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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節 獨立】
我的懷疑來自第一次獨立進行社會調查。高一時，我帶領一批學生到北京市石景山區黑石頭大隊吃住十天。我親眼見到天子腳下的農村多麼破敗，農民多麼貧窮。與我從多年宣傳得出的印象反差巨大，於是我開始懷疑中共宣傳的真實性。
第一次走向政治反叛是一九七五年前後的鄧小平的治理整頓和隨之而來的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鄧小平的複出和治理整頓得到各階層人民的廣泛支持。自七十年代初開始，厭倦了政治運動和盼望過正常生活的普通中國人民與不滿於被整肅的幹部結合形成一股極強的民意情緒，要求結束文化大革命，恢復經濟和生活秩序，改善生活，進行現代化。鄧小平的大刀闊斧的政治舉措深深得到他們的擁護。四人幫極力反對清算文化大革命，與鄧小平衝突。毛澤東則為維護文革又發動新的政治運動，打擊鄧小平。當這些衝突公開化後，引起人民的強烈反感。一九七六年初，運動開始波及剛剛謝世不久的周恩來總理，反對批鄧的活動逐步開始公開化，最後釀成丙辰清明節前後在幾所大城市的以悼念周恩來為名義的大規模抗議活動。作為所在高中的主要幹部，我拒絕組織任何批鄧活動。當清明節天安門廣場成為活動中心時，我組織兩個班學生去宣示我們的政治訴求。我本人還張貼四首詩詞。這是我開始獨立於中共最高當局思考政治的開端。
那時，我依據的理論還是來自馬克思和列寧。根據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毛澤東犯了大錯，他企圖在生產力還沒到達一定水準時就想建立高水準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但落後的生產力基礎上無法建立先進的生產關係，於是就通過不斷的政治革命操作強行做到這一點。而這又犯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另一個大忌，企圖以上層建築強行建立生產關係。這是顛倒因果關係。
四五運動曾被廣泛稱為當代中國民主運動的開端，這不僅由於她是一批少數獨立思考的年輕人在林彪事件後開始逐漸形成民主意識，而且還因為她是建國後中國民眾第一次大規模地對抗最高指示，表達主流民意，要求糾正毛澤東的不得人心的政治決策。這一運動鼓舞了自文革後期特別是林彪事件之後開始獨立思考的幾代中國人。從此，一九四九年建政後的真正獨立的民間政治反對運動開始登臺了。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中共做出兩個決議，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四五運動定為反革命事件；幕後策劃者、現場指揮者和反革命詩詞炮製者要被懲處。我這三者都占全了。但當時學校並不知道我的情況。年紀黨支部書記讓我寫一個檢查。我拒絕，但交了一份思想彙報，依照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系統闡述了我對毛澤東的政治運動的批判性看法，並告知我在天安門廣場的所作所為。我以為，中共會依照宣傳說的那樣，派人來跟我交流，通過討論解答我的困惑，糾正我的思想偏差。然而，四月十六日，我被北京市公安局收容收審。儘管我做好了坐牢的準備，但這還是讓我吃驚。我當時體會到那本流行小說《牛虻》的主人公亞瑟得知自己向神父蒙泰尼裡禱告後被出賣的巨大心理震撼。我的思想徹底獨立了。我不會再相信最高當局！
【第三章．第二節 武漢實踐】
一九八四年，當城市經濟體制開始改革後，我立即辭去公職，南下武漢創辦這樣的獨立實體。經謝小慶推薦，蒙華中師範學院院長章開沅先生邀請，我到武漢嘗試創辦以教育為基本資源的智力服務企業。後來又轉到武漢大學創辦江夏夜校，我擔任校長。我當時計畫創辦一所新時期的黃埔軍校。二○年代的中國是軍事定天下，因此應當辦軍事學校。八○年代中國需要更廣泛的人才在各個領域創造性地推動局勢變化，因此應然辦更多樣化的人才培訓學校。而後，我又轉到武漢發動機廠作企業診斷顧問。最後，我受聘擔任湖北省政府規劃辦公室秘書長助理，為九個縣市制定發展戰略編寫綱要，進行培訓。由於公安部門干預，我在武漢無法立足，於一九八六年被迫回到北京。儘管如此，在湖北，以及由此遊歷四川、陝西和廣東及深圳，使我收穫甚豐。武漢九省通衢，人才會萃，又恰逢胡德平政治支持，有關廣富和吳官正在省市兩層倡言改革，一時風氣領天下之先。天時地利人和使我有機會接觸京城外的各階層人士。我先後與科技研究者、教育工作者、國營工廠幹部和工人、地方政府各級官員、私營企業主、出版家、工人活動家和個體工商戶以及江湖術士相交和共事。肖遠、劉衛華、王志平、張志揚、魯蒙、陳家琪、鄧曉芒、黃克劍、肖凡、胡發雲、張元奎、陳天生、蔡崇國、李明華、王一鳴、許蘇民、彭明、趙林、王振耀和徐勇以及客經武漢的雷幀孝、黃祥、朱正琳和馮倫等都成為我的好友。我還利用辦學、經商、企業診斷和為地方政府制定規劃，廣泛瞭解中國現實狀況、問題和風土人情世故。當我回到北京時，已經不再純粹是只知道理想和書本知識的理想主義者，而是在心中建立起這樣的現實主義意識：設想每種戰略策略一旦實施會在現實中有什麼回應和後果，並在此基礎上尋求實際可操作的戰略方案。
與此同時，我還完成另一次思想飛躍，這就是走向進步主義的社會改造哲學。我幼年立志推進中國進步，那時確立的是革命理論、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的使命感。後來，有機會在北大接觸各種西方思想並且恰逢全社會對文革災難的反思，導致我走向人道主義的思想。從對共產黨革命家由理想主義的青年在實踐中蛻變轉化為心黑手狠的迫害狂的心路歷程的批判性理解，使我開始審慎地思考激進暴力革命的負面後果，包括對政治文化的毒化影響和制度選擇的局限。在南方的豐富多樣的實踐，使我看到現實中潛在發展的充沛動力和廣闊的可能空間，預設的簡單發展圖式和謬置的概念化模式可能會無視潛在的動力機制，扼殺更好的可能前景，並且導致事與願違的後果。社會進步應當通過社會各種力量間相互溝通和協商創造基本共識以確認和解決問題；立足於現實力量和利用現有的制度、文化及其他資源應是實現理念基本途徑；通過宣傳、討論和運作建構社會或政治多數認同是重要的政治任務。進步主義的這種政治善意出於兩種考量。一是價值準則。社會改進應當是全社會多種力量不斷商討和協作的結果；任何力量都不應輕易將自己的意圖強加於社會，包辦涉及全社會的事項。二是認識論準則，沒有人能知道所有真理，尤其是涉及他人意願和利益的事項，應當與其他力量協商。在進步主義的信念支配下，我更加關注調查現實問題和解決條件，研究可操作戰略和策略，建立支撐戰略的人才組織機制和資源動員模式，構造社會的多數共識，並圍繞這樣的操作目標更新知識結構，拓展人脈網路，積累經驗，追求專業化的運作水準。
一九八六年參與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時，我的思想已經完成從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教育到獨立探索，再到追求民主和自由的政治體制，再到尋求進步主義的社會變革模式和戰略的轉變。
在武漢華中師範大學、福建省社科院和北京經濟學院的三次演講中，我概括過自己當時對時局和前景的分析判斷。中國處在三股潮流的交匯中：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面臨困境尋求新的出路，科技革命和工業化進程推進的現代化進程，和人類各種文明相互衝突融合形成新的文明發展格局。值此風雲激蕩的大時代，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科教等領域都產生許多尖銳的挑戰性問題。中國朝野兩代人為探索出路先後經歷毛派中溫和派與激進派的鬥爭、凡是派與實踐派的鬥爭、改革派與還原派的鬥爭、以及改革派內部就改革取向的鬥爭；與此相伴隨，中共經歷華汪體制、鄧陳聯盟和胡趙體制，到八○年代中期，銳意改革的胡趙即將啟動全面改革；而年輕一代也正擺脫理想主義的革命文化向著務實和專業化的建設性思路轉變。中國有望在八○年代和平解決三股潮流提出的挑戰性問題；這是中國現代史的轉捩點；此前，中國的問題都是通過代際之間、集團之間和上下之間的流血衝突而解決的。
【第四章．第二節 憲政協進會】
二○○四年「六四」十五周年，我應子明邀請，寫文回顧自己的政治經歷和心路歷程，曾用獨立、民主、自由、進步這幾個詞形容自己的思想和實踐演進路徑。最終成熟的進步主義思路由天下大勢判斷和團隊行動戰略兩塊構成。天下大勢即國家政治演進路經是：元素不變- 關係調整- 結構更新- 法統延續。元素不變和關係調整的意思是：國家基本設施繼續存在，但這些設置的權力關係要調整；例如，共產黨、人大、政府、社團都繼續存在，但他們的權力將有強化有弱化。結構更新的意思是：這樣一次次的權力關係調整積累下來，會導致國家權力結構的根本性變化。法統延續的意思是：所有這些調整應當是通過現有的立法程式實現。團隊的行動戰略可以四個要素構成：生長點；專業領軍團隊；一體兩翼的政治影響方式；思想生產線。生長點是任何獨立的團隊都要財務和辦公條件等硬體設施要獨立完備，足以支持團隊的項目和行動。專業領軍團隊就是要在國家變革和發展中的重要領域打造有影響的專業團隊積極活動。一體兩翼的政治影響方式中一體，就是我們的專業團隊作為支點，一方面影響權威部門的想法和政策，另一方面影響民間力量。思想生產線是對公眾傳播資訊和進行政治知識教育：要有頭腦風暴式的沙龍開發思想- 資訊產品；要有專業人員將這些思想製作成可以各種媒體傳播的產品；要有傳播產品的管道，這些管道要針對不同話題、觀點、產品形式和傳播受眾特點選擇適當的管道。
顯然這是一條保守主義的改革道路。其實，這不是我一個人的選擇，是一代人做出的選擇。汪暉在他的著名文章中提及八○年代知識界的中國改革共識時，強調這是自由主義的取向。但是，他沒有提及這種自由主義不是顛覆現有制度的革命思路，而是進步主義的朝野共識的思路。一九八九年六四鎮壓分化了知識界。汪暉討論許多知識人開始對經典自由主義的改革取向持謹慎批判態度；這些人更關注社會正義，而政治改革也要放到社會正義的標準中評判。而許多徹底的自由民主派的主流選擇道路時轉向革命。我們團隊的進步主義的道路試圖綜合二者，打造中國政治發展新共識。但是，就在我完成給子明的思想總結後不久，我就在現實觀察和理論思考的基礎上，改變了想法。我覺得，革命- 改良不是理解我轉向的合適術語；我更願意以進步主義者轉向職業革命家來形容我的轉變。
【結語 轉型博弈中的行動者決定民主化成敗】
由於事務繁雜，時間緊迫，本書遠沒有達到序言中期許的目的。粗略完成的書稿，只是整理我在實踐中參悟理論的一些思考筆記。
就在我答應寫這部書時到現在，時間過去了三個月。這三個月中，形勢發生急劇的變化，一場巨變正在逼近中國。只有從博弈論的角度，才能準確把握變革的機遇與動力機制所在。外界只從中美關係惡化和新冠病毒大流行導致的內政外交困境理解變局的機遇和動力機制，其實，真正的變局來自中國乃至中共內部因習獨裁產生的惡鬥博弈，而惡鬥會帶來破局的機遇和動力。習近平試圖通過反腐實現全黨姓習，再通過掃黑實現全國姓黨，然後通過一帶一路和創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全球姓中，最後實現他現代天可汗的「中國夢」。習近平這樣的全球個人獨裁的野心，在中國國內和黨內已經逼迫所有力量成為他的對立面，引發激烈血腥的鬥爭和反抗。今天我們看到的各種孤立的突兀和怪異事件，未來真相大白時會是一幅內在緊密關聯的政治博弈圖景，核心就是抵制習近平的獨裁。習獨裁使得過去三十多年共用專制瓜分發展紅利的權貴集團和階層，從現體制中分化出來或者被踢進敵對勢力的陣營。前些年狂飆突起的爆料事件是一個指標，標誌著過去發展中生成的力量，在生死關頭反出體制。這三年中爆料事件成為運動，勾畫出一條原體制內力量從只反奸臣到反昏君暴君乃至體制的演變路線。面對獨裁催生出的強大反對力量，習近平別無選擇地更加強勢鎮壓，他最初為建立獨裁作為要是發展目標的工具的有限暴政，越來越變成維護獨裁安全的無限暴政。這種轉變進一步激化他個人與全國獨立力量和全黨其他山頭的矛盾和鬥爭。當他的獨裁野心及在全球急劇擴張他獨裁操控中國在全球的勢力和影響時，他在新冠大流行中開始招致國際社會強烈反彈，全球正在建立一個名目駁雜地反習大聯盟。在海外，這個聯盟清晰可現的目前只是一部分，更多的力量隱蔽參與或者即將公開參與。而國內黨內則在更加隱蔽和陰暗但也許對習獨裁更致命的地方策劃和展開。中國的破局迫在眉睫！此時，對中國政局及演變需要恰當的視野和視角去觀察，而這應當是博弈論視野中的行動者的視角。我願以個人四十餘年的思考奉獻社會，開啟這一視野和視角。
博弈論視野中行動者的視角，並非沒有局限性。就行動者可以比宏觀觀察者感知決定轉型發生和成敗的博弈而言，博弈論中的行動者有優勢。但從建設一個國家的新憲政角度而言，在博弈中的行動者的視野中有「原罪性」的死角，這就是自身經驗和利益帶來對其他競爭者合理利益的漠視和敵意；這一點特別在極權解體後，因缺乏成熟的公民社會而極易出現的惡鬥博弈中，非常容易成為生死關頭不得已的選擇。如前所述，在任何轉型中，創立新制的圓桌狐疑都是最困難的階段；因為各種利益團體出於特殊境遇不願意放棄自己的既得利益或者讓渡未來可預期的利益而達成必要的妥協。極權統治潰散後的政治社會，因缺乏成熟的獨立力量和公民社會造成的社會原子化的叢林社會，加上釋放出極權壓迫帶來的世代仇恨文化氾濫，很容易造成主要力量相互不信任和先下手為強的惡鬥。博弈論處理這類困境的思路是，囚犯困境中博弈者在重複博弈的不合作的惡果中逐漸學習認知合作的收益，最終接受合作。這個思路沒有考慮到，不合作的惡鬥到一定程度，會導致合作永遠無望。即使最終能達成和解的合作，也是一個可長可短、代價可大可小的過程。一個最終可以達成和解合作和代價較小的創制圓桌會議，需要有參與博弈的主導力量在博弈中合
理生存和發展的同時，具有超越自身利益局限的視野視角，參與博弈，創造和解的文化和機會。這是我提出中國民主黨作為博弈參與者的視角的意義。
行文至此，結論呼之欲出：既然大事件中的政治博弈而不是宏觀條件是轉型的關鍵，而博弈者的視野視角是轉型成敗的關鍵，那麼一批符合憲政民主創制需要並最終能勝出博弈的參與者及其行動策略，就是中國政治轉型成敗的至關重要的因素。對於這樣的參與者，需要兼有小智和大智。抱負、技巧和知識是勝出博弈的成敗的小智，大智是堅持超越自身利益局限、以創建包容各種力量的憲政多元體制為目的的仁義之心是大智。在人類最大、也是決定二十一世紀人類政治命運最重要的轉型中，應運而做憲政民主取向的博弈者，是天地人、真善美的必然選擇。
最後強調的是：本文是一個開端，開啟一個學術事業，以博弈視野中一個博弈參與者的視角理解中國未來政治轉型。進一步研究方向可以繼續討論宏觀因素如何影響微觀博弈；也可以是不同於民運的其他博弈者的視角，例如執政者、公民社會類型的社會力量和大眾草根反抗力量；還可以提出民運的不同討論視角，例如革命團體的行動的策略。
【附錄‧怎樣才能把中國搞得天下大亂】
「坑灰漫灑天下亂，劉項成於不讀書！」漢源事件與短期內其他突發事件一道，震動了海內外關心中國政局穩定的人的心。人們關注事態發展的同時，更關心這個事件對於中國政局穩定的意義。有評論家引古訓「天下未亂蜀先亂」警告國人，中國已經大亂在即。但主流精英似乎對此不以為然；他們認為漢源事件不過是快速現代化進程中經常出現的問題，可以控制幷會隨著發展而被消化。
我認為，雖然漢源事件不是天下已經大亂的前奏，但確實可以視為走向天下大亂的徵兆；而能否避免天下大亂要看國人如何解讀漢源事件的意義以及如何採取措施避免大亂；在所有導致漢源事件繼續演變為大亂的因素中，最重要的是統治者對於政治異端的鎮壓和精英對於民眾不滿情緒的冷漠和麻木；避免天下大亂的唯一途徑是改革政治體制，建立公開公正的政治決策程式。
【附錄‧發展模式之爭：民主牆與中國現代化】
中國民主轉型路徑圖
根據政治轉型的理論，我們可以對中國民主轉型的問題、路徑圖和民間運動行動策略提出一些合理的看法和建議。
中國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失敗並不是因為運動採取激進行動策略，主要是統治者選擇暴力鎮壓。第三波民主化的其他國家的行動方式的非理性和訴求激進都超過中國八九民運。但他們的統治者在面臨政治風潮時寧願交權也不鎮壓，導致和平開放轉型。在其他國家開國者暴力鎮壓的情況下，民主運動一般也都會失敗。當然，民間運動也不是沒有責任。當統治集團中有領袖善意回應民間訴求時，學生善意回應姿態不夠。因此，中國痛失第三波民主化機會的原因是鄧小平暴力扼殺民主化前景；沒有實現良性互動的主要責任是鄧小平。
中國在九○年代鄧小平病逝時也有過轉型機遇，治理失敗（大量工人下崗和腐敗不公蔓延引發民憤）和繼承關頭都出現了。但中國精英普遍存在的保守心態使得中國沒有出現大規模政治風潮。統治集團憂心覆沒的同舟共濟心態，政治、經濟和文化精英腐敗壟斷瓜分改革和發展紅利的做法，和民間反對運動領袖放棄街頭對抗行動、自我設限活動形式為理性善意發聲的行動策略，都導致統治集團平穩渡過危機和繼承關頭。然而，統治者並沒有因為民間運動的善意而善意回應，而是如博弈論中囚犯困境分析所預測，在民間運動自我設限後，統治集團認為暴力高壓維穩是有效方式，於是更加濫用暴力。最後，統治集團連合法維權都要鎮壓，不僅採取一般專業正規暴力形式鎮壓，甚至兼用史達林的秘密員警和黑社會暴力方式鎮壓民間合法維權活動。在不受制約的統治集團更加肆虐濫用暴力的高度集團下，腐敗和不公發展迅速，激起草根民眾大規模反抗。這些反抗造成統治成本的急劇增加，給中共製造大量敵人。統治集團終於在近年開始反思暴力維穩方式的問題，提出改善治理模式的問題，思考政治改革化解危機的可能方式。
中國草根民眾激烈反抗造就出新的政治發展前景的可能性空間和轉型機遇。這不僅逼迫統治集團整體思考轉換暴力高壓維穩的治理方式，而且給精英造成普遍的危機意識，並產生巨大壓力撕裂了統治集團。政治改革是中國唯一出路再度成為朝野潛在共識。就目前情勢看，中國民主化的路徑圖將循人類政治民主化的一般模式。一個公共事件中執政者應對失策，激發大規模政治風潮，其壓力撕裂統治集團；統治集團中的改革派與民間運動良性互動，打開政治體制改革；各種政治力量通過圓桌會議過程，在交流、衝突、討價還價中的談判中制定新的憲法；各種政治力量組黨，在公平選舉中和平競爭政治領導位置。
在這個路徑圖中，中國民間運動不應當繼續過去的不當行動策略，批評和拒絕參雜著暴力和不理性行為的草根運動，而是應當修改過去將推動政治民主化局限於室內討論、媒體、政治發言、法庭和院外遊說等行動策略，採取各種方式走上街頭，參與、推動、發起和引領草根抗議活動，提升素質，將群體事件轉換為大規模政治風潮。當統治者中分化出改革派願意正面回應民間運動時，民間運動應當採取合作姿態，實現朝野良性互動，儘快召開圓桌會議，制定新的憲法，並組建新的政黨，投入選戰，讓憲法成為實際的政治運行機制，使得新體制運行不可逆轉。
最近幾年，我個人參與組建中國民主黨運動，就是依據上述理性分析人類政治智慧和經驗，根據中國具體政治情勢和轉型路徑圖，選擇的政治行動策略。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自成立起就號召舉行和平開放轉型的革命，堅定地支援中國民間抗議共產黨的腐敗暴政的各種形式活動，傳播理性對抗行動策略的思想和方式。我個人希望大家都加入這一歷史性事業。
在政治轉型的啟動關頭，中國未來不是簡單地對過去和現實分析進行趨勢外推的預測，而是把握機遇、通過行動創造現實。就此而言，預測中國未來的最合適人選，不是學者和專家，而是行動者，因為未來是他們的行動實現他們的理念。未來不是客觀預測出來的，而是主觀行動創造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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