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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從殖民地台灣到亂都北京（一九○二年七月─一九二五年九月）
宋斐如，本名宋文瑞，祖籍福建同安，日據初期的一九○二年（光緒廿八年，民前九年）八月十一日（農曆七月初八）申時，誕生於台南廳文賢里大甲庄二五二番地（今台南縣仁德鄉）農家。是父親宋源與母親張氏朱的六男。
在日本殖民統治下，殖民地的孩子宋文瑞從小便喝著家鄉的清泉，呼吸著充滿稻香的空氣，並且在農閒時聆聽著父老傳述乙未以來先輩們的英勇抗日事蹟，也聆聽了農人們哀訴著生活的悲慘際遇，從而有了強烈的民族意識與關懷工農的社會意識。
一、不願做日帝臣民的殖民地孩子
一九一五年八月，宋斐如家鄉附近的噍吧哖（後來改名為玉井）爆發了以余清芳、江定為首的抗日事件，日軍出動山砲鎮壓，屠殺庄民無數，並且拘捕了一千多人。至此，台灣漢族民眾反抗日本占領的武裝行動告一段落。通過武力鎮壓，日本帝國在台灣漢人社會的殖民統治基本上鞏固了，經濟剝削的目的也得以逐步展開。
事實上，宋斐如的青少年時期，也就是台灣人民在日帝鐵蹄下苦度的艱難歲月。一九三五年元旦，他在《東方雜誌》第卅二卷第一號發表的〈生活大轉變期的片段回憶〉記下了殖民地孩子沉痛的遭遇：
無情的社會關係在我少年的天真的學習時期就為我刻下一個「民族界限」的烙印，這裡我所表現的當然是被壓迫的民族的一分子，並且表現在一切的方面。我們在操場上，教室內，乃至公共娛樂場中，常聽到一句最刺耳的罵語： Chiankoro——清國奴。「清國奴」的學業成績，雖占第一名，仍不得當正班長，頂好也不過給一個沒有許可權的副班長。尤其是在被壓迫的民族的一分子和他們的大國民打架的時候，這種民族界限更加表現得顯明，無論我們怎樣有理，結果還是被派個不是。我們的打架鬧到學校當局那裡去評論的時候，常得到的判詞，就是：「清國奴」總喜歡搗鬧打架。在那天真的無猜的學園中，照例，階級的差別也同樣分得很顯明。照普通的習慣法，高級生是大哥，而低級生是小弟弟：大哥可以在各方面管束小弟弟，尤其是班長更有這種權柄。但是被壓迫民族一分子的我們就沒有這種特權。有一次我因為干涉一個低級生的不規則舉動，終於打起架來，鬧到學校當局那裡。結果，學校所下的判詞是：日本人是大國民，所以無論是怎樣的低級生，還算是大哥；支那人是低等民族，所以不管是高級生或班長，依然是小弟弟，小弟弟只有聽從大哥的命令，不能管束大哥。
民族的界線在天真的純潔的學園中尚且表現得如此顯明，其他的方面更不用說了。這種情形給與幼稚的純潔的腦筋以多大的刺激和痛苦！
一九一九年一月四日，台灣總督府公布台灣教育令，確立對台灣人的教育方針及學制。除了醫學校和國語學校（即師範學校）之外，殖民地台灣的青少年在公學校畢業後，可以就讀的學校就是一九一七年設立的私立台灣商工學校（今台北開南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這所學校是日本東洋協會台灣支部為了「向南洋發展」而在台灣總督府協助下創立的官民合辦的「實業學校」，日本學生和台灣學生兼收。第一屆招收商科和工科各四十名學生。第二屆商科招八十名，工科仍招四十名。
宋斐如北上報考了私立台灣商工學校商科並被錄取，成為該校第二屆學生。一九二二年三月畢業。這時，少年以來民族歧視積累的「不平的苦痛的情緒」所培養的「景慕祖國」的情懷，終於讓他「毅然離開」那教育他已逾十多年的社會而「回到祖國」。
二十五年後的一九四七年二月八日，宋斐如在對台灣三民主義青年團幹部訓練班學員演講〈台灣心理建設問題〉時特別提到，因為日本帝國主義對台灣的殖民統治「都是採用離間民族的毒辣政策，就是把台灣一切和祖國隔離開來，不但地方隔絕了，就是對人民思想、文化，和祖國都斷絕了關係。所以在日人的教科書中，中國地理只講到很簡單的一小部分，而且還加上許多曲解蓄意挑撥離間，比如對中國稱『支那』，這就是含有蔑視的意思。又叫中國為『大陸』，『大陸』兩字的意思，明明是說中國不是一個『國家』，乃是一個區域，無意中否認了中國有國家的存在。還有，日本人平日提到中國問題，總是說中國遍地土匪，人民多抽鴉片、賭錢等等不好聽的話。……所以一般人民都受了欺騙，以致對中國印象不好。我在過去沒有到過內地時，也有同樣的感覺，後來到了北平，見到北平是個多麼美麗的都城，從此才知道日人所講的不是事實，而是欺騙我們的。」
這樣，即使在軍閥統治的北京，自稱是福建同安人的宋斐如，也終於不必再當日本殖民帝國的屬民了。
二、考入北大預科乙組
一九二二年，剛剛經歷過「五四運動」洗禮的北平，雖然是「美麗的都城」，卻還處於政治混亂的歷史階段。
四月廿八日至五月五日，直奉戰爭爆發，奉軍失敗，張作霖被迫退回關外，直系軍閥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權，吳佩孚成為北洋軍閥的首要人物。
五月十四日，吳佩孚通電徵求恢復舊國會意見。長江上游總司令孫傳芳首先贊成，請黎元洪復職。同日，前身為京師大學堂的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與胡適等人在《努力周報》第二期發表宣言：〈我們的政治主張〉，希望「好人」過問政治，實現一個「好人政府」。八天後，蔡元培又列名梁啟超等人的通電，贊成恢復舊國會；孫傳芳電請徐世昌、孫中山一同引退。六月初，徐世昌離開北京，蔡元培及北京學界勸孫中山下野。六月十一日，黎元洪重任總統。九月，主張「好人過問政治」的王寵惠正式組閣，人稱「好人內閣」。
就在所謂「好人政府」期間，早年留學日本，辛亥革命後加入國民黨，曾任眾議員、參議員的湖南湘潭人彭允彝（一八七八—一九四三），在湖南謀官未得，希望黎元洪替他在內閣謀得一席，於是勾結眾議院議長、副議長，誣陷王寵惠與財政總長羅文幹貪汙受賄，致使王寵惠內閣倒台。十一月，黎元洪為了爭取湖南
的支持，以便拉攏西南，加強自己的地位，任命由湖南軍閥趙恆惕保薦的彭允彝為教育總長。
北洋政府教育部隨即公布新學制，基本上模仿美國「六三三制」，規定：小學六年，中學分為初級三年、高級三年共六年，大學四至六年。
一九二三年一月，北大學生上書黎元洪，指出「彭允彝乃一鄙卑政客，早已見惡於國人，他既無教育知識，又缺辦學經驗，當此教育革新之期，豈能勝此重任」。北京國立八校廣大師生從此展開了「驅彭運動」。一月十七日，北大校長蔡元培「目擊時艱，痛心於政治清明之無望，不忍為同流合汙之苟安；尤不忍於此種教育當局之下，支持教育殘局，以招國人與天良之譴責」，憤而辭職。北大及北京學界又掀起了大規模的「挽蔡運動」。這樣就自然形成為「驅彭挽蔡運動」。
一月十九日和一月廿四日北京學生兩次請願失敗後，中共北京區執行委員會在李大釗領導下，按照該黨二大（一九二二年七月）制定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將北京學潮的鬥爭引向根本推翻軍閥統治的高度。三月十五日，在上海召開的第四次全國學生代表大會恢復了全國學生聯合會總會，明確提出反帝反封建的學生運動新方針，至五月份，學潮便向建立和發展組織方面轉化。
就在學生打破五四以來的沉寂，愛國運動重新高漲的一九二三年七月，宋斐如通過嚴格的考試，考入北大預科乙組。與他一同考入北大預科乙組的台灣學生，還有出身彰化鹿港傳統文人家庭，從小在家跟拒用日語的秀才父親洪棄生（一八六六—一九二九）學漢文的洪炎秋（一八九九—一九八○）。洪炎秋晚年回憶說：「在此以前，北大雖有十來個台灣學生，不過都是以僑生身分入學的，到這一年，才有四個台灣學生正式投考，到了考試時，有兩位因為準備不充分，沒有參加，只有我和宋文瑞（斐如，光復時任教育處副處長）君有始有終，入場考完，在這一場數千投考者要爭取兩百個名額的劇烈競爭考試中，我和宋君居然雙雙考上。」他又說，「當時北大本科分為文、理、法三科，預科則分為甲、乙兩組，甲組升入理科，乙組則任由選擇，升入文、法兩科，不過只要得到學校的許可，這個界線是可以打破的。」
北大的修業期限為預科兩年，本科四年。在蔡元培校長的安排下，預科的講師都是北大教授的精華，例如：哲學系主任陳百年教「哲學概論」，中文系主任馬幼漁教「國故概要」；公民課分政治、法律與經濟三部分，分別由政治系主任周鯁生、法律系主任王世杰和經濟系主任馬寅初授課。另外，預科兩年之間必須接受學生軍的訓練。學生軍一律穿中山服，分學科與術科兩種，學科由蔣百里與黃膺白兩位先生分別擔任講演；術科由白鵬飛擔任教官，每周一、三、五操練三次，每次一個半小時，早晨六時至七時半。
宋斐如在北大預科期間，因病休學了一年，一九二六年才進入本科法學院經濟系就讀。他在「北京大學預科修了時，對於將要升入的系別就費了相當的思量，也曾請教過師長和朋友。最初想入經濟系，但緣臭錢味太重，整天以數目字為對手，以打算盤為工作，未免無聊。繼想入哲學系，又以哲學雖為各種科學（包括自然科學和天文科學）的結論，但又嫌太過空洞，抽象不切實際，許多哲學家往往因為解決人生和宇宙的一個問題，花費一生還得不到結論，悲觀自殺的人也不少。法律系呢，太古板；政治系呢，根本就沒有獨特的課程。最後選學經濟系，以為它比較實際而有內容。」
北大本科法學院設在北河沿，包括政治系、法律系與經濟系；文學院設在沙灘，包括哲學系、中國文學系、外國文學系、歷史系與教育系；理學院在馬神廟，設有數學系、物理學系、化學系與地質學系。
一九二五年，魯迅應北大學生會之邀，為北大二十七周年寫了一篇題為〈我觀北大〉的紀念文章提到，「據近七、八年的事實看來」，北大的校格有兩個特色：「第一，北大是常為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要使中國向著好的，往上的道路走……第二，北大是常與黑暗勢力抗戰的，即使只有自己。」因此，他認為，「北大究竟還是活的，而且還在生長的。凡活的而且在生長者，總有著希望的前途。」
宋斐如也認為，北大之所以「在世界上很有聲名」的原因，「就是因為當時校長蔡元培先生，廣大包容，提倡學術自由研究的風氣，聘請世界各國學者教授來講學，不論何種思想，不論什麼黨派，共產主義者也好，社會主義者也好，無政府主義者也好，國家主義者也好，只要對學術界有貢獻的，都聘來擔任教授，如蘇聯盲詩人愛羅先珂，美國教育家杜威、羅素，都是當時北大的名教授，因此北大造就了許多人才。」
在北大經濟系就讀期間，宋斐如曾經跟隨進步教授陳豹隱，學習了日本進步教授河上肇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因此，他「最後決定的經濟學對象，卻與最初決定者不同，而是包括政治、社會，及法律等部門的廣義經濟學，即所謂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
陳豹隱（一八八六—一九六○）是《資本論》第一個中文版譯者，原名陳啟修，出生於四川省中江縣，一九○五年留學日本，先後就讀東京一高預科、東京一高、東京帝大法律系政治科，一九一五年在東京帝大結識李大釗，共同參加反對袁世凱接受日本「二十一條」的鬥爭，一九一七年被聘為北京大學教授，擔任政治門研究所（後改為政治學系）主任，講授憲法、統計學、財政學、現代政治等課程，並擔任政治課演習課指導教師。一九一九年支持學生五四愛國運動，並在《新青年》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上發表〈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與貞操問題〉。一九二二年被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聘為《資本論》研究組導師。一九二三年領導「驅彭挽蔡」運動，十月到莫斯科東方大學進修，十一月由蔣介石、沈玄廬介紹加入中國國民黨。一九二四年三月先後到德國、法國、荷蘭、比利時等國考察並在德國結識朱德，十二月回到莫斯科繼續在東方大學學習並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二五年八月回到北京，仍任北京大學教授，先後為政治學系開設現代政治、統計學、新俄法制及政治等課程，擔任政治演習課指導教師，並為經濟學系開設經濟政策課。
河上肇（一八七九—一九四六）最初研究資產階級經濟學，後來才逐漸轉向馬克思主義。一九○七年到京都帝大講授經濟學和經濟學史。一九一七年出版《貧乏物語》，包括上篇：〈有大多數人是貧窮的〉、中篇：〈何以大多數人是貧窮的？〉及下篇：〈如何根治貧窮？〉，對資本主義社會貧富兩極分化的現象，作了具體深刻的揭露，並試圖從分配上探求其產生的原因，同時企圖用抑富濟貧的方法來作為解決的途徑。經過俄國十月革命和日本一九一八年「米騷動」的影響才逐步認識到：社會分裂為利害相反的兩大階級，不能從抑富濟貧入手來根治貧窮，而要尋求從根本上治療貧窮的道路；同時提出不僅要有議論社會問題的自由，而且要有從事實際運動的自由。一九二八年告別京都帝大，結束長達二十一年的「京都時代」，投入「無產者運動」（無產階級運動）的實踐，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馬克思主義戰士。
顯然，宋斐如也像許多同時代的進步知識分子一般，不可免地受到河上肇的啟蒙與影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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