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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徵求有驚喜
呂序
一
從史學史的觀點看，傳統中國史官手執簡冊以記錄史事，內容自然是含括當代之事。其後史學幾經發展，「當代史」、「現代史」依舊是著史者重視所在。例如，孔子以《春秋》褒貶東周諸侯各國數百年的史事，當中有七十餘年是孔子親身經歷的時代；司馬遷作《史記》，以漢武帝太初元年作為敘述的下限，也可以說具有「當代人述當代事」的元素。這樣的史學傳統，延續到晚近。例如，晚清不單開始大規模地刊印《東華錄》、《籌辦夷務始末》等本朝史料，也有史家完成《聖武記》（魏源著）、《湘軍志》（王闓運）等聚焦於本朝史事的史著。
無可諱言的是，整體看，現代歷史著作雖有「市場」，卻常遭到學院派研究者有意、無意的輕忽，甚至杯葛，以致後來研究現代史的學者，往往有被邊緣化的危機感。1931年，羅家倫發表〈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意義和方法〉一文，即指出「研究中國近代史是實際的需要，也是知識的要求；但是中國現在看重這種研究的很少」，原因有三：第一是因為學者的好古心，覺得材料愈古的愈可尊重；第二是因為恐怕時代愈近，個人的好惡愈難避免，深怕不能成為信史；第三是因為恐怕有許多材料不能公開，史家恐自己的著作不能成為定史。不過，羅家倫強調，前揭三點都不該成為阻礙近現代史研究的理由，畢竟「古代的殘磚斷碣，對於歷史的重要，不見得就高於近代的告示公文」，「須知今日的告示公文，若是保留到幾千年後，將來史學家何曾不是把它當作巴比倫的殘磚、埃及的古碣或是『流沙墜簡』一樣的重視？」其次，羅家倫坦言「時代太近，恐怕牽涉自己的好惡」的的確確是近現代史研究極須顧慮的事。即令如此，羅家倫認為，史學家應該銘記、警惕研究條件的限制，對近現代史著仍不應止步不前，因噎廢食。其後繼掌國史館的黃季陸，主纂《中華民國史事紀要》七十大冊，他的重要主張是「公開史料、便利研究」，並明確提出「當代人修當代史」的口號。現代史研究因此有更多展開的契機。
二
對臺灣來說，長年以來，牽動現代史研究最直接的因素，莫過於1949年中國大陸政治情勢劇變所帶來的社會、文化等層面之影響。1950年代初期，臺灣的近現代史研究，主要是由史政機關和大學歷史系所帶動；不論大學教授或史政機構的主持人，多以大陸遷臺的學人為主。因之，包括近代史研究的臺灣史學界發展，便自然與1949年之前中國史學相接榫。特別是，1950年代之後，「史觀派」在中國大陸掛帥，「史料派」則在臺灣有了傳承。
誠然，1950年代後兩岸政治、社會愈走愈遠，甚至學術也分道揚鑣。以臺灣而言，1960至1980年代，政治氣氛肅剎，學術自由受到一定的約束；當時在以國民革命史為主軸，以反共為國策，其結果自然傾向於諷斥北洋政府的無能，貶抑共產黨的地位。於是，這一時期臺灣反共氣氛濃郁，政治控制愈趨緊密，臺灣史不能碰，中共史碰不得，近現代史多半只能致力於晚清史的研究。60年代之後80年代之前，研究範圍雖延伸到民國，但臺灣史和共產黨史，依然是研究禁地，能開展的空間有限，這是後來臺灣史學界很難找到這方面人才，臺灣不易成為民國史研究重鎮的原因。
所幸在這個階段，臺灣的學術機構如中研院近史所及各大學研究所，史政機構如國民黨黨史會、國史館、國防部史政局等，逐步開放史料、出版資料叢刊、鼓勵研究、召開學術會議，一方面促使革命史學術化，一方面也培植了一些人材。黨史與國史的界限，此時雖不易釐清，抑且若干研究領域依然存有忌諱。不過，以中華民國史為內容的研究成果的確陸續展現，深化了當代人也可以修當代史的觀念，直接間接有助於中華民國史研究的深度與廣度。
三
1980年代，臺灣的政治空氣日漸緩和，歷史研究持續朝向多元化發展；中國大陸則結束文化大革命的動盪，正走向「改革開放」時代。兩岸政治、軍事情勢的劇變，提供了讓學者可以重新解釋歷史的環境，當然多少會影響歷史學研究的空間。特別是，中國大陸雖在思想上仍有所堅持，禁區也未完全撤除，但研究情形已見改善；因之，其學界挾雄厚人力、物力及龐大的資料收藏，研究的成果實難再忽視。
不論是對臺灣抑或中國大陸，由於時過境遷，1949年以前的政治、軍事史事敏感度已經降低，這有利於歷史研究繼續向民國時期向下延伸發展。甚至，隨著時間發展，兩岸的官方史料機構擴大開放限度，或是以不同形式刊布1980年代以前的檔案，亦使新一階段的現代史研究逐漸成為可能。早期研究課題，社會科學史學者最早挽袖探索，故而經濟、社會、人類、法律學者的研究成果顯眼，一時反而看不到歷史學者的成績。另外，必須指出，放眼國際的東西方「冷戰史」，拉長時間才能看清的「二十世紀史」，海峽彼岸及歐美學者早已趨之若騖，但在臺灣的歷史學者似乎還自縛雙手、裹足不前，現代史的研究就只能自囿在原有的窠臼之中，難予邁入新境。
放眼國際學界，歷史學研究有時尚、也有潮流，一波又一波，多半受西方研究流行影響。冷戰的1950年代，俄帝侵略中國史一本本出版，60、70年代喻帝國主義者為敲醒中國「睡獅」的天使，「挑戰與回應」說大行其道。接著大夥兒追風「現代化」理論，臺灣學界也所向披靡，到了80年代之後新文化史當道，流行迄今未止。追趕流行未嘗不好，只是我們的土壤、條件，可能如何成長？橘越淮為枳、削足適履之說，道盡茫然追隨可能的風險。或謂如今西方史學研究以無主流為主流的年代已然降臨，不過，兩岸學者或仍正有前輩學者提及的近現代史研究「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感受，如能藉此作一番省思，未嘗不是好事。
四
栗國成教授學術養成的成熟期，約當臺灣走向開放社會，現代史研究開始可以不要只有一家之言的當兒，故而他早期曾研究過1930年代的學生運動史；又因初生之犢加上有名師指導，陸續發表當時未盡合乎時宜的作品。由於在研究所浸潤於政治學，故對政治史有興趣，焦點自然集中於此。這次他將十篇紮實論文集結成書，名曰《廿世紀中國政治史論集》，正是他對以現代史研究為志業之成果的具體展現。
我上面的一大段話語，實際上是想鋪陳這本書的出版意義和價值。
首先，要對栗教授表示敬意，在那個還不算爽朗的時代，要選擇以現代史為職志，尤其要研究政治史，是需要些勇氣和決心的。更具體的說，首先，書中涵蓋的時間領域，前後百年；就書寫時間言，多半落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後，顯示作者從長時段挑議題，有歷史特殊意涵，也有因關懷現狀之故，不無藉題抒展以澆胸中塊壘者在。突破前輩忌談、難談的國共關係史，把「匪情研究」學術化，即使以知己知彼的現實意義言，栗教授的研究就有開風氣之先的作用，功莫大焉。至若論作中檢視國府倉皇遷臺、喘息未定時的內外危局，如劉自然事件、八二三砲戰，或為集國學尾閭的大師章炳麟討回歷史公平地位，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均為那段歷史、那個時代補足或發出平衝的聲浪；其次，全書十篇論文有七篇屬戰後時期，其中更有兩篇已涉入50年代的歷史，這是此前史家少見涉足之區。可見資料宏富、問題複雜、事多隱晦、人多在世等，反成為研究利基，故此七篇文章分別涉及戰後國共關係、東北接收、1949年中共政權與「江西經驗」、民國憲政經歷、中美臺三角詭譎關係重要歷史的釐清，不能不說對戰後中國研究確有推波助瀾的作用。此外，書中有關中共江西時期與客家關係，以及毛澤東江西時期政治經驗與1949年中共取得大陸政權過程的歷史比較論述，具有開創性的研究意涵，很教人刮目相看。另外、從文字看，栗教授的學術研究走的是史料為主，不隨理論起舞的路線。論作除了大量利用地方誌作取材對象外，在史政機構甚至還沒把史料上線前，已孜孜矻矻的在史料堆中逐條追索。利用國史館庋藏的「蔣中正總統檔案」（學界習稱的「大溪檔案」），其中的革命文獻和特交檔案，均多所利用，當然行政院的原始檔卷、蔣中正日記，近史所的外交部檔案也不會漏失，運用史料多能捷足先登，確是一大特色。西方流行的史學研究理論的運用，一如前述，除了有水土不服的可能外，「取代」現象也會令借用的學者心生困擾，1980年代中研院近史所的大型區域現代化研究，風光開始，草草結束，與西方學界「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的出現，不無關係。或許栗教授大量利用新出土的史料，穩紮實打，從歷史研究中得出歷史意義，仍是史學研究的長遠可行道路之一。本書諸多論述的價值，讀者當可細心體會。
現代中國正值近代轉型時期，政治雖非轉動時代轉變的唯一主力，但絕對是難予忽視的一環，栗教授這本書的許多論作，跳出傳統政治史研究的窠臼、陷阱和瓶頸，能點滴累積，又能獨闢蹊徑，洞見時局變遷關鍵，正見功夫。每篇論作，均值得細讀。
謹為序。
呂芳上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
前國史館館長
自序
廿世紀，不論是在中國內部，或在全世界，都是一個劇烈動盪與不安的世紀。就中國內部來說，在1937年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前，先有1912年（民國元年）滿清王朝的被推翻、中華民國的建立；接著有袁世凱的圖謀帝制、及袁死後的北洋軍閥亂政；中共建黨；國民黨「清黨」及北伐統一全中國；毛澤東等佔據贛閩建立「蘇維埃政府」；國民政府五度圍剿贛閩的中共「蘇區」；「西安事變」等等史實之發生。
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本軍閥即積極展開了其侵略中國的圖謀，至1937年「蘆溝橋事變」發生，國民政府終於被迫走上了全面抗日戰爭的道路；國、共關係也因此由以往的敵對，走上了「第二次國共合作」抗日的局面。但中國八年的抗日戰爭，雖在1945年因二戰結束而贏得了勝利；但戰後中國的政局，卻在經濟、政治等層面，呈現了對中共有利、卻對國民政府不利的狀況。國民政府因蘇聯、美國強權的影響，在主權上並不能順利接收全東北；在軍事上，也完全不能壓勝共軍。經過了不到四年的所謂「國共內戰」，國民政府終於被迫退守台灣。
1949年以後，國、共兩個政府雖然形成了隔台灣海峽對峙的局面，但早期的兩岸關係，雙方仍時有戰事，直到1958年「八二三砲戰」結束，這種兩岸隔台海對峙的局面，才算正式形成。從1949年到1979年大陸改革開放之前，海峽兩岸經濟發展的狀況觀察，當時的台灣，顯然優於大陸。自1979年大陸改革開放以後，其經濟發展，也一日千里。廿世紀末葉，台海兩岸的經濟發展，其變化之速之進步，絕非百年前的中國人所能想像，堪稱成就空前。
就世界局勢觀察，廿世紀的變化，其震盪之劇烈，也是空前的。除了廿世紀前半葉，人類歷經了兩次世界大戰以外；二戰以後，由於美蘇兩大陣營的對抗，先後有韓戰、越戰的發生，及其以後蘇聯的解體，中共的崛起等等；任何一件國際大事的發生，無不牽動著世局的變化，當然也包含著對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之影響在內。
廿世紀國共與兩岸關係的變化消長，不僅牽動著世界局勢，中華民國其實也深受國際局勢的影響。廿世紀影響國共勢力的興衰消長，最主要的，當然是日、俄、美三國。這三個國家的對華政策，直接間接影響著國共兩黨的興衰：沒有日本軍閥的侵華，以及蘇聯在政權性質上一定會支持中共的因素影響，則中共是否一定能夠在1949年擊敗國民黨的領袖蔣中正，迫使其退守台灣，只怕還大有疑問。1949年以後，沒有美國的強力支持，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能否一直能與中共，隔著台灣海峽而分庭抗禮，只怕也大有疑問！
由以上所述，可知二戰前後，國共關係的興衰變化，實在與蘇聯、美國對華政策的演變與發展，息息相關！在此前提下，作者歷年來，針對上述諸問題乃有所著墨；先後撰成〈清末章太炎與革命、維新兩派的關係〉（《中山學術論叢》〈第十三期〉），〈美國與一九四四年的國共關係〉（《社會文化學報》〈第七期〉），〈戰後初期的國共關係（1945年8-12月）〉（《國家發展研究》〈第一卷第一期〉），〈一九四六年一至四月國共關於以「國民政府民主化」為中心之權力爭執〉（《政治科學論叢》〈第十七期〉），〈一九四六年國民大會由延會到開會期間的國共爭執〉（《國家發展研究》〈第二卷第一期〉），〈張嘉璈與戰後初期中蘇關於「國民政府接收東北」之談判（1945/10-1946/4）〉（《政治科學論叢》〈第十九期〉），〈1957年台北「劉自然事件」及1965年〈美軍在華地位協定〉之簽訂〉（《東吳政治學報》〈第二十四期〉），〈一九五八年「台海危機」期間台、美、中之反應與互動〉（《國家發展研究》〈第四卷第一期〉）等論文，在學術期刊上發表。
惟以上各文，均在不同時間、刊物發表，散落各地，且時間亦難免久遠；加以作者復又撰有未曾在任何刊物發表的論文，如：〈中共「江西時期」與客家的關係（1929-1934）〉，〈毛澤東「江西時期」的主張、作為與1949年中共取得中國大陸政權的關係〉等文；因此乃決心將以上各文，彙整為一册，以利讀者閱覽。本書所列論文，對於中華民國國運演變的曲折軌跡，以及其所以致此之由，等於作了部份簡要說明。本書所列論文，參閱引用《蔣中正總統檔案》文件、美國國務院《外交關係文件》、中共官方出版品及文件之處甚多，均屬第一手史料，允為本書特色，尙希讀者留意；亦祈方家先進，不吝賜教。
本書大部份文稿撰作期間，家父母均還健在人世；值此付梓前夕，則均已歸道山。謹以此書 敬獻於先父 汝棠公，及先妣 劉太夫人諱淑婉靈前，以為永恆的紀念。
本書付梓前夕，承國史館前館長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前所長呂芳上教授，慨允惠賜序文，作者實深感佩。作者與呂教授相識於青年時期，友誼歷久彌新。呂教授為國內少數研究中華民國史的權威學者，對拙著頗多謬獎，愧不敢當。呂教授主政國史館期間，成績非凡；最令作者敬佩者，厥為在他主編下，完成《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十二鉅冊之出版，書中大量引介截至目前為止，尚未能公開發行的《蔣中正先生日記》，其嘉惠於中華民國史的研究，殊非淺鮮。謹向呂教授表達崇高的敬意與謝意。
栗國成
2021年3月謹序
2024專利防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