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性中的小太陽——植村直己 詹偉雄（作家、文化評論人）
雪絨花（Edelweiss）的身影讓我感傷，我心目中的登山，就是和雪絨花一樣，無須在乎別人，讓自然的冒險屬於自己。——植村直己，本書頁九八。
北美洲西北，洛磯山脈開枝散葉，緯度漸次抬高，雪峰一個接著一個，它們海拔高度雖比不上亞洲喜馬拉雅，但因其地理位置之便，成為歷來北美青年初試冰雪岩混合攀登的啟蒙場。一個多世紀來，那兒的山岳攀登社群有一句俗諺：在這裡，有很年邁的登山者，也有很大膽的登山者，但就是不會有既年邁又大膽的登山者。
在這群大膽的登山者中，日本籍的植村直己，應該算是最知名的一位。他於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三日消失在德納利峰（海拔六一九四公尺，北美最高峰）的雪原之中，年僅四十三歲。根據二十世紀後的登山紀錄，植村是攀登德納利峰的第四十四位遇難者，他和另外二十二位山客一樣，生命被厚重的大雪掩埋，強風抹平最後幾抹遺跡，後來的搜救者始終沒發現他們的遺體。
因為他在當時太出名了，而且有著國際性的好人緣，因此第一批搜救隊來了兩位大神級的人物，他們是日本的大谷映方和美國奧勒岡州的吉姆．威克魏爾（Jim Wickwire），前者是早稻田大學一九八一K2（世界第二高峰，有「野蠻之山」稱號）西稜首登隊員，後者是一九七八美國遠征隊第一位登上K2山頂的美國人。在植村直己準備出發前往德納利峰基地營的二月初，威克魏爾還帶著他在西雅圖的REI戶外用品店採買了睡袋。
德納利國家公園的雪地小飛機在四千三百公尺處放下大谷與威克魏爾，他們往返於四千九百公尺最危險陡峭、別號「頂牆」（headwall）的硬冰區，沒有找到人，只在四三五○公尺處發現了一個植村直己挖開過夜的雪洞，裡面有一本他遺留的手札，最後一行字是植村直己失蹤前五天寫的：「我希望睡在一個溫暖的睡袋裡，不管如何，我都要出發攀登麥金利山（二○一五年後更名為在地語言之德納利山，有雄偉、高大、太陽之家的意思）。」
大谷與威克魏爾斷言：植村應該是下山途中，滑墜於這片山崖的某處，接著三天暴風雪冰封了他的遺體，後人再也不可能找到他。又過了兩週，植村直己大學母校明治大學登山社來到這發動地毯式搜索，仍然一無所獲，但他們在山頂發現了一面日本國旗，證明植村確實在他四十三歲生日那天，成功登上頂峰，成為世界第一位冬季獨攀（winter solo）德納利峰的登山者。遺憾的是，植村數不盡的solo冒險紀錄，也在這一天寫下終曲。
德納利國家公園承認，發動救援行動時，他們多所躊躇，沒在第一時間就啟程，因為植村直己以「一個人脫困於任何險境」而知名，他們始終相信他應該就埋伏在某個雪洞裡，等著好天氣一來，便一躍而出，貿然啟動的救援，有可能變成一種侮辱。
在此之前，他已經完成世界五大洲最高峰的攀登，除了聖母峰之外，其餘皆是獨攀。德納利峰他已於夏季登頂過一次，這次冬攀，是在為攀登南極最高峰文森峰（海拔四八九二公尺）做準備，南極大陸極為寒凍，而北半球德納利冬季最低溫曾經測得攝氏零下七十二度，是不二的測試場所。除了高山，他曾經乘著木筏漂流亞馬遜河漂流六千公里，從格陵蘭到阿拉斯加橫渡極圈一萬兩千公里，從日本國土最南端鹿兒島徒步步行三千公里到最北端北海道稚內，以及人類首度的單人雪橇直抵北極。他的北極冒險紀行是《國家地理雜誌》一九七八年九月號的封面故事，一張臉上布滿冰渣的封面照片，是他留給世人難以磨滅之印象。
也因此，當他二月初只帶著四十磅的背包，裡面裝著他自備的鯨魚油、海豹油、麋鹿肉乾等食物，一本手帳，沒有帳篷（為求輕量化，過夜藏身於雪洞中），腋下吊掛著兩根三公尺長的竹竿（為了防止墜落於冰河冰隙，是植村自己發明的工具）從基地營出發之時，連載他到來的小飛機駕駛都對他的凱旋歸來信心滿滿——這麼一位教世界怎麼冒險的人，是惡劣環境中的百科全書大師，怎麼可能被所冒的危險所吞噬？
翻開世界的冒險史，植村直己的地位十分隆崇。但他引人注目之處，並非他選擇的各個不毛之地——白朗峰、馬特洪峰、阿空加瓜山、吉力馬札羅山、亞馬遜河、格陵蘭、北極航線等等⋯⋯有多麼絕對的驚險，而且他也並非是第一個身歷其境的人。植村的名聲來自他所採取的方式：一個人、全自助，視仰賴外部援助為一種羞愧，把賺取冒險盤纏的體力活當成一種義務。冒險過程中缺少同伴，不僅冒險任務容易功虧一簣，而且遭遇危險時，完全沒有即時的援助，幾乎等同致命。但一個人獨陷險境，脫困歸來，其內在酬償也是無比巨大，植村直己跨越北極圈的手記《極北直驅》，說的就是這般精采的故事。
有趣的是：在獨身涉險這個議題上，不管東方或西方，都有著兩極的看法。不冒險的人，看待這種孤獨行事之人有如寇讎，因為他切斷了社會紐帶，讓親人陷入了情緒的困境、失落的泥沼；但冒險家們則有另一種對立的視野：身體在各種困難的物理環境中，才得以真正地「認識」到世界，遠遠地看望一座山，在視覺上為之傾倒，並不算認識山；而是必須手腳並用地攀爬過嶙峋的岩塊，在幾次墜落的恐懼中一瞥深淵，跋涉過山徑到體力崩潰邊緣，這才識得山體之一二。老道的登山客屢屢克服險境，總覺得身體不再受限於自然的宏規，而有一種自由似的暢快，特別是對立於山下文明世界裡的各種老套常規、綑綁束縛，山上的生活具有淋漓盡致的掙脫鮮意，一上山，便不再容易下得山來。
十九世紀中葉，愛爾蘭籍著名的阿爾卑斯山區地質學家約翰．丁達爾（John Tyndall）稱呼這種矛盾交加的經驗為「死亡與美麗的世界」（the world of death and beauty），他在進行冰河研究時，常常在理性測量數據之時，分心於攀登的興奮與快感，而自我疑慮為何會受危險所吸引。他所不知的是一個新時代場景正緩緩升起：英國山岳界原先追求安全登山的主流，正悄悄地被另一種追求風險派所取代，阿爾卑斯山一座座未登峰快速地被英國來的冒險家攻克，每一條新路線的首攀，都是自我新生命的重新打造，冒險讓都市生活裡呆滯、反覆的機械人生，重新擁有一種日新又新的感受。一八五七年英國山岳會（Alpine Club）的成立，對應的正是中產階級裡這種心智與性靈的自然化趨勢：我們眼前的世界，並非是用來冥想沉思的，而是要以一個「身體化的主體」（embodied subjects）之態勢來面對，主動地進入自然，讓自然川流過我們全身，反過來建立起吾輩生命的意義感。
山岳會的第四任會長萊斯利．史蒂芬（Leslie Stephen）——他另一個受人矚目的身分是作家維吉尼亞．吳爾芙的父親，在他一八七一年的著作《歐洲的遊樂場》（The Playrground of Europe）中，曾以這樣的文字來描繪他的身體與大山連結的興奮之情：
白朗峰在哪裡結束，而我又從何開始？這真是個問題，而且從古以來，沒有一個形上學者能成功地回答它。但至少，這兩者的關係是緊實而且親密的。它，是那碩大器械裝置的一部分，而我身體的骨架也無可避免地捲入其中⋯⋯。這整個宇宙，從星辰、地球到山岳，乃至爬伏於山腳下的昆蟲們，都是永恆互動力量網絡的一員。
於此簡介十九世紀末英語世界裡冒險思維的轉變，或許有助於解釋植村直己為何這般執著於「孤獨一人的冒險」。在當今大眾社會中，許多冒險都是某種功成名就的行動，這是一種「為著他人的冒險」，冒險家在自然險境中思慮的仍是人際世界裡的功名排比，因此安全仍是他們首要在意之處，唯有安全歸來，才能成功提取冒險的紅利。但植村直己所代表的顯然不同，「植村流」是發端自十九世紀末英國現代性的「為著自己的冒險」，冒險是為了讓自己能跟大自然中最決絕的處境建立起意義的連結，冒險者咀嚼著身體所渡受之最痛苦的經驗，感受到自己超脫天地之匡限，得到了現象學所推崇的「自由之極境」。因此，他們抉擇的是前無古人的真正冒險，有了「內在自由」這種偉大浩瀚的意義報酬，冷峻的死亡便不會構成真正的威脅，即便大自然提取他們的生命之際也絕不留情。植村直己執著地選擇「獨攀」、「獨行」、「獨航」這種solo的方式來探險，在於他每分每秒都經驗著新事物（在一九七八年那期雜誌最動人的段落，是他幫懷孕的雪橇狗分娩，保存了四隻小生命），生命沒有一絲蹉跎，而且應對進退（譬如鋸開冰脊讓雪橇通過，架設冰橋度過浮冰），生命又有所長進。
從現象學的角度看，植村直己是幸運的一員，他只有一百六十二公分高，但出身於農家的童年，讓他與自然間有了「傾向性的聯繫」（intentional connection），自然裡的萬物對他都有靈性，這麼矮小的身軀背起四十公斤重的莊稼也毫不吃力，所以一旦他來到異國他鄉，憑著對環境的敏感、融入的熱忱，很快地變熟門熟路。他雖然只活了四十三歲，但每一刻都精采，人生經歷的庫藏量也許超過尋常人好幾百歲。
這本《我把青春賭給山》，是他在一九七一年出版的第一本自傳，那時他剛完成幾座顯要山峰的獨攀，但千萬別誤會它是本意興風發的書，植村說的是：在文明人認為的艱苦環境中，他如何在自然裡，逆向著發現自己生命意義的故事，沒錯——「一個人的內在自由」，正是現代人仍應手捧此書的關鍵字。
一九八八年二月，來自阿拉斯加首府安克拉治的登山家維儂．特哈斯（Vernon Tejas），成功完成德納利峰冬季攻頂並平安下山，成為第一位能述說這座大山獨行冬攀故事的人。在一本描述他登山故事、名為《險峻冰階》（Dangerous Steps）的書中，他這麼回憶：孤獨一人置身山中，被暴風雪困住動彈不得，卻不時地想到四年前在此失蹤的植村直己，我躺身於五千一百公尺高的一個雪洞裡休息，突然感覺到一片和煦的微風吹過，我用日語向植村說了一句「早安！」，「我感覺到他的精神就在那個高處。」
植村直己是一位小巨人，他的每一個身影都值得追隨，你看著他的故事掉下眼淚，不是因為劇情百轉千迴，而是自己的生命被啟發了，從原本那個幽闇困頓的盒子裡，知道了外邊有光，雖然冰天雪地，雖然陸海蒼茫，雖然死生一線。
堅毅若岩、柔情似雪、透澈如冰，為夢想而活的冒險靈魂 雪羊（知名登山部落客）
二十九歲時，你擁有什麼？一份穩定的工作？第一張償還中的房貸契約？還是周遊列國、奮力實踐青春的夢想清單後，除了回憶與經驗，物質上一無所有的回到故鄉呢？
人不輕狂枉少年，然而多少人把青春押在各式豪賭上，卻僅有多少人，得以終其一生不斷實踐自己的夢想而活？植村直己，就是這樣一介傳奇，一個備受日本人敬愛，卻從不覺得自己有多了不起的人物。然而年少時，他也曾在前往南美洲的船上，質問過自己的前程：不明所以的流浪，也沒有耀眼的工作能力，更十分明白自己所做的一切冒險，都只是年輕時的遊樂與熱血罷了。這位日本近代最偉大的冒險家之一，也和我們一樣，苦惱過如何融入主流社會的生活樣態？忖度著結束那夢幻的「壯遊」之後，自己該何以為生？
植村直己的少年故事，能給正在逐夢的人們巨大的鼓舞與啟發，他將自己的青春用最簡陋而大膽的方式，豪擲在世界各角落雄偉高峰上的身影，定會與懷抱夢想之人產生相當的共鳴；而那些旅途中的自我提問，更將激發檢討自身為夢想的付出、與所追尋的目標究竟意義何在的思辨。與其說他是登山家、冒險家，不如說他是個夢想家，只為實踐下一個夢想而活著；當人們覺得他到達巔峰之時，他總能激發出新的夢想，將經歷化為能量，繼續往下一個目標前進。我們能看見一個把物質欲望拋在腦後，奮力工作只為了下一次挑戰的靈魂，如何把握一次次機會，將片段的自我娛樂轉化為一以貫之的登山精神。
而超越半世紀依然讓無數人動容的，是他所散發的逐夢光輝、放手讓想像飛翔的勇氣，以及旅途中一再感謝各種貴人並推辭功勳的純真情感。他的成就不是來自追求成功，而是來自實踐一個個沒有人做過的夢。
一九六○年代，民國五○年代，是一個蒸氣火車還在跑、十大建設還要再等十年、因戒嚴而禁止的出國旅遊也還要再等十幾年才迎來開放的時代，臺灣登山界甫從戰火陰霾中走出，剛剛開始復興登山運動。當我們的前輩還在踏勘高山路線，「百岳」尚未選定前，二十三歲的植村直己大學一畢業就帶著僅存的一百壹拾美元積蓄，連工作簽證都沒有就搭上前往美國的船，開啟了冒險人生。他做的事超前世界數十年，在那個經濟勃發的繁榮時代，無論對哪個國家來說，這都是非常違背主流的選擇。
就算是資訊發達、國際交流稀鬆平常的現代，又有多少人，敢將自己的青春歲月梭哈在這十賭九輸的外國打黑工生活上，縮衣節食只為一圓自己的高峰攀登之夢呢？
植村直己對冒險、對山的熱愛，在這本用淺白輕鬆字句寫成的自傳中表露無遺。他純粹而柔軟的冒險靈魂，總是為他人著想、總是對外援與命運心存感謝，你看得見那股冒險家必備的熱血與衝動，愈是嚴峻的挑戰愈是無所畏懼，但也同時感受得到他那份標準日本人「不想麻煩別人」的心，以及「榮耀不必在我」的謙和。在那個世界登山圈爭先恐後將「第一」的桂冠戴上頭頂的年代，驅動他走向山、以背包客的方式流浪各國，甚至順亞馬遜河漂流六千一百公里的並不是榮耀，而僅僅是自己那份想爬山、想冒險、想一探究竟的熱情。
「登山不可以優劣視之。簡單來說，即使是健行的小山，只要登山人在走完之後，留下了深深的記憶，這就是真正的登山。」我非常喜歡植村直己這句對於山的態度與總結，也是我登山以來，從偏重大山，到欣賞每一座教山的心路歷程。這樣的柔軟也是植村直己最大的特色——他不是英雄，也不是詩人，不若鹿野忠雄博學多聞、也不像彼得・博德曼（Peter Boardman）擁有詩人般的文筆和並肩挑戰極限的隊友，他僅有的是那愛山的質樸、傾盡所能也想走一回的熱情與堅定，還有總是將榮耀歸屬於貴人與團體的謙遜溫柔。
能在耗費巨大成本的高峰遠征隊中竭力配合指揮，從不主動爭取「第一」或「代表」位置，就算獲選也一次又一次打從心底認為榮耀應歸屬於團體，甚至在日本人從未踏足的峰頂也禮讓前輩先行等等，都是登山家中極其稀少而可貴的騎士精神，也正是植村直己那「有所求卻無所求」的豁達——只要去過就好了，論功行賞或他人的讚美等等，根本不重要。山是為自己而爬，所以他才一生奉行「獨攀」這種盡可能不麻煩他人、也不必煩惱隊友或計算功績，可以自在探索自己的極限，並一次次從那些看似不可能的挑戰中歸來。
臺灣登山運動蓬勃發展的後疫情時代，血氣方剛的少年們或許也曾有所迷惘——世上好像再無顯赫的登山成就或未竟的冒險可追尋，那我們在追求登山的價值與夢想時，到底該何去何從？我想，書中的另一句話，或許能為我們指引方向：「在別人完成之後才做就沒有意義，而且做這件事不是為了別人，是為了自己。」
沒有什麼比義無反顧追夢、用青春來豪賭的植村直己，還能代表一個大學畢業生對所愛之事的執著了，那是一種超越物質欲望與社會價值的叛逆，去做「那個時代還沒有人做過的事」。只要視野夠廣、勇氣夠足，找到屬於自己的「沒有人做過的事」，那麼你為了追求目標而傾盡一切的努力，就能為人類文明或國家視野注入新的想像空間，在以青春為賭注的賭局之中，拿到和那些偉大名字相當的起手好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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