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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太大屠殺〉
文／陳冠瑋
教學提示：
1. 納粹如何對待尤太人？尤太大屠殺是如何發生的？
2. 導演巴林特的阿嬤莉薇雅是尤太大屠殺的倖存者，她如何看待這段經驗？三位年輕人經歷了與阿嬤的對話後，又如何看待這段過往？
《借問阿嬤》裡，曾崇拜納粹的德國阿嬤古德倫在對談中向匈牙利來的莉薇雅表達了她對尤太大屠殺的遺憾，迎來一陣不自在的靜默。尤太大屠殺（德語：Holocaust）是二戰歷史中無法抹滅的黑暗章節，多數統計認為約有六百萬名歐洲尤太人與其他少數群體遭到殺害。戰後至今，倖存者、受難者遺屬、加害者、政府、乃至於整個社會如何看待這段過往，始終仍是難解的課題。電影中，年邁的莉薇雅除了身體的病痛，提起這段過往時所展露的痛苦神情，其凝重與深沈的情緒感染了螢幕內外。
‧從反尤、集中營到「最終解決方案」
在納粹思想中，血統不純的尤太人應該被隔絕於雅利安人之外，雖然主要針對尤太人，但如羅姆人（舊稱吉普賽人）等族群、同志族群、身心障礙者、以及其他被認為「墮落」的異議份子，包括共產主義、自由主義、耶和華見證人的支持者等，也在納粹排斥與打壓的範圍。（參考：〈納粹／納粹主義〉）
納粹取得整權後，其種族主義、反尤主義透過一連串的修法化為具體的措施。為了打造德國優秀、純淨的血統與榮譽，希特勒的政權以優生學或偽科學為背景支撐了多項法案通過，有系統地將尤太人等族群「趕盡殺絕」。一開始，反尤勢力對尤太人的商店進行抵制，接著，法律限制了尤太人擔任公職、醫生、律師、務農等可能，報業、大學亦驅逐尤太人士，包括愛因斯坦在內的許多尤太科學家及學者，被迫逃離家鄉。1930年代，尤太人可說是在經濟、社會、文化層面都受到全面打壓，更進一步，納粹開始實施絕育措施，禁止雅利安人與尤太人發生性行為，並剝奪德國尤太人的國籍，甚至開始將尤太人集中至隔離區或集中營、限制自由、乃至於生命剝奪。反尤主義至此已經被納粹實現為滅尤主義。
在種種壓迫與衝突下，1938年11月，一名尤太青年暗殺了德國外交官，引發了「水晶之夜」。當時，許多尤太人遭受暴力襲擊、財產也遭受掠奪，也有許多尤太人因此被押入集中營。其中大量的尤太店舖被砸，因而產生許多碎玻璃而稱水晶之夜。儘管水晶之夜發生在希特勒開始實施「最終解決方案」的三年前，但其暴行幾乎標誌了大屠殺的開始。
被押入集中營的理由很多，戰俘、種族、異議份子等都有可能。在《黑土：大屠殺為何發生？生態恐慌、國家毀滅的歷史警訊》一書中，作者史耐德提醒我們，受害者並非只有德國尤太人，納粹德國為了追求「生存空間」向東擴張的佔領區（如匈牙利）中，更有大量的尤太人遭受迫害及屠殺，受害的尤太人包括多達二十種以上的國籍，使用不同語言，團結抗暴有相當的難度。而本片中莉薇雅阿嬤即是匈牙利的尤太人，她身為前共產黨員，遭納粹拘捕。阿嬤談及她被押往達豪集中營的路上曾逃跑的經驗，時隔多年仍能具體描述逃亡的路線與經過。（參考：〈匈牙利共產黨〉）
集中營（Konzentrationslager）指的是納粹這系列措施中，用以集中關押的設施，納粹德國在佔領區內興建、徵用了萬座以上的集中營設施。（參考：〈集中營〉）莉薇雅被關押的「達豪集中營」，位於慕尼黑郊區，該處曾關押近二十萬人，死亡約三萬人。而最大、最主要的集中營之一「奧許維茲－布克瑙集中營」則是位於現今波蘭的前納粹德國佔領區，估計死亡人數達一百一十萬人。1942年在柏林近郊的萬湖會議，包括希特勒在內的納粹高級首領們確立了有關「尤太人問題最終解決方案」的方針，亦即大規模對尤太人進行屠殺，使其滅絕。
‧滅頂與生還：尤太大屠殺
在《借問阿嬤》拍攝前，儘管多年無法開口提起，莉薇雅阿嬤仍然會夢見多年前集中營相關的情境，並且驚醒。阿嬤是「最終解決方案」尤太大屠殺的倖存者，截至1945年間，據估計約有六百萬名歐洲尤太人慘遭殺害，總受害人數在廣義計算下高達一千七百萬人，包括大量的婦女、兒童及嬰幼兒。
納粹德國使用系統性、全面性的手段進行種族滅絕，將尤太人徹底排除。集中營內的生存條件惡劣，瀰漫飢餓與強制勞動造成的過勞，如果沒有導致死亡，那麼仍有「最終解決方案」在等待他們——這些被納粹認定為「不值得生存的生命」。當時德國全國上下有各式各樣的機關單位參與了這樣的過程，除了納粹政治官員，交通、銀行、會計、郵政等，社會上各種「齒輪」都配合著種族滅絕的大型計畫。阿嬤們的回憶中提及了屍體被處理的方式，而當時除了槍決，也有許多受難者被一批批地送進毒氣室，也有許多人在火車運送或長途跋涉的過程中不堪虐待而死亡。
1944年起，蘇聯及英美盟軍陸續解放幾個集中營，但大部分的囚禁者已遭殺害，從當時士兵的口述中可知，光是見證堆疊的屍體就已令人無法承受，何況是實際被囚禁、見證屠殺的經驗。
尤太大屠殺帶來了無盡的傷痛以及艱鉅的歷史課題。1945年德國戰敗後，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展開審判，除了已自殺的希特勒及其他幾位納粹政戰核心，數名前納粹德國官員被同盟國的法官判決犯下戰爭罪與反人類罪等——儘管紐倫堡大審受到了「戰勝者的勝利」之質疑：有批評指出，當時的法官都來自戰勝國，由戰爭勝利的一方定調戰敗者的罪行並不公允。但紐倫堡大審作為處理納粹罪行的重要審判，對國際司法體系確實產生了重大影響，如「反人類罪」便是用以控訴「基於政治、種族或宗教理由對任何平民的謀殺、滅絕、奴役等迫害」的罪行，這在沙茲的《人權的條件》一書有詳細描述。
除了審判，戰後，1952年，西德與以色列簽訂《盧森堡條約》約定了高額的賠償；而至今包括梅克爾在內的各任總理，都對大屠殺的歷史表達沈痛的道歉、德國的學校教育強調二戰歷史的認識、現今的德國也從官方與民間推動記憶文化，德國遍佈了相關的各博物館、檔案館、記憶區等；法律上，德國憲法法院更表示，「否認尤太大屠殺」這個行為不屬於憲法言論自由的保障範圍。聯合國也將每年1月27日定為「國際大屠殺紀念日」，提醒人們不應再重演這段殘酷的歷史，在1945年1月27日這一天，蘇聯解放了奧許維茲－布克瑙集中營。
然而，個人、家庭與社會要如何抹平尤太大屠殺造成的傷痕，仍絕非易事。除了在《借問阿嬤》中看到古德倫嘗試向莉薇雅慰問大屠殺一事時換來的沈默，對於年輕世代而言，若不是這場計畫，恐怕也很難有機會和家人認真談論大屠殺的話題。歷史中的個人要如何面對這段經歷，可說是舉步維艱。
另一個角度而言，在《辛德勒的名單》（Schindler's list）、《園長夫人：動物園的奇蹟》（The Zookeeper's Wife）等電影中，可以窺見在納粹統治下，仍有些如辛德勒與華沙動物園園長夫人這樣幫助尤太人逃亡、躲藏的故事，閃爍著黑暗時代裡人性的點點星光。但其背後大屠殺的血腥與多數人的沈默，依然深深烙印著時代的殘酷。
‧Holocaust的獨特性
尤太大屠殺在學界形成了特定的研究領域，Holocaust一詞一般專指納粹德國在二次大戰期間對尤太人進行的種族滅絕行動。至於其他種族滅絕事件，則會以genocide一詞指稱。例如，1973年起柬埔寨的紅色高棉大屠殺，在2018年由聯合國與柬埔寨成立的「柬埔寨法院特別法庭」定罪為種族滅絕；1994年東非的盧安達大屠殺，則是一場胡圖族掌權的政府對於胡西族的滅絕行動，自1994年開始，國際刑事法庭對盧安達大屠殺展開對多名罪犯的審判至今；又如2007年波士尼亞戰爭中的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殺，也被國際法院認定為種族滅絕。
事實上，種族滅絕（genocide）一詞也是出現在二戰時期。戰後，聯合國在1948年通過《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正式將genocide一詞用於國際法，而該公約第一次適用的案件即是盧安達的事件。根據該公約第2條，滅絕種族罪是指蓄意全部或部分地消滅民族、種族、宗教等群體，並實行下列行為之一之罪：「（1）殺害該群體的成員；（2）致使該群體的成員在身體或精神上遭受嚴重傷害；（3）故意使該群體處於特定生活條件下，以毀滅其全部或部分生命；（4）強制實行蓄意防止該群體生育之手段；（5）強制轉移該群體之兒童至其他群體。」而Holocaust雖然也屬於genocide的範疇，卻單指納粹施行的尤太大屠殺，有其獨特性。
至於種族清洗（ethic cleansing）則是較晚近出現的詞彙，目前不是國際公約明文規範的用語，指稱強勢族群嘗試「同質化（homogenization）」或驅趕、消除某種族的作為。以學界而言，前南斯拉夫內戰的大屠殺、2016年至2017年間緬甸的羅興亞大屠殺通常被認為是種族清洗的案例。
實則，Holocaust的殘酷歷史還未滿百年，「種族滅絕」、「種族清洗」事件仍然在國際間持續發生，種族之間的衝突何以不斷地寫下一頁又一頁的血腥歷史，值得人們從經驗中深深反省。
‧尤太人的苦難
誠如《借問阿嬤》，協助我們理解尤太大屠殺的電影並不少，如《消失的1945》（The Last Days）、《穿條紋衣的男孩》（The Boy in the Striped Pajamas）與《美麗人生》（Life is Beautiful）等，更有無數書籍與回憶錄，描寫這場比悲劇更令人難以直視的歷史。大屠殺倖存者李維曾提及「納粹的種族滅絕屠殺是無法為之合理化的，按任何一種文明標準都是天理難容。」然而，「這種暴行也不是不能理解。至少從個人層面上來說，都有可辨認的人性動機。有的納粹分子是狂熱分子，有的是投機者，有的是懦夫。但作為群體，人類是可能犯下反人類的罪行。」（註1）
而著名的《安妮日記》中，尤太少女安妮．法蘭克寫過這樣一段話：
「誰把這些痛苦加諸在我們身上？誰讓我們跟其他人分隔？誰令我們經歷這些苦難？是上帝讓我們這樣，但上帝也會再一次鼓舞我們。在世人眼中，我們註定受苦，但在這一切苦難後，還會有猶（尤）太人留下，他們將被立為模範。（……）我們絕對不能只是荷蘭人，或者英國人，或者任何一國的人，我們永遠也會是猶（尤）太人。我們必須繼續做猶（尤）太人，我們也願意繼續做猶（尤）太人。」
安妮最後也不幸在集中營中去世。或許《借問阿嬤》採取了較為輕鬆的紀錄片拍攝方式，但「尤太大屠殺」是其中一個始終無法雲淡風輕的關鍵字，導演的一問「大屠殺是否有帶來任何有價值的事物？」令人陷入長考。納粹德國統治下，尤太人的苦難沈痛如是，種族主義結合極權主義敲醒的警鐘，餘音仍未遠去。
註1：托馬斯．格雷厄姆，〈大屠殺倖存者故事：看透邪惡、痛苦和人性〉，BBC英倫網，2019年3月31日。
參考資料：
埃利．維瑟爾（Eliezer Wiesel），《夜：納粹集中營回憶錄》，左岸文化，2011
安妮．法蘭克（Anne Frank），《安妮日記》，皇冠出版，2013
威托德．皮雷茨基（Witold Pilecki），《奧許維茲臥底報告：自願關進納粹集中營的波蘭英雄》，衛城出版，2014
瑪塞琳．羅立登－伊凡斯、茱蒂特．佩利農（Marceline Loridan-Ivens, Judith Perrignon），《而你，沒有回來》，大塊文化，2016
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週期表：永恆元素與生命的交會》，天下文化，2016
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如果這是一個人》，啟明出版，2018
提摩希．史奈德（Timothy Snyder），《黑土：大屠殺為何發生？生態恐慌、國家毀滅的歷史警訊》，聯經出版，2018
沙茲（Philippe Sands），《人權的條件：定義「危害人類罪」與「種族滅絕罪」的關鍵人物》，貓頭鷹出版，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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