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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中國的南海戰略與亞太區域秩序
林廷輝*
進入21世紀，美國掌控世界的能力在各個新興國家逐漸崛起下，受到了某些挑戰，而世界權力也越來越分散，包括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以及其他新興國家等，近年來在全球經濟高速增長中發揮作用越來越大，與美國之間的硬實力差距不斷縮小，軟實力也有一定的表現，並有迅速增長的趨勢。對中國來說，自鄧小平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力逐漸提升，在國際政治上也不斷尋求其相對應的地位。習近平自2012年接任中國共產黨總書記，隔年年初接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後，其後提出了具有大戰略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將推動「一帶一路」戰略規劃具體化，成立「亞投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也企圖成為海上強國，前總書記胡錦濤在十八大的報告中指出：「我們應提高海洋資源開發能力，堅決維護國家海洋權益，將中國建立為海洋強國。」建設「海洋強國」便成為中國海洋戰略目標，於是，2013年以來中國海警行政組織的改造，大量建造海警船硬體設備，這也使得東南亞國家在面對來自中國的威脅時，與美日結盟並強化其海上能量，成為優先選項。
南海爭議，雖在1930年代就已存在，但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是在1970年代始進入南沙場域，因此，中國的南海戰略及與周邊國家的爭端絕非在習近平接任才存在，但南海爭端涉及到的利害相關國，是主宰與形塑東亞區域秩序的重要行為者，這也涉及到日本在東亞地區的領導地位，因此，日本積極涉入南海事務，並非關注南海海域的天然資源，而是著眼於其在亞太的戰略定位。2016年9月15日，日本防衛大臣稻田朋美在美國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發表演講時表示，日本計畫與美軍在南海爭議水域進行聯合巡航以及舉行雙邊和多邊軍演，以此升級在南海的行動。表達日本願意介入更多南海事務，包括與美國聯合巡航。她也表示，日本對中國在南海地區的領土主權宣示表示擔憂。日本將介入更多的南海事務，包括為沿海國家進行海上能力訓練。換言之，在稻田朋美的講詞中，透露了日本在新安保法通過後，與美國擔負起區域責任的決心，具體強化與提升南海周邊國家的海上實力，包括船艦的建造與人員的訓練等等，都將是日本未來經略南海事務的重點。
本文嘗試以奧根斯基（Kenneth A.F. Organski）的權力轉移理論來論述中國的南海戰略行為，由於目前東亞地區的崛起國與霸權國的關係是大國關係的核心，國際體系變遷的本質，就是霸權的轉移和大國在國際體系權力結構中的重新排列與組合，根據奧根斯基的論點，「修昔底德的陷阱」必然會出現，但當2015年9月習近平訪問美國，強調中美兩國不應掉入「修昔底德的陷阱」（Thucydides Trap），但從國際與區域秩序來說，習近平又曾強調「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雖然雙方可能避免掉入陷阱，但權力轉移的客觀事實是否造就此種誤判，美國與日本顯然對中國在南海區域的作為有所顧忌，面對此一局勢，崛起中國該如何應對？對其南海制權，適逢中美蜜月期，中國大陸占領的做法沒有受到太多的批評。1988年3月，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越南爆發赤瓜礁海戰，前者再度戰勝，並取得赤瓜礁等六個島礁的控制權，1995年又控制美濟礁，從零到有共占了七個小島礁。
戰略是否造成衝擊？對其因此而調整戰略與戰術結果，對區域秩序造成何種影響？中國又會如何自處？為本文所欲探討之重點。
壹、奧根斯基的「權力轉移理論」
權力轉移理論是一個國際關係中關於戰爭的週期性的理論。密歇根大學教授奧根斯基於1958年在其所著《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一書中首次提出， 1980年他和古格勒教授（Jacek Kugler）合著的《戰爭總帳》（War Ledger）一書將該理論完整化。6現實主義者認為，實力是國家動用其人力和物質資源的能力。奧根斯基卻認為，國家的實力或者挑戰現存體系的能力與國家的大小、人口、經濟以及政治發展的速度和時機有關。在現有的國際秩序完全確立，完成了利益分配之後積累了足夠的實力的那些強大而不滿的國家，較有可能成為國際體系的挑戰者。由於主導國家不肯讓給這些國家更多的利益，它們便試圖通過自身快速增長的、與主導國匹敵甚至超越主導國家的實力，改變原有體系的秩序原則，謀求在體系中更符合自身實力的地位，以便享有那些在它們看來自己應得的特權。它們挑戰原有體系的成功，意味著權力由一國向另一國的過渡，標誌著一個新的秩序的開啟。
奧根斯基的這一理論被稱為權力轉移理論。他認為，國際體系並非靜態，而是隨著國家權力與增長率的此消彼長而發生變化。增長率的不平衡，主要由人口數量、經濟生產力和國家從社會中汲取資源的政治能力，及運用這些資源促進國家整體利益過程中發生的變化所驅使。奧根斯基進一步指出，如果一個大國的力量增長到至少為現有主導國力量的80%，則該大國會被看做是現主導國及其國際體系控制力的挑戰者。從實證的角度看，崛起國與霸權國的關係是大國關係的核心。國際體系變遷的本質，就是霸權的轉移和大國在國際體系權力結構中的重新排列與組合。國家不可能永遠稱霸，霸權國的地位遲早會被新興的崛起大國所取代。崛起國堅持以霸權為目標，霸權國則始終緊盯著任何一個可能的挑戰者，其中，最強大的挑戰國無疑是霸權國極度重視的國家。
崛起中的國家為獲得霸權而不斷積聚能量，霸權國則謹慎地保護著自己霸權地位，力圖最大限度地延續這種霸權地位。崛起國與霸權國的競爭與對抗是國際政治鬥爭的軸心，絕大部分國際政治活動都圍繞著崛起國與霸權國的鬥爭而展開，國際社會的絕大部分國家都會受到崛起國與霸權國關係的影響。崛起國與霸權國之間的和平與戰爭是國際體系穩定與變遷的保障，崛起國與霸權國之間的權力轉移是國際體系變遷的基本標誌。因此，國際體系中最主要的關係就是霸權國與挑戰者之間的關係。
奧根斯基認為，崛起國常常對現有的國際秩序不滿，而霸權國又由於是現有國際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因此想要維持現有秩序。這就形成了滿意國家和不滿意國家圍繞著國際秩序主導權問題的競爭與衝突。當不滿意的國家認為有機會通過戰爭贏得秩序主導權的時候，他們就會毫不猶豫地通過戰爭來爭取改變現狀。由此可見，權力轉移理論，將國際關係中一般意義上權力的變更常常導致衝突的歷史經驗和理論總結，從一個側面演變成了可以具有因果聯繫的解釋系統，旨在區分權力的一般性變更和國際體系中主導者與挑戰者之間權力易位，可能產生的特殊權力變更的國際後果，將國際關係中經常發生的權力再分配的重心，定位在主導國家與崛起國家之間的權力關係變化。不過，也有批評者認為，權力轉移理論，雖然在國家層次上建立了較好的分析其衝突與戰爭行為的國家間對位元關係模式，但是權力轉移理論只側重於主導國與潛在挑戰國之間的互動，而拋棄了新現實主義所主張的體系分析模式，也沒有重視對權力分配以及再分配。這樣一來，在該理論的分析框架中，其他國家都成了旁觀者，它們對主導者與競爭者之間的權力轉移關係似乎毫無意義。而事實上，國際體系層次上大國間的權力變更涉及眾多的、不同角色的國家，新現實主義更是特別關注的概念為代表的體系的權力結構，對個體國家的作用。
* 臺灣國際法學會副祕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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