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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倫敦通信協會
法國大革命
作為一種促進政治變革的手段，現代意義上的和平示威，誕生於法國大革命時代的倫敦。孕育她的一連串事件，則有更深的歷史淵源，可上溯至大憲章、向英王申冤的請願權、以及17世紀英國的憲制鬥爭。但卻是法國大革命時代（狄更斯稱之為「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的戲劇性與鬥爭激情，最終使其呱呱墜地。1795年6月29日下午，泰晤士河南岸南華克區的聖喬治廣場，倫敦通信協會在此舉行公眾集會。過往兩個多世紀的偉大抗議運動，均從1790年代倫敦這些抗議者的想法和策略中，獲得靈感。阿拉伯之春、天安門學運、馬丁．路德金的「民權進軍」、聖雄甘地的非暴力抵抗和食鹽進軍，以及女性參政權運動，都從中獲得啟示。
聖喬治市集已不復存在。昔日大象與城堡和滑鐵盧之間的草地，早被聖喬治廣場四周不倫不類的街衢建築所湮沒。但在18世紀，這裡卻是倫敦主要的露天集會場地。1759年，循道宗牧師喬治．懷特腓曾在此向大眾佈道。1768年5月10日，一批「威爾克斯和自由」的支持者在此集會，聲援被囚於附近王座法庭監獄的約翰．威爾克斯，最終遭士兵驅散並導致傷亡。1780年，喬治．高登勳爵號召新教聯合會會員在此集合，遊行到國會請願反對解放天主教徒。國會拒納請願書，引發18世紀倫敦最嚴重的一場騷亂。
與威爾克斯或高登集會不同，倫敦通信協會的集會善始善終。《晨報》報導「昨日下午約兩時，逾五萬民眾響應通告，在聖喬治市集集會，呼籲進行國會改革。約三時，瓊斯醫生主持了集會……」。「集會勸誡會眾戒酒克制，維護公德，我們對此表示讚許。作為我國最大型政治集會之一，所體現的節制，樹立了典範。」報章描述了集會講者宣講國會改革之必要性；為達目標須保持「秩序與禮儀」；宣讀措辭溫和的《致國王書》和《致全國同胞書》。圍觀者有的坐於馬背，有的從周圍樓上觀看遊行。報章亦提到，王座法庭監獄的獄卒、皇家騎兵衛隊均持械防範騷動，倫敦及薩里民兵亦待命隨時介入。
《晨報》報導描繪了集會緊張氣氛。它暗示卻未解釋（因當日讀者都明白）—改革者與擔心改革蛻變為騷亂及革命的人士之間，衝突一觸即發。
「大陸」、「君臨國會」
此前六年，巴黎暴民攻打巴士底獄，掀起法國大革命。渴望改革英國腐敗政體的人都覺得，由改革派主導，推翻各種濫權和貴族、教士特權的大革命早期階段，是啟蒙、楷模。他們憧憬，既然法國能如此驟變，英國或也能同樣迅猛變革。儼如詩人華茲華斯名句「生命的黎明是樂園，青春才是真正的天堂」。
1795年的英國，並不像革命前夕的法國那樣，實行專制獨裁統治。英國政體是有限君主立憲制，由「君臨國會」統御，人人須守法。該政體是經光榮革命和1688年《權利法案》（剛好一個世紀前）建立。《權利法案》本身又是早前一個世紀斯圖亞特王朝與人民鬥爭的高潮。在法國，巴士底獄陷落前，官員可匿名簽署秘密逮捕令，不加審訊即可禁錮平民數年。英國卻無這種秘密逮捕令。在18世紀英語交談中，「大陸」與「獨裁」近義。對於英國享有的自由，廣大國民引以為榮，觀念根深蒂固。不過，法國大革命風暴，確也暴露出英國政體存在的諸多濫權及缺陷。
其中最刺目的缺陷，莫過於18 世紀英國國會的「腐敗選區」（以金錢或人情換取國會席位）。地主議員投票時著眼私利，罔顧廣大國民福祉。食物昂貴，靡費巨資支空餉，漠視窮人需要，不願推動任何妨礙既得利益的改革，選民範圍狹小（僅佔人口4%），將絕大多數國民徹底擋在政治進程外，國會遂成為箭靶。
然而，隨著法國大革命升級，英國的改革前景卻轉黯。到1791年，極端雅各賓派將溫和改革的吉倫特派踢出國民議會，大革命蛻變為血腥暴政。原有制度全被推翻，大批無辜者被一車車拉去砍頭，罪名僅是「出身敵對階級」。英國人初時對大革命的嚮往煙消雲散。很多人轉念認為，在英國啟動改革，恐重演法國之血腥恐怖。1793年，法國廢黜君主制，處決路易十六，令英國人反感至極。
處決路易十六後數日，英法即開戰。英國傳統的反法情結，更加重英國人對法國大革命暴虐的懼怕。在英國鼓吹法式革命，轉眼已變為「雙重叛國」—對內背叛建制，對外聲援敵國。
第7章
示威傳到美國
「示威」與「集會自由」
現代人思考「為何我們可以出來示威」時，多數會說「因為這是我們集會自由的一部分」。其實，初時的「集會自由」理念並無關示威，很久以後人們才覺得「示威」與「集會自由」有關。「集會自由」的表述很出名，因為它被載入美國憲法，但它最初含義是指公民擁有參與國家或州立法機關的正式會議，討論議題的自由。
美國是首個採用成文憲法的國家。設立成文憲法的構想，源自組成美國的各北美殖民地。美國獨立戰爭之前一百五十年，北美洲沿岸的首批細小英國殖民地須決定怎樣自治，慣例是採納一份管治憲章或基本法。1639年康涅狄格開創此先河。1647年羅德島率先將若干公民權利載入其憲章。在此背景下，大陸會議於1779年批准《美國獨立宣言》後，順理成章準備為這新生國家制訂一部基本法或憲法。
獨立十年後，國會於1789年批准十項憲法修正案（總稱權利法案），將公民權利載入憲法。但直至1804年標誌性的馬伯利訴麥迪遜案，美國最高法院才確認違憲行為「可訴」——人們可通過打官司取得法庭命令，宣佈某項法律或行政決定因違憲而無須遵守。這項裁決對於美國乃至全世界的未來都產生根本性的影響。假若馬伯利訴麥迪遜案裁決相反，美國憲法就僅是海市蜃樓的空想，因為條文無直接法律效力。馬伯利訴麥迪遜案開創了憲制性法律的範疇，因它裁定——法律或政府行為若與憲法條文抵觸，就可能被法庭宣佈為違法。這一觀念已從美國傳佈到其他許多國家。但仍有些國家如中國，雖然多項權利被載入憲法，卻無法強制執行，依舊是畫餅。
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十項權利法案修正案的第一項）廣為人知，但其歷史本源則常被忽略。
第一修正案規定「不得剝奪人民言論出版的自由、和平集會以及向政府要求申冤的權利」。
現在該條保障了在美國舉行示威的權利。然而，直到1960 年代馬丁．路德．金領導的民權運動引發的最高法院案例，這項保障才得以確立。在美國大部分歷史中，集會自由並未包括示威權。
1789年權利法案保障集會自由之目的，是保障國家立法機關、國會及各州的州立法機關免受外來干擾。這點很重要，因為在獨立戰爭前，正是麻薩諸塞（麻省）的殖民地議會組織了對英王喬治三世的抗爭。組織波士頓茶黨的薩繆爾．亞當斯就以此為根據地。喬治三世派駐麻省的軍事總督托馬斯．蓋奇將軍取締了麻省議會，並宣佈其集會為叛國罪。而英國1352年《叛國罪法》將叛國罪具體精確地定義為「謀害國王或暴力推翻其政府」的行為。所以該宣佈根本是非法。蓋奇的行徑激怒了北美殖民地的民眾，成為獨立運動的導火線之一。因此，保障國家及州立法機關不受干擾集會的權利，遂成新生美國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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