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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徵求有驚喜
陳俊強
這本論文集共收錄了二十五篇論著，傳遞了二十五份祝福，慶賀我們敬愛的高明士老師八秩嵩壽。
高明士老師，一九四○年生於臺中清水，一九六八年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後，留校擔任助教。一九七三年遠赴日本東京大學深造，一九八三年取得文學博士學位。歷任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系主任、臺灣大學教育學程中心主任、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韓國漢城大學國史學科研究教授。二○○四年自臺灣大學歷史學系退休，轉任該系名譽教授。高師數十年來潛心學術，著作等身，論文共一百數十篇，專書十餘種，犖犖大者，有《戰後日本的中國史研究》（1982、1996）、《唐代東亞教育圈的形成》（1984）、《隋唐貢舉制度》（1999）、《東亞教育圈形成史論》（2003）、《中國教育史》（2004）、《中國中古的教育與學禮》（2005）、《中國中古政治的探索》（2006）、《東亞傳統教育與法文化》（2007）、《律令法與天下法》（2012）、《中國中古禮律綜論——法文化的定型》（2014）。此外，高師主編學術論著亦有二十餘種，主要有《中國史研究指南》（1989）、《唐律與國家社會研究》（1999）、《東亞文化圈的形成與發展》（2003）、《唐代身分法制研究——以唐律名例律為中心》（2003）、《東亞傳統家禮、教育與國法研究》（2005）、《中國法制史叢書》（2005-2012）、《唐律與國家秩序》（2013）、《中華法系與儒家思想》（2014）、《天聖令譯註》（2017）等。
高師學問博大精深，研究領域寬廣，約而言之，大略以教育與法制為主，旁及政治、社會、思想、文獻。論著不乏細緻考證之作，但卻是小處著手，大處著眼，從東亞視野宏觀統攝，故能小中見大，氣度恢宏。為何重視教育與法制兩大領域？高師以為傳統中華文化博大精深，基本要素在於禮、律，其具體呈現方式，若就學術領域而言，則為教育與法制。禮與律（或曰法），實乃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二者互為表裡，是控制政治社會秩序的基本原理。高師談禮，強調禮之儀、禮之制、禮之義。高師談法，直陳隋唐時期確立禮主刑輔、納禮入律令、違禮令則入律的立法原則，進而完成政治的法制化，以及法典的儒家化，並提出「情理平恕」是傳統法文化的核心價值，「天下平」作為至高理想境界，影響至明清法制發展，亦為東亞諸國奉為圭臬。
學界治教育史者多半為教育學者，高師為史學界少數治教育史且聞名遐邇的大家。中國傳統教育最主要的特質為何？高師認為是「儒學教育」、「養士教育」、「成聖教育」三者。官學是落實王朝教育理念之場域，從漢至唐教育最重要的發展，當為確立以孔子、顏淵為先聖、先師之地位、建立「廟學制」、教育獨立於太常寺之外等三事，均反映道統的具體化。其中尤以唐太宗詔令全國官學建置孔廟，確立「廟學制」一事最為重要，標誌教育園地由祭祀空間與教學空間兩者構成，以達天人合一之境，成為傳統「東亞教育圈」最具特色的指標。
古代中國與四鄰的關係，稱為「天下秩序」，其原則原理迥異於今天所謂「國際關係」。國際關係強調尊重彼此主權獨立，國與國之間宣稱平等對待。然而，中國傳統「天下秩序」運作的原則，高師指出就是「禮」，或逕稱為「天下法」。儒家的禮講究身分等級、差異，並不強調平等。因此，「天下秩序」秉持「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的原則，中國天子與萬邦君長永遠是君臣關係，是不對等的。然而，中國天子在與萬邦君長的結合原理中，緣飾以倫理宗法精神，所以中國天子不單是君，也是父；萬邦君長則是臣，也是子。君父／臣子乃是「天下秩序」運作最基本的圖式。
中國皇帝對於天下萬邦的要求簡單而言就是「朝貢」，而只有跟中國最親近的國家才受到「冊封」。中國對外臣君長冊封爵位，外臣君長的義務則是朝貢與從征。在統治原理方面，中國天子對內臣採取「個別人身支配」，對外臣則是「君長人身支配」。王者臨天下非以霸道，而是講求德化，德化包含王化及教化兩個層次，其目的是使各遂其性，各安其土。此外，既講倫理宗法，自然會分別親疏，四裔中最親近的地區是東亞的朝鮮半島、日本及越南，換句話說，這也是最有效實現「天下秩序」的地區。「天下秩序」是同心圓模式，而朝、日、越無異就是同心圓當中「外臣」部分的最內層。
東亞諸國千百年來關係千絲萬縷，晩清光緒初年於吉林省集安縣發現的「好太王碑」（或曰廣開土王碑），乃研究第四、五世紀朝鮮古代史、日本古代史以及同時代東亞諸國關係的重要史料，向為中、日、韓學者重視。高師在一九九八年赴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調查館藏「好太王碑」拓本，發現其中著錄僅餘第三面拓本的「傅館乙本」，其失落的第一、二、四等三面拓本其實皆存於傅館，這是學界過去都不清楚的地方。而「傅館乙本」當屬「好太王碑」眾多拓本中較早期的原石拓本，史料價值極高。此外，傅館後來發現的另兩個拓本，高師以為是屬於使用石灰填補技術以後的拓本。
歷史上東亞諸國雖有紛爭衝突，但早在公元七、八世紀的隋唐時代，東亞地區就形成了一個以中國為中心，包括朝鮮半島、日本及越南在內的歷史世界，這個以中國文化為主體的世界，可稱作「東亞世界」。高師繼承東京大學西嶋定生學說，指出「東亞世界」是以「中國文化圈」的形成為基礎，但在西嶋氏的文化圈成立四大共通要素——漢字、儒教、佛教、律令之外，補充「科技」一項，即具備濃厚陰陽五行色彩的天文學、曆學、陰陽學、算學、醫學等科學與技術，由官方特設機構傳授。此外，高師以為東亞文化圈能夠綿延千百年而不墜的根本力量，就是各國共通的公私教育事業。「儒學教育」、「養士教育」、「成聖教育」等特質固然為東亞地區吸收，但其前提必須先從認識漢字入手，所以東亞地區教育的特點，當再加上「漢字教育」一項。這些共通因素的存在，以及「廟學制」的建構，實為「東亞教育圈」的基本內涵，其形成時間與「中國文化圈」相當，是在七、八世紀的隋唐時代。
二○二○年，欣逢高師八秩華誕，弟子們都想隆重慶賀一番。但高師為人客氣，總是不想叼擾大家，而且老師是一個標準的學術人，大排筵席或名貴禮品等均非所好，以文賀壽乃最合宜的方式。因此，眾弟子門生就在二○一九年年初開始籌備這本論文集，由宋德熹、羅彤華、賴亮郡、陳俊强、桂齊遜、陳登武、劉馨珺擔任籌備委員，邀請老師的故舊、弟子、門生、後進等共襄盛舉。各人提交文章長短不一、主題各異，但都是表達對老師的敬意和祝福。歸納起來，論文集大致可分為法制、文獻、政治、社會、人物思想等領域，與高師之研究範疇多所契合。另外，再加上兩篇問學的文章：拜根興〈教誨、指導與鞭策——回顧我與高明士教授的交往〉、陳俊强〈師門雜憶〉，縷述受教於高師的點滴。附錄則是兩年前高師接受澎湃新聞的採訪，讀者可以略窺高師研究之一隅。
本論文集名為《中國歷史文化新論》，所謂新論，要而言之，乃指新課題、新材料、新視野等三者。
學界討論中國法制，多從儒家化角度出發，周東平〈佛教影響中國傳統法律論綱〉一文別走蹊徑，梳理佛教信仰與法律的關係，指出不論中國傳統法律的表現形式（如義疏體、問答體、法律語言），還是法律實質（如罪的觀念、刑罰的輕緩）都深受佛教的影響，其影響是多元面貌、多層次性，但亦是有限的。唐代士子為應吏部試需要練習書判，從而留下大量判文，但鮮少法制史學者深入研究。劉馨珺〈從唐代「擬判」論法律教育〉探究擬判所見的法律邏輯以及唐代士人與官僚的法律教育，可謂別開生面。皇帝離開宮廷御所，無論到何處，都有車馬、儀衛，但以儀衛為主題的研究非常少。羅彤華〈唐朝皇帝巡幸之儀衛―以大駕鹵簿為中心〉，乃從大駕鹵簿的儀衛部署方式，瞭解皇帝出行的陣仗與安全、供養問題。吐蕃為唐朝重大邊患，但吐蕃史一直是隋唐史研究中的冷僻領域。林冠群為吐蕃史研究翹楚，〈漢史籍中的吐蕃官稱二、三則〉一文發現唐朝對於經常接觸的吐蕃官員，甚至連其最起碼的銜稱都無法辨識清楚，遑論更深層的文化與思維，也就難怪唐朝深受其擾。
臺灣民俗信仰中的「家將團」，其臉譜、陣法、「手路」皆為不傳之秘，陣法的圖譜留傳下來或公開的很少，研究上有其難度。賴亮郡〈象徵重建傳統宇宙秩序觀的探討―以台灣當代家將團的八卦陣為例〉可謂少數考察八卦陣，並敘明其陣法在重建傳統宇宙秩序的內在邏輯文章。二十一世紀，氣候變遷、環境保護已成全球性議題，陳俊強〈唐代環境管理法律探析〉考察《唐律疏議》中保護環境資源與應對環境變遷的法律，藉此喚醒人們反省自身生活意涵及其價值，可謂臺灣唐史學界少見的議題。全球化的同時亦掀起反全球化的抗爭，黃俊傑〈朱子學的核心價值及其21世紀新意義〉，論證朱子學中「理一分殊」、「仁」與「公共」等三項核心價值，在本世紀「全球化」與「反全球化」潮流激盪的新時代中之新意義。不論朱子學研究抑或全球化議題，都饒富新義，具開創之功。
史學研究的推進端看史料的運用與考察的視角，本論文集在史料使用上有值得一談之處。誠如前述，唐代留下大量書判，《文苑英華》收錄超過一千則，但史學界鮮少利用。劉馨珺〈從唐代「擬判」論法律教育〉就是利用這些新的舊材料。北宋王溥所撰《唐會要》一百卷，是研究唐史不可或缺的基本史籍，但傳世版本脫誤頗多。劉安志〈《唐會要》清人補撰綜考〉，通過比較《唐會要》殿本、四庫本與十數種鈔本，發現清人對《唐會要》進行闕卷補撰、闕目補撰、增目補撰、闕文補撰、條文增補等方面。敦煌文書是二十世紀中國四大考古發現，超過五萬件的文書對中古史研究而言是一大寶藏。雷聞〈唐宋牓子的類型及其功能——從敦煌文書P.3449+P.3864《刺史書儀》說起〉、辻正博〈P.4745《永徽吏部式》小考〉都是利用法藏敦煌文書的作品。前者從《刺史書儀》中所記載的牓子格式出發，對其起源、類型、特點及其在唐宋政務運行中的功能展開討論；後者則考察《永徽吏部式》中隋朝官員用蔭授官的規定與貞觀年間政策變更的關係。
數十年來唐宋墓誌不斷出土，對於探討門閥、家族等課題大有裨益。宋德熹〈唐代代北胡族家族的婚宦與門風——獨孤氏、竇氏及長孫氏再探〉、劉燕儷〈從北宋的夫妻關係一瞥唐宋之變革〉、翁育瑄〈唐宋傳記書寫初探〉等文章，都是以大量墓誌為素材，考察代北門第、夫妻關係與傳記的書寫。除了中國的碑銘資料以外，嚴茹蕙〈日本古碑所見律令制初期的家族關係〉則是介紹日本七、八世紀山上、金井澤二古碑中女性在家族的地位。漢文文獻以外，林冠群更是利用了《敦煌古藏文卷子》、吐蕃碑銘以及後世《賢者喜宴》等藏文文獻。
部分文章雖非新題，但卻是以嶄新角度重新審視，仍是新意盎然。唐律、唐令研究堪稱汗牛充棟，但岡野誠〈唐令復原方法に関する一考察―唐獄官令第22条を中心として―〉乃以《獄官令》第二十二條為例，重新檢討仁井田陞的復原文字與復原方法。「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設範立制」，二者性質有別。趙晶〈唐代律令關係再探究〉以《唐律疏議》所引唐令檢視律令關係，認為律條本身就包含著獨立於令條的行為模式規定，而並非所有令條都需以律作為強制實施保障的義務性條款。學界談陸贄，主要集中在事功與政治思想，陳登武〈陸贄的國家治理與法律思想〉則是梳理陸贄在國家治理、德刑先後、原情據法等法律思想。同樣的，曹操、唐太宗、武則天的研究更是不在少數，但朱祖德〈論曹操「唯才是舉」及用人評價〉重新探討曹操的「唯才是舉」用人策略；桂齊遜〈貞觀君臣法律思想與法制建設試析〉為學界較全面討論貞觀朝法制改革的文章。古怡青〈製作女皇帝：武則天巡幸與祀典改革〉，指出武則天透過歷次親享明堂、南郊親祭與宗廟祭祀，逐步奠定皇帝地位。
通覽全書，最引人矚目的是比較視野，包含了方法視野、地域視野、時間視野。方法視野的，如陳惠馨〈從比較法學觀點分析《唐律疏議》〉，從比較法的觀點分析《唐律疏議》與《刑法典萊比錫註釋書》。黃源盛〈法學與史學之間——法史學的存在價值與研究方法〉是重新反思法史學的學科性質、當代存在價值、研究取向與方法。有地域視野的，如前述嚴茹蕙〈日本古碑所見律令制初期的家族關係〉，旨在凸顯日本律令制初期社會實際結構與唐朝律令規定扞格之處。更多的是時間視野，如前述雷聞透過書儀析論唐宋政務運行；劉燕儷比較唐宋之間夫妻關係的異同，觀察唐宋間歷史變革的性質；翁育瑄述論西晉至北宋墓誌書寫方式的流變，探究墓誌的性質與寫作的重心，藉以考察唐宋變遷的時代意義。李如鈞〈宋人對西漢名法官張釋之的評價〉，則細說漢宋之間張釋之的評價，尤其聚焦於宋人對其批評，藉此探討宋代法治思想的時代特色。
本論文集得以順利問世，首先要感謝元華文創慨允出版這本學術論著，當然更該感謝蔡佩玲總經理居間促成此事，並親自參與整稿工作。自邀稿至編輯過程中，事務繁雜，劉馨珺教授在百忙中不辭辛勞，耐心處理，謹致謝忱。最後，祝願高明士老師福壽綿長、日月同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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