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九年五月九日至十日，香港科技大學賽馬會高等研究院和人文學部聯合主辦“五四之後：當代人文的三個方向”國際學術研討會。二○一九年適值五四運動百年紀念，科大會議躬逢其盛，期望對這一攸關中國文明現代化的運動提出各種反思。更重要的，與會者也願藉此機會討論五四“之後”，當代中國如何面向未來，再創新猷。
會議另一目的是向現當代中國人文研究三位大師，夏志清（ 1921-2013）、李歐梵（ 1939-）、劉再復（ 1941-）先生致敬。他們的學術背景不同，立場有別，但對現代中國的關懷無分軒輊。夏志清發揚歐美“大傳統”、“新批評”精神，對五四以來“感時憂國”的現象有批判性觀察；李歐梵則從世界公民角度力求打通中西限制，想像摩登的時空維度；劉再復歷經中國與海外雙重經驗後，致力揭露革命與啟蒙的局限，尋覓“第三空間”的可能。
這三位學者的學術成就因為香港而產生交集。夏志清先生常年在美，卻有大批香港同事友人相往還，身後所有中英著作皆由香港中文大學彙集出版；劉再復先生過去三十年與香港學界互動頻繁，多數著作也首先在香港發表，再擴及世界。李歐梵教授則在旅美近四十年後，選擇定居香港，並積極參與香港文化公共事務。他們文字、行止與香港密不可分。香港的自由空氣、開放環境提供他們學術想像的資源，甚至成為安身立命的所在。
自從一九六一年《中國現代小說史》問世，夏志清先生為現代中國文學研究樹立典範，而且為英美學院開創一個新的研究領域。《中國現代小說史》的意義不僅在於夏先生開風氣之先，憑個人對歐美人文主義和形式主義批評的信念，論斷現代中國小說的流變和意義，也在於他提出問題的方式，他所堅持的比較文學眼光，還有他敢於與眾不同的勇氣，為後之來者預留許多對話空間。今天不論我們重估魯迅、沈從文，討論張愛玲、錢鍾書，或談論中國文人的文學政治症候群、“感時憂國”情結，都必須從夏先生的觀點出發。有些話題就算他未曾涉及，也每每要讓我們想像如果有先生出手，將會作出何等示範。
一九七一年，夏先生首次以“感時憂國”（obsession with China）一詞來形容中國文人面對現代性挑戰的矛盾態度。他認為，現代中國文人如此憂國憂民，以至於將他們對現狀的反感轉變為一種施虐 / 受虐般的心態。他們將任何社會或政治困境都看作是中國獨有的病症，因而對中國現狀極盡批判之能事。這樣的態度雖然讓現代中國文學充滿道德與政治的緊張，卻也導致畫地自限、患得患失的反效果。夏志清認為補救之道在於迎向（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
《中國現代小說史》自初版迄今已經六十年。迄今為止仍然是英語世界最有影響力的現代中國文學史專書。不僅學者學生對晚清、五四以降的各項課題趨之若鶩，研究的方法也是五花八門。儘管論者根據不同理論、政治，甚至性別、區域立場，對此書時有辯詰的聲音，但未見另外一部小說史出現與抗衡，則是不爭之實。而一甲子後的今天，夏志清對“感時憂國”症候群的批判依然鏗鏘有聲。
李歐梵是當代學界少見的世界主義實踐者。他在哈佛大學的博士訓練是歷史，但他的興趣包羅廣闊，終以文學研究者見重領域內外。一九八七年他論魯迅專書《鐵屋中的吶喊》（ Voices from the iron house, A study of Lu Xun, 1987），一反主流說法，勾勒現代中國文學之父極其複雜的面貌，早已成為魯迅研究的經典之一。但在本行以外，他對西方人文領域的浸潤，從文學、古典音樂、歌劇到電影以及文化現象無不興致勃勃。
李歐梵不是傳統定義的世界主義者。對新奇的文化、多變的世事，他不願維持淺嘗輒止的審美距離，而每每展現捨我其誰的投入感。他對西方古典音樂的鑽研猶如做學問；對電影的熱愛曾一度讓他有了不如歸去的衝動。而他的世界主義也代表一種政治的信念和抉擇。李歐梵的中英著作極多。英語世界中的四部專書各有開拓先河的意義。《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writers, 1973）描寫五四以後作家從郁達夫到蕭紅等的歌哭行止、革命戀愛，夾議夾敘，堪稱是歐美學生進入現代中國文學領域的重要指南。《鐵屋中的吶喊》將魯迅請下神壇，以三十年代的文化政治為背景，縱觀大師的所為與所不為，有史識，也有洞見，更多同情的理解。《上海摩登》（ 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 1999）同樣是膾炙人口的作品。全書介紹上海的殖民風情與前衛文藝，是當代「上海學」大盛的關鍵著作之一。《東西之間：我的香港》（City
between worlds: my Hong Kong, 2008）則處理另外一座他鍾愛的城市，對香港的過去和現在有深入淺出的描寫，深情自在其中。
從學院的大傳統來看，李歐梵在台大受教於夏濟安先生，來美以後私淑夏志清先生；夏氏兄弟所代表的英美人文主義的精神可謂由他發揚光大。他論魯迅的方式不妨看作是與業師濟安先生名著《黑暗的閘門》（Gate of Darkness, 1967）的精彩對話。但李歐梵在哈佛求學時也曾師承捷克漢學大師普實克（Jaroslav Průšek），普氏的左翼方法以及波西米亞式的浪漫主義風格也因此有了華裔傳人。普氏日後在英美漢學圈佔有一席之地，必須歸功李歐梵為其編纂的專書《抒情與史詩》（The Lyrical and the Epic, 1981）。而李歐梵個人治學的風格也在在反映東西、左右兼容的特色。
夏志清、李歐梵都長年留美，代表兩代海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領軍者。劉再復則出身大陸，一九八○年代為中國文藝界的指標人物。他的《論文學的主體性》、《性格組合論》等專著叩問主體性與歷史的辯證，質疑簡化的公式教條，也見證文學與革命千絲萬縷的複雜關係。因緣際會，一九九○年代以後劉再復長駐海外，所思所見有了脫胎換骨的改變。他提倡告別革命，促使我們思考革命本身已被物化，成為政治或知識霸權的危機。他更提倡放逐諸神。他所謂的諸神其實沒有特定政教對象，而是個人心中執念或意識形態教條，不論左翼或右翼，不論保守或前衛。與其說劉再復以此否定一切，展露虛無主義，不如說他意在調動批判性的思考，質疑任何將主義、信仰教條化、偶像化、神話化的作為。
這引領我們關注劉再復一系列的拷問靈魂之作。他指出中國人安於現實，缺少對“罪”的深切認知，更乏“懺悔意識”，而在西方傳統裏，兩者都以超越的信仰為前提。但劉所謂的罪，不指向道德法律的違逆或宗教信仰、意識形態的淪落，而更直逼人之為人、與生俱來的坎陷——一種以倫理出發的本體論。懺悔意識使他誠實面對自己的無明，也開啟了他的第三空間。
相對於祖國與海外所代表的第一和第二空間，“第三空間”看似虛無縹緲，卻是知識分子安身立命之處。這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空間。這空間所標榜的獨立、自由立刻讓我們聯想到康德哲學所刻畫的自主與自為的空間，一個“無目的性”與“合目的性”相互融洽的境界。過去二十年來，劉再復更轉向中國傳統汲取資源，從老莊學習復歸於樸、復歸於無極的道理；從佛教禪宗得到隨起隨掃、不著痕跡的啟悟；也從儒家心性之學體會“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的修養。
從“感時憂國”的批判，到“世界主義”的倡導，再到“第三空間”的擘畫，夏志清、李歐梵、劉再復先生面對當代中國，提出各自的看法。他們立論的取徑不同，但共同關注所在是人文主義在中國的願景或困境。而我們記得，五四運動最重要的呼籲之一正是“人的文學”。
這一呼籲一百年後仍然歷久彌新。在這一主題下，香港科技大學劉劍梅教授、蘇州大學季進教授登高一呼，號召國際青年學者向夏志清、李歐梵、劉再復三位先生致敬，也展開又一輪五四之後，中國文化何去何從的思辨。而香港作為產生對話、眾聲喧嘩的所在，此時此刻尤其發人深省。謹以此序，向三位先生與所有與會學者表達敬意。本論文集由季進教授、劉劍梅教授主理編務，功不可沒，也藉此聊致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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