文本，他也將裏頭的「西亞人物」納入研究視野。這當然跟他的博論處理唐人傳奇與中古英國故事有關。中古英國傳奇其實不乏這類「他者」。這方面蘇老師不僅探索歐洲文學文本裏頭的中東人物(Middle Easterner)，也爬梳《太平廣記》裏頭的西域人物。早在
1990 年，他就著有《歐亞文學關係：中國與英國故事裏的中東人物》(Euro-Asian Literary Relations: Middle Easterners in Chinese andEnglish Tales) 了，中文相關研究成果則見諸他的《文學、宗教、性別和民族：中古時代的英國、中東、中國》（聯經，2005）一書。此外，他還編著了《西域史地釋名》來注釋馮承鈞的《西域地名》。
研究歐亞文學關係屬跨領域研究，文學之外，還涉及語言、歷史、地理、人類學、民族學、人種、文化、宗教、政治、藝術，幾乎一網打盡人文學科的所有領域。
蘇老師對「西亞人物」與「西域」感興趣，參閱馮著《西域地名》自是順理成章的事，然後進而為之注釋，以求更為完備，彰顯了他做學問的嚴謹精神。同樣的，他研究細讀中古英國傳奇，加上多年教學經驗，對歐洲傳奇彙編可以說瞭若指掌。經過這樣的教研歷程，於是讀而優則譯。換句話說，他多年的教研工作，可以說是「翻譯的準備」──因教研需要而下功夫研讀，譯起來事半功倍。蘇老師教英國中古傳奇，主要教本採用的是溫那佛(Eugène Vinaver)、編馬羅里著《亞瑟王之死》，他申請科技部2009 年的經典譯注翻譯計畫，也是採用溫那佛與菲德(P.J.C. Field) 合編的此書第三版，費時五年之久，加上導讀與譯注，對相關版本與文獻的闡述與亞瑟王圓桌武士典故的補註鉅細靡遺，全書厚達一千兩百多頁，中譯本於2016年底出版，從翻譯到出版，差不多已是八年抗戰的時間，堪稱豐功偉業。沒有蘇老師淵博的學識與驚人的毅力，這本書不可能面世。蘇老師既然涉足譯事，對翻譯自有一番心得。他受到奈達(Eugene Nida) 的「功能等值」(functional equivalence) 理論及企鵝古典經典翻譯系的啟發，得出「譯事求精、求準、求確」的通則，提出翻譯的五種做法：譯文與原文的構詞和語序相符、語意力求吻合、注意語詞情景功能等值、語調要精確、脈絡要補正（蘇其康2019）。他認為處理古典作品「精確」尤需下功夫。
三十三年前，我從臺北南下到國立中山大學報到，進入外文所上蘇老師的課時，中古英國文學在臺灣學界是冷門的領域，專家學者不多，感興趣學生少，更不要說中古文學作品的中文翻譯了。三十多年來，蘇老師個人在這領域勤行精進，無私地投入推動相關研究，也是臺灣古典、中世紀暨文藝復興學會成立的推手；如今儘管國內的中古英國文學研究陣容談不上浩大，但各校都有這方面的中生代學者坐鎮，學會也經常舉辦國際或國內的學術研討會；有此局面，蘇老師功不可沒。更何況蘇老師退而不休，仍繼續投入學術研究。《亞瑟王之死》出版迄今不過三年，今年年底他又申請了科技部的經典譯注計畫，準備花三到五年的時間，把喬叟的《坎特伯
里故事》譯出，為臺灣的中古英國文學翻譯文庫累積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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