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4月春，日本列島繁櫻盛開。蔚藍天空下綻放淡粉紅色的櫻花，實在是美不勝收。我將眼前這幅光景視為理所當然地度過年少時期。不過今年我已經89歲，開始覺得一年一次的景色嬌美可愛。
這幅美景，我還能再欣賞幾年呢？
以往我從未想過這種事，只是每日過著忙碌不休的日子，活到現在，我誠摯地對今年還能有幸欣賞到櫻花感激不已。
在這89年間，一路上歷經了風風雨雨。我與形形色色的人相逢、也面對了許多生離死別。就親人而言，我已經送走了祖父母、父母、72歲撒手人寰的妻子，以及幾年前過世的女兒……。親戚、恩師、朋友、工作夥伴，要數還真是多到數不清。
況且因為我從事法醫這份工作的關係，送走了多達2萬具的遺體。當中有1萬5千人要驗屍，5千人要調查死因而執行了解剖。
我進入東京都監察醫務院，並且開始從事法醫的工作是在昭和34年（1959年）31歲的時候。現在以犯罪為主題的電視劇中使用「法醫」一詞，已經成了家喻戶曉的用詞，但是在當時的日本，還是一個無人知曉的職業。
當我一說：「我是醫生」，就會被問及：「您是哪科醫生呢？」
每當我回答：「法醫學」的時候，對方就會回以詫異的表情回問我：「是看方位的醫生嗎？」
聽起來雖然像是玩笑話，但在那個時候真的是這種感覺。
在我回答「我是法醫」之後，對方就越來越糊塗了。
我開始進一步說明後，對方就會突然開始產生興趣，認為這是一份很棒的工作。
對方再次問我：「那麼法醫是警察的醫生嗎？」
「不，我是東京都的地方公務員」。一旦我如此回答，對方又開始糊塗了。
法醫，並非是替活人看病，而是診斷死者的醫生。相信大家應該對此感到不可思議吧。然而如果沒有像我這樣的人存在，國家的「法規」就不會被遵守。
大家應該都聽過壽命這個詞。人的壽命走到終點時，就會失去性命。正如同這番話，壽終正寢應該是最幸福的一件事。然而，也有可能因為生病或意外等因素而死亡。在這些死亡當中，如果有被認為死因是可疑的，就是像我這樣的法醫上陣的時候了。其中，也有許多被捲入犯罪的遺體。
法醫的工作，是在遺體被搬運過來後，首先要驗屍找出死因。倘若發現有可疑之處，就會解剖挖出真相。如果是因犯罪行為被害而死亡，我們的「人權」將受到保護，以保「法令」的秩序正確無誤。換句話說，如果是被殺的情況，就會有犯人， 為了將犯人繩之以法，法醫會提供警方醫學上的協助。
在日本，法醫需要擁有醫師的執照。學習醫學的學生們一旦考上國考，就會開始思索自己未來要走的是內科、外科、小兒科、耳鼻喉科、還是婦產科……的道路。在陷入一陣迷惘之後，我決定要成為一名法醫。理由將於稍後細述，我是受到居住在北海道的無醫村，醫治病患的父親深遠的影響。
我父親是一個不向貧困患者收取醫療費用的人。時常把「醫生不是生意人」這句話掛在嘴邊。
即便是在半夜，只要有病患敲玄關的門，我父親就會替他開門，甚至還去病患的家出診。以前日本著名導演黑澤明拍攝了一部叫做「紅鬍子」的電影。這是一個免費幫助貧苦境遇人們的醫生的故事，我父親就如同這名紅鬍子醫生。
在我當上法醫沒多久，正在解剖的同時，突然有一瞬間感覺好像正在與死者交談的念頭。因為我感受到那名死者正在傳達他的遺憾。
「請你明白，我不是意外死亡的」。我感覺到他好像如此告訴我。基於這股念頭，我努力不懈地想為死者討回公道。死者雖然不會說話，但是屍體會事實勝於雄辯。
每一個死亡，都會留下尚未說完的話，都曾有過一個重要的人生。
我在監察醫務院工作了約30年，在60歲時退休，已不再執刀。就在那時候，我撰寫了一本書《聽聽屍體怎麼說》（1989年出版)，拜許多人閱讀這本書所賜， 使法醫成為眾所周知的存在，其後也收到來自日本全國的律師和刑警再次鑑定的邀請，成為與事件有關被請教的立場。視情況需要，我也會出庭作證。就連在電視上針對事件發表評論的機會也增加了。
原本我想悠閒度過餘生，卻沒料到現在即將90歲的自己變得更為忙碌了。從60歲開始開啟了第二個人生，我現在還像30歲一樣生龍活虎。一旦持續面對死亡，自然而然就會開始思索活著的意義。人究竟是為了什麼而生，又該如何活下去才好？如果我一路走來的經歷，能對10幾歲的你們有些幫助，我將感到很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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