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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徵求有驚喜
侶倫創作的轉折
侶倫，這位文壇前輩，我是來港後才認識的。認識他的時間，是在五五年我來港不久的時段。當時，是和早期詩人張弓一起喝茶，張弓見侶倫獨個兒走進茶廳，便站起來打招呼，知道他不是約了人，而是上來歇一歇腳，於是便邀他坐下，替我介紹，就這樣我們開始交往；也得知他在香港的文學途程上做過很多工作，留下許多成績。
侶倫在二十年代開始寫作，比我們這一代至少早了二十年。那一時期的「文學觀念」相當模糊，雖然當年的寫作人都抱持虔誠信念，但寫作的傾向彼此還在摸索。侶倫的道路，也是「邊走邊看」。踏入三十年代，寫作人從政治的認知底下，發現了蘇聯的文學模式可以作為依循。侶倫的目光就開始向北看，由於他是香港的「島上社」的骨幹人物（「島上社」是侶倫與謝晨光創辦），許多寫作人也跟在侶倫之後向北看。那一時期侶倫的作品如短篇小說〈伏爾加船夫曲〉，便與他早期《伴侶》的作品如〈試〉和〈殿薇〉，有顯著不同，《伴侶》時期作品欠缺方向感，「島上社」時期，就漸次形成了一種觀念的指向。
三十年代，國內的作家南下，各自挾持了信念和政見進入香港，侶倫是被「團結」的對象。那一時期，他順應著形勢去寫底層人物的痛苦，這僅是一種跟從大隊向前走，而他的寫作心願，亦已在這一階段漸漸的凝聚出自己的形格出來。這種想法，是我跟他交往的時期中他所流露出來的意態。
那一階段他在南洋影片公司編寫了劇本《大俠一枝梅》、《強盜孝子》、《弦斷曲終》、《蓬門碧玉》等，多少曾受到一些批判，這些批判，令他的態度因批判而構成壓力，隨後編寫的《大地女兒》和《民族罪人》，顯示了他在順應形勢上，表現了出來。他寫成的小說如《殘渣》、《窮巷》，正是這一時期的作品。
我和侶倫的交往，大家都不對那些「潮流」、「傾向」作任何批判，但彼此都坦誠道出作品應具備藝術性與社會性的結合，言下之意，已經對那些聽從政治風向而支配作品，作了懇切的批評。我們的交往，也默默地因此一意緒的相近而彼此站到同一平行線上。
侶倫由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寫作生涯，所走過的路子是怎樣，可以看他作品的出版機構的不斷改變，窺見他寫作道路的轉折，也顯示了他所走過的道路並不怎麼穩定。我們從他歷來印行的作品，可以體會得到一些蛛絲馬跡，由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初期的作品：《紅茶》（散文集），出版者是島上社，《黑麗拉》（小說），出版者是中國圖書公司、《無盡的愛》（小說），出版者是虹運出版社、《無名草》（散文集），出版者虹運出版社、《彩夢》（小說），出版者太平洋圖書公司、《伉儷》（小說），出版者萬國書社、《侶倫隨筆》（散文），出版社太平洋圖書公司。
看這一系列作品的出版者，用最客觀的態度去理解，都不屬於「有所為而為」的出版機構，因而可以相信，侶倫寫作的過程中所遇到的「壓力」，並不為當時所主宰形勢的主流所納入，這就可從他順應潮流所寫的《殘渣》、《窮巷》，並未獲得出版機構接受，說明了這一現象。
五十年代初，在香港創辦《天底下》周刊的孟君，經常遊說我參與她的刊物工作，以減輕她的工作壓力。我那時在港島擔任一間中學的國文教師，工作把我牢牢的困住，我所能做的，是不定期抽點時間去幫助一下。一天，她約了出版她的小說的出版社老板黃才喝茶，也找了我在一起。談話間，黃才問我說：知道你寫了很多小說，可不可以交我出版？經過他這一問，得知他與星馬有聯繫，出版的小說，大量銷往南洋各地，由於那邊可以接納大量出版品，黃才便有意尋求更多作品。孟君那時產量雖多完全是因為有較多出版的舊作，印完了一批，新作便接不上需求。我手邊雖有許多作品，可是因為是短篇和中篇，按當時的情況，讀者最渴望的是長篇小說，黃才索稿，我是不大願意先給他短篇。我告訴他，我有兩個長篇小說正在連載中，連載完畢，可以交給你出版，其他短、中篇手邊有的是，只打算安排在長篇出版之後才給你。黃才認為這想法很對，他隨即問我，有沒有其他朋友有現成作品可以介紹給他。我本擬回答，但看到孟君的臉色有點異常，我立即明白她是不願意有別人的作品出現來影響她的市場。於是我對黃才說：讓我想一想看有沒有適合的才和你聯絡。黃才也醒悟此時不宜再談介紹作品的事。
結束了和黃才的敍會，過了兩天，黃才單獨約了我到外邊喝茶，我便提出向他推薦侶倫。黃才一聽到侶倫高興到跳起來。他說：呵，《黑麗拉》，人人都稱讚，他迫不及待，要我立即找侶倫。結果是在第三天後約了侶倫來和他見面。當時侶倫直接和黃才談好了稿費和版稅的方式，一如孟君的計算法；隨後，侶倫提了兩個附加條件，是：要出版另一位筆名雲林的女作家作品，同時還要印行侶倫自己寫的一小冊專談男女戀愛的雜文，指定以四十開本小方塊印製。黃才為了取得侶倫作品的出版權，所有要求，完全答應，也不對他的作品作任何的選擇。就這樣，侶倫的作品便由他自己作出有系統的安排，先後出版了《暗算》（小說）、《窮巷》（小說）、《殘渣》（小說）、《佳期》（小說）、《舊恨》（小說）、《寒士之秋》（小說）和一系列散文《落花》、《紫色的感情》等作品。這些作品，都屬「星榮出版社」所出版，從三十年代不穩定的轉折，到這一階段，侶倫作品因有穩定出版文藝傾向的機構及穩定銷場，開始了當時「主宰潮流」的「有所為而為」的群體的重視，特別指出《殘渣》、《窮巷》這些作品的「思想傾向」作為揄揚的重點，從而讓人們看到了侶倫作品從轉轉折折中穩定下來。此後，侶倫的作品即如《錯誤的傳奇》、《都市風塵》、《戀曲二重奏》、《不再來的春天》、《愛名譽的女人》、《阿美的奇遇》等作品，並不屬於《窮巷》、《殘渣》那一形格，也都為一些出版社所接受。仔細的推究起來，黃才的「星榮」，是為他奠下了良好的基礎，才有日後的「宏揚」。
侶倫一直是居住於九龍城的，那些日子，我偶然到九龍城走動，總會遇到他在區內的街上踽踽獨行。碰上了他，少不得相與進入小茶室去喝一杯奶茶。
侶倫也喜歡獨自去看電影，所看的全是歐美舊片或少人喜歡看的影片。當年，尖沙咀漢口道有一間景星戲院，專門放映歐美帶有藝術性的電影，票價不貴，我是景星的常客，每有新換片子，第一天的二時半場，一定會遇上他。這情況已成了慣例，到散場時，我照例是緩緩落在人後而離場，侶倫卻早已在場外等候著，大家二話不說，相與走進附近的咖啡店去喝茶，談一談劇情和觀感⋯⋯
日子一多，居然發現了葉靈鳳也是景星戲院的常客，但他並不限於換片的第一天，所以不常碰到。有了一次的偶遇之後，葉靈鳳也改變了「不定期」出現而「定期」在換片的第一天出現。從此，附近的咖啡館也多了一個客人，添了一杯咖啡的生意。
像這樣「不約而約」的「約會」，維持到我離開香港赴日本，才不再敍會。但相信侶倫和葉靈鳳，仍然維持這一「不約而約」的「約會」吧？葉靈鳳是七五年去世，侶倫是八八年去世，兩人都有很多有價值的作品留存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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