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在自由的書寫中旅行：娥蘇拉・勒瑰恩與《轉機》
◎曲辰（作家）
我猜想，你是娥蘇拉・勒瑰恩的書迷，才會在書店書架上或是網路上看到這本書時，馬上拿起來翻看或是點開網頁想搞清楚這本書在說些什麼吧？
如果你是「地海系列」（Earthsea）的讀者，你期待的應該是一段以舒緩如詩的語言所訴說的，發生在遙遠地方卻又如在眼前的神話故事；如果你是她的科幻小說讀者，那你期待的大概會是像《黑暗的左手》（The Left Hand of Darkness, 1969）或是《一無所有》（The Dispossessed, 1974）那樣帶著批判眼光的關於異世界的書寫。無論如何，你都很清楚，她獨特的文風與風格化的展開故事的方式，總是可以輕易的用故事捎上你到某個與現實並不那麼相同的世界中，沈浸在不同角色的命運裡。
只是，這本《轉機》（Changing Planes）好像不太一樣。故事開篇，敘事者告訴我們，相較於飛機起飛帶給我們對於即將抵達的地點的期待感，「機場」本身則是無趣而沈悶，「是你什麼地方都去不了的地方，是時間不會流動、任何存在都不可能有意義的地方」。而在這種被無趣與加倍的無趣夾殺間的地方，有人發明了時空轉換法，藉由這套方法，每個人都可以在機場任意的往某個「次元」前進，這本書就是敘事者記載了這些次元的旅行經驗的筆記。
相比於小說，這本書似乎更接近遊記；而相比於一段虛構而充滿幻想的旅程，這本書帶著更強烈的現實感，畢竟，我們很難遏制自己在讀的時候將敘事者「我」想像成曾經在網路上看過的勒瑰恩的面孔。這並不奇怪，這本原著出版於2002年，那時勒瑰恩已然73歲，儘管仍創作不輟，還是可以看到她的精力與專注力大不如前，作品讀來總有種簡筆感，作者意圖也稍嫌直白，未如過去的細密掩蓋。這本作品，或許就是她還擺盪在虛構與直抒胸臆中間所達成的妥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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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熟悉西方文學傳統的讀者而言，「遊記」本身就是一個饒富興味的文學類型，不同於我們以為的這類文學總是立基於現實之上，自荷馬《奧德賽》（Odyssey）始，遊記就不必然為真。如果我們把旅遊當成一種我們帶著既定的認知越過邊界，在與「他者」碰撞的過程中發現自己的世界形狀的過程。那相較於真實，如何在我們的現實之外擬造另一層現實，而藉由主角與其相遇以傳達作者的意圖，大概才是遊記最重要的功能。
所以這也就是有人認為，現代小說脫胎自遊記的關係，想想《唐吉軻德》（Don Quixote）跟《魯賓遜漂流記》（Robinson Crusoe），這樣的論斷似乎有幾分道理。
只是我在這邊想提醒大家注意的，則是另一本也稱得上家喻戶曉的《格列佛遊記》（Gulliver's Travels）。
如果你只讀過這本由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所寫的兒童版改編本，那你可能只會記得小說中強調格列佛因為到不同的國家遇到不同體型大小的人而發生的諸多趣事。但實際上，作為愛爾蘭人，他將英格蘭的霸道蠻橫，以及黨派的互相征伐全都化成了故事情節，我們甚至還可以看到他賦予了小說中格列佛所經歷的每個國家不同的政治體系（例如小人國是貴族議院制度而大人國則是人民直選），來闡釋自己的政治理念與期待。
有沒有覺得很熟悉？這幾乎就是勒瑰恩最擅長的事，無論是「地海系列」或科幻小說，她總是藉著一個與我們既類似又不相同的異世界的描繪，來傳遞其核心理念，從角色到情節，都是為了讓讀者能夠更理解那個世界而存在的。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常可以看到她放棄了小說家在某些生活細節上輕輕掠過的權力，反而轉以人類學者的眼光描述這個特定的星球或文化（這恐怕跟她父親的人類學家背景也有些關係）。
她在1975年的文章〈美國科幻小說與「他者」〉（American SF and the Other）中，以一種諷刺的口氣提及那個時代的「多數」科幻小說「都令人難以置信的走回頭路與缺乏想像力」，「所有的銀河帝國都直接照搬1880年的大英帝國」，「所有的行星不是被視為打的熱火朝天的民族國家、就是單方面被剝削的殖民地、或者被仁慈的地球帝國推動進一步的發展」。向來相信科幻小說能夠使讀者想像「另一種可能」——無論是國家體制、價值系統、性別政治——的勒瑰恩對此感到不滿，認為科幻作家跟讀者們該停止他們「回到維多利亞時期的白日夢」，進而動用想像力去思考「未來」（也就是當下的替代現實）才是真正科幻小說的意義。所以她對此作出了嘗試，並成功地挑戰與挑釁了原本以白人男性為主的科幻小說文壇。
於是我們可以為斯威夫特到勒瑰恩畫出一條屬於幻設小說（speculative fiction）的脈絡，雖然與科幻小說（science fiction）的縮寫同樣為SF，但幻設小說主張以「幻想介入現實」為類型核心，認為無論技術手段是魔法或是科學，都可以為讀者打造一個「既同又不同」的小說世界，以提醒或搖撼我們既定的世界認知。
《轉機》放棄了小說敘事，但反而回到最樸素的「人與異界相遇」的遊記傳統，以旅人的眼光去介入他者的生活細節。我們如同旅客一樣，儘管帶著自我去旅行，最終卻被這段旅程的所見所聞改變了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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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離勒瑰恩過世還有三年多的時間，她獲頒美國國家圖書獎（National Book Award）「卓越貢獻獎」（Medal for Distinguished Contribution to American Letters），從英國作家尼爾・蓋曼（Neil Gaiman）手中接過這個堪稱「終身成就獎」的獎牌後，她在致詞時抨擊起了當今只向利益看齊的出版界，認為銷售部門居然決定了這個行業的主要發展，並讓那些「現實主義者」（為了討好市場而寫的作家）得到了多數的「褒獎」。
隨即，她話鋒一轉，說道：
「我想，困難的時刻即將到來，屆時我們將會需要那些可以提供我們現存生活方式的替代可能、那些可以無視為恐懼所惱的社會以及對技術的迷戀而展現其他存在方式、或甚至可以想像出一種有著實際可能的希望的作家，我們會需要那些還記得自由的作家——詩人、遠見者，或基於更大現實的現實主義者。」
這邊提及的「困難的時刻」，指的是資本主義改變世界的方式，它並非帝國式的殖民，也不是上對下的控管，資本主義就是以一種你無法察覺的方式固化我們的想像，讓我們自我箝制，但勒瑰恩再度展現了她對人類的樂觀：「任何人類創造出來的權力，都可以被人類抵抗與改變，這些抵抗與改變往往始於藝術，更往往始於我們的藝術——文字的藝術⋯⋯利益並非我們的褒獎，屬於我們的真正褒獎，叫做自由！」
為了保有這份自由，為了讓我們仍然可以在這個狀似固化的世界中找到移動的可能，勒瑰恩寫了《轉機》，而我們或許真能在閱讀這本書的過程中，得到那足以抵抗與改變的自由。
如果真能這樣，那就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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