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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徵求有驚喜
【第三章】救國之道身體力行（1924-1937）
第二節 投身軍政，斡旋統一
孫中山制定的建國方略，將革命進程分為「軍政」「訓政」和「憲政」三個時期，褚民誼是孫文主義的積極支持者和踐行者，回國初期，身在學校，卻心系革命大局。
孫中山逝世後，1925年7月廣州國民政府成立，為掃平陳炯明殘部等地方軍閥的騷擾破壞，舉行第二次東征。褚民誼回國代理國立廣東大學校長五閱月後，如右圖所示，毅然出任東征軍總指揮部軍醫處處長，參與討伐。[3.7]1925年雙十國慶日，廣州國民政府召集各軍政機關人員舉行慶典。（「廣州民國日報」1925，10，12）褚民誼戎裝出席，其會後留影現展示於廣州「黃埔軍校舊址紀念館」。
東征勝利結束，他又回校擔任廣東大學剛接收成立的醫科學院院長。他在該院學生會10月18日舉行的歡迎會上講演道，「兄弟何以要犧牲一半的精力，去辦東征軍的軍醫事務，這就是因為東江殘逆阻礙了廣東的統一、中國的和平。若不早為肅清，廣東自不能統一，中國亦無從到光明的自由平等之路，即吾等的經費，亦將無著落。」他還為今後的北伐謀劃，提出「再擬辦一軍醫學校，造就軍醫專門人才。其入學資格，則以在本校畢業者為限，畢業期一年……尚望諸君踴躍加入」等云。（[2.8]第28期）
廣東和廣西統一後不久，國民政府任命蔣介石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統兵北伐。此時汪精衛在國外養病，由張靜江代理國民黨中央主席，於7月4日召開國民黨臨時全體中央委員會議，包括褚民誼在內的在粵36位委員出席，議決發表國民革命軍出師宣言等事項。7月9日在廣州舉行國民革命軍誓師典禮。（「申報」1926，7，11）此時的褚民誼本擬辭去署理廣東大學校長，繼續東征時的職務，北上討伐。在7月1日披露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組織系統中，其軍醫處亦標明由褚民誼或郭琦元擔任。（「申報」1926，7，7）但由於新任校長戴傳賢未到校，直至9月4日他的辭呈才獲批准。蔣總司令於10月18日密電廣州，正式「委任褚民誼為本部軍醫處後方留守處長」。（「臺國史館」002-080200-00006-058-001）
隨著戰爭迅速向北推進，褚民誼奉派於12月初隨中央第二批出發，經湖南到南昌，向武漢進發。（「申報」1926，12，12）據他回憶[1.47]，當時同行的有「孫夫人宋慶齡、宋子文、蔣作賓、陳群諸先生及蘇俄最高顧問鮑爾庭（鮑羅廷）等。」還發生了「途經江西過一大木橋時，橋塌，人馬俱墮河中」的險情。繼南昌、九江和武漢被攻克，北伐軍又於1927年初佔領杭州、南京和上海，完全控制了長江中下游地區，北伐取得決定性勝利。
值得提出的是，與此同時，共產黨在湘鄂贛地區伺機發起的暴動愈演愈烈。在南京國民黨實行清黨以前，褚民誼曾被蔣介石祕密派往北京執行任務。嗣後，他在北伐勝利，因公務重登故地，於1929年9月30日在河北省黨部總理紀念週上致詞時披露稱：「前在軍閥盤踞北平時，兄弟曾祕密到過此地。「記得國軍到南昌後，正是共黨猖獗時代，蔣介石同志命兄弟由贛來平。於十六年（1927年）二月初由贛動身，先到上海。當時因津浦路之不便，遂搭日本輪船到津，祕密來平。先到法國醫院晤李石曾先生，時為二月十七日，並帶來蔣主席致李先生的信件。信中主要事件，就是鮑羅廷之撤回的問題。因為鮑羅廷到漢口以後，更為跋扈異常，非設法請俄政府將其撤回不可。過滬晤吳稚暉先生，吳先生亦頗謂然，惟主慎重將事。到平後，告知李先生。彼亦以為辦理此事，頗為困難，必須籌一極完善辦法方免他慮。同時上海罷工風潮一日數起，解決鮑氏誠感困難。惟因事機急迫，遂與李先生改裝乘汽車祕密到津，二月底乘日本船到大連轉赴上海，三月二十日到南京，總計在平共住十餘日。」（「華北日報」1929，10，2）
1927年4月18日國民政府奠都南京，推舉胡漢民為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上圖是4月18日在南京江蘇省議會舊址舉行國民政府成立典禮上的合影，褚民誼位於蔣介石左側，照片刊登在「偉大的蔣主席」（鄧文儀主編，南京國防部新聞局，1946年）一書中。接著國民黨寧、漢、滬三方於9月15日在南京召開聯席會議，議決成立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改組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並在南京紫金山側小營大操場閱兵台前舉行就職典禮，褚民誼亦位列其間，其合影見「良友」[2.9] No.19（1927，9，30）。
在戰爭勝利進軍過程中，國民革命軍迅速發展壯大，由出發時的六個軍發展為四十餘軍。自寧、漢、滬三方組成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以來，軍隊和地方政府相繼做出新的任命。在此期間，褚民誼頻繁奉命代表中央黨部出席授職典禮，進行監誓和訓話。
褚民誼先後參加完劉峙和顧祝同兩軍長的就職典禮後，於1927年10月4日呈中央特委會常委會的報告稱，「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劉軍長峙於本月一日上午十時在上海特別市政府前行受職宣誓典禮，國民革命軍第九軍顧軍長祝同於本月三日上午十一時在常州公共體育場行受職宣誓典禮，民誼謹代表中央黨部出席監視劉、顧二軍長之宣誓，並致訓詞，其大意：國民革命軍是黨的武力，要遵照總理建國大綱，奉行三民主義，服從黨紀與軍紀，本親愛精誠，使黨的武力與人民結合，為人民除暴，使黨的武力為人民的武力。」（「臺黨史館」漢15647）這兩個軍皆為蔣介石嫡系主力部隊，「申報」和「圖畫週刊」[2.7]等媒體對此事均有詳細報導。
接著，褚民誼又於是月在監誓26軍軍長和浙江省府委員就職後，復命稱：「本月八日上午十一時，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軍副軍長兼代理軍長陳焯同志在上海閘北止固路軍部受職並宣誓。雙十節正午浙江省政府委員（除朱家驊、馬寅初、陳其采三委員未到外，其餘何應欽等七委員均到），在杭州省政府大禮堂受職並宣誓。本委員受中央特別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托，均出席代表中央黨部監誓及訓詞。」（「臺黨史館」漢15664），此外，時任第十三軍軍長和淞滬衛戌司令部參謀長的張定璠，受職兼任上海特別市市長，於11月1日補行宣誓，中央特別委員會致函時在上海的褚民誼，委派他代表中央出席其任職典禮，監視訓話。（「臺黨史館」漢4310.2）如此等等。
1928年12月29日張學良宣佈「東北易幟」，國民政府基本實現了全國統一。當時散佈各地的軍隊百餘萬，軍費開支龐大，為了整頓和裁減軍隊，國民政府於1929年1月10日宣告成立國軍編遣委員會，由分設在各地的六個編遣區辦事處予以實施。褚民誼在3月5日第六次編遣會常會上被指定為第四編遣區辦事處的黨代表。該區辦事處的主任和副主任分別是白崇禧和胡宗鐸。[3.54]嗣後，由於李宗仁、李濟深、白崇禧等人發動兵變，至使第四編遣區辦事處無法開展工作，於4月1日奉國民政府令撤銷。[3.54] 8月13日中央第31次常會上，亦照准褚民誼提出的辭呈。（「臺黨史館」會3.3/50.34）
作為1926年廣州北伐誓師以後，迄至1928年統一完成期間的有功人員，褚民誼於1936年12月25日獲得國民政府頒發的「國民革命軍誓師十周年紀念勳章」。[3.54]
在北伐勝利進軍聲中，國民革命陣營內部出現了分裂，不但共產黨與國民黨分道揚鑣；國民黨內部也分成若干派系。一度形成了以寧、漢、滬為代表的三足鼎立之勢。褚民誼曾為促進國民黨內部的團結統一，積極奔走，多方斡旋。
隨著革命形勢的迅猛發展，黨內呼籲汪精衛回國復職之聲日熾。1926年10月15-21日在廣州召開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委員及各省黨部各特別區黨部代表聯席會議上，曾做出請汪銷假的決議案，推定何香凝、彭澤民等四人為聯席會議迎汪代表，後又加派了諳熟法語的褚民誼為代表。1927年3月國民革命軍抵定上海後不久，時任國民黨中央代理主席的張靜江又懇切致函汪氏請他回國主政，並派褚民誼攜書代表他和蔣介石，專程赴法迎請。（參見[3.73]一書）褚民誼此行往返險遭不測，他在「褚民誼自述」[1.47]中回憶，「本人正奉派赴法，迎汪先生返國。船到西貢，接滬電謂汪先生已抵滬，即換船東返，一抵滬，疑本人為共產黨即送法捕房。幸本人諳法語而又於離滬時帶有法總領事之證明書為護照，故不及於難。」
3月底，汪精衛回到上海轉赴漢口。褚民誼寫道，「4月18日南京政府成立，於是寧漢破裂，我到漢口去拉攏，沒有擔負政府工作。」1927年4月成立中央政治會議上海臨時分會。褚民誼自漢返滬後，於4月23日第六次委員會上，被增補為委員。（「申報」1927，4，24）是年7月以後，國民黨內各派政見趨於一致，重新走向統一。如前所述，9月15日寧、漢、滬三方代表在南京舉行聯席會議，議決成立統一的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下圖是會前9月10日寧漢滬部分要人會晤後的合影（褚民誼攝，「國聞週報」第3卷，第37期，1927，9，25）。後頁上圖是當時集合在南京的國民黨要員的合影，褚民誼坐於前排右端。（[2.9]No.19，1927，9，30）
在嗣後9月19日舉行的特委會第三次大會上議決，推定特委會常務委員汪精衛、蔡元培和謝持，秘書長葉楚傖，並推定中央黨部各部委員。其中，褚民誼、吳鐵城、孫科、林煥庭和宋子文任商民部委員。（「申報」1927，9，20）爭取商民的支持，積極籌集款項，是當時國民革命之急需。褚民誼被推舉為商民部主任，在寧常川辦公。他在10月14日召開的第一次部務會議上，著重闡發了「農工商兵學大聯合革命」的主張。（「申報」1927，10，17）
為了準備北伐勝利結束後，及時從「軍政」時期轉入「訓政」時期，10月17日中央特委會第六次會議議決，推鄒魯、褚民誼、傅汝霖先行擬具訓政實施方案委員會組織大綱。經特委會批准後，褚民誼等五人即被指定為該委員會常務委員。（「申報」1927，10，19；27）
為了進一步實現黨內的團結統一，及時召開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便提上了議事日程。為此，黨內各方要員，包括汪精衛、李濟深、何香凝等粵方要人，於11月先後齊集上海，頻繁接觸，熱議即將提交四中全會討論的議題。在12月3日舉行的第一次四中全會預備會上，為了填補中央委員的缺額，當即通過由褚民誼、何應欽、繆斌等十名候補委員予以遞補，並公推褚民誼負責組織秘書處（褚民誼和邵力子分任正副祕書長）。（「申報」1927，12，4）嗣後，由於對許多重要的黨政問題分歧嚴重，12月17日汪精衛離滬赴歐，四中全會由蔣介石負責籌備召集。會議地點確定在南京後，秘書處即先行於31日由滬遷寧。1928年1月4日，蔣介石偕國民政府主席譚延闓由滬抵寧復總司令職，於次日通電全體中央執監委員赴寧開會。嗣後一度由於出現彈劾粵方委員案而激起波瀾。（「申報」1928，1，8）蔣介石曾派邵力子赴滬催請何香凝等粵方代表來南京參加會議未果；遂又派宋子文、褚民誼攜蔣函再度赴滬促駕。褚民誼分別面晤在滬未決定赴寧出席會議的十餘名中央委員。經解釋後，何香凝等五位粵方委員於11日晚與褚民誼同車赴寧，使到寧的中央執監委員明顯地超過法定人數。（「申報」1928，1，11-13）經過一段時期的醞釀和提案準備，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終於1928年2月2日在南京順利開幕。下圖是開幕典禮時全體與會中央執行委員的合影。[3.62]
本次大會最重大的任務，是解決黨內糾紛，改組黨和政府的組織。褚民誼在2月3日的大會上提出改定中央黨部組織標準案，「申報」於1928年2月4日，對該案詳予披露。提案首先分析了過去中央黨部組織標準的弊端，他以掌商民部的經驗說明，除在理論上助長階級鬥爭觀念的傳播以外，在實行上亦極易引起糾紛。為了喚起民眾共同奮鬥，以實現黨的奮鬥目標，他提出，中央黨部的組織「除組織、宣傳、海外部仍維現狀外，其餘農、工、商、青年、婦女各部，即應悉予廢除，改設德育、智育、體育、群育、美育五部，訓練民眾，必使心身健全，國無莠民，而前此以階級、職業、性別分部之弊，亦即自然取消矣。」接著他分別就德、智、體、美、群五育對培養人之重要作用，闡述了設立五部之理由。這個提案可以說是他在黨內提出五育全面發展教育思想之首篇。（關於他的教育思想詳見第三章第九節）
如前所述，自1927年9月起，褚民誼相繼被委以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商人部主任和訓政實施方案委員會常務委員等職。在「北伐西討均甚順利，黨既清而又合」，國民革命從「軍政」轉入「訓政」時期的情勢下，他出於自己的秉性，更希望以己學之長，造福社會。遂於11月提出了辭去本兼各職，赴法繼續致力於學術研究的請求。消息傳出後，中央商人部同人再三請他打消辭意。中央特委會回函稱，經「本會第九次會議討論，簽以執事效忠黨國，素具熱忱，此次本會成立，多方擘畫，尤著勳勤，際茲時局艱危，尚望勉抑謙懷，共圖匡濟」，予以挽留。（「申報」1927，11，17）與此同時，南京國民政府常務委員譚延闓、李烈鈞、蔡元培等人，更以他「夙持正義，風節皎然」，力邀他前來主持監察院重組。（「申報」1927，11，24）不久，褚民誼被推舉為中央黨部秘書長，籌備四中全會初具眉目後，1月3日國民政府議決，派他「赴法國切實調查衛生事宜，俾以後政府整理衛生積極參考施行。」[3.54]褚民誼接令，在全會順利結束後，即於2月11日從上海登船放洋。（「申報」1928，2，12）
褚民誼此次赴歐考察衛生半年有餘，歷訪瑞士國際聯盟會，以及法、比諸國，除考察國家衛生行政、人民衛生習慣外，還乘此機會宣傳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變革。7月中旬，他應邀到比利時各大學做系列演講。中比大學聯合會於1928年出版小冊子[1.7]，全文發表了褚民誼題為「新中國」的講演，並摘要記述了他在訪問講學期間受到熱烈歡迎的片段。該會得到中比庚款的支持，成立於1927年，其宗旨在於維護和加強比利時和中國知識份子之間的聯繫，總部設在比京佈魯塞爾。褚民誼早在留法期間，就與比利時學界建立了廣泛聯繫，與蔡元培一起被聘為該會的榮譽委員。他此行所到之處，均由各校校長親臨接待，受到包括中國留學生在內的師生們的熱情歡迎。他在演講中，以自己切身的經歷，詳細介紹了由孫中山領導和發動的這場中國革命的主張，及其長期曲折的發展進程，以釋國際上的疑慮。
1928年9月14日褚民誼回到上海，對記者談及此行收穫和今後打算，略云「此次返國，擬對中國之衛生事業，略為進行。蓋訓政開始，百端待理，吾人自願各盡各力，使各事均臻進步。中國衛生事業，以方泰西各國，誠不可同日而語。日內瓦國際聯盟會有衛生組……專門考察各國衛生狀況，進步方法。此次予攜有該組所贈各國衛生狀況（注：據報載材料有兩大箱之多），將來擬公佈於全國，使吾人不到歐美，亦可保知其衛生狀況。又將來尚擬在中央設立中央病院，作大規模之設備。又擬設立巴斯德學院，專門研究各時病瘟疫及治療方法，此或由中法合辦，總之經濟不充裕，恐收效仍鮮。至今後衛生事業，一、應注重社會行政；二、人民的習慣，注重後而加以整理，再呈報中央實施之。」（「申報」1928，9，18）（關於他在中國衛生事業上的作為，詳見第三章第七節）
此外，在他訪歐期間，發生了日軍侵犯濟南的「五三慘案」。日本為掩蓋其罪惡，極力散佈謊言。他聞訊後十分憤慨，立即在國際上針鋒相對地揭露事實真相，以正視聽。回國後，於當年雙十國慶節之際，發文「此行赴歐之感想」（見文集[1.10]），有感於中國的國際地位和處境，總結經驗，向政府提出了若干立足於自強的建議和具體措施。
他的訪歐之行滿載而歸，至此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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