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
第一章 步入「衰敝期」的明王朝
盧象昇，生於萬曆二十八年（1600）三月，殁於崇禎十一年（1638）年十二月，不足39週歲而亡。他一生短暫，卻在明末內憂外患的歷史畫卷上塗下了濃重的一筆。盧象昇是明末天啟、崇禎時期一位重要的地方實力派官員，歷任戶部主事、大名知府、大名兵備、鄖陽撫治、湖廣巡撫、中原五省總理、宣大山西總督（後加兵部尚書銜）等職，與明末黨爭、農民起義、明清戰爭，都有十分密切的聯繫。目前，有諸多記載盧象昇生平事蹟的較為豐富的歷史文獻資料，如《盧象昇疏牘》（有盧象昇所作近200篇奏疏和公牘），此外還有《明大司馬盧公年譜》、《忠肅集》、《茗嶺盧氏宗譜》等。然而，到目前為止，對盧象昇專門研究成果還十分缺乏，這與其在明末歷史上的地位很不相符。本書即從原始文獻的研究切入，同時結合時人和後人的研究論述，希望讀者對盧象昇的生平事蹟有個較為全面的瞭解，以深化對複雜多變的明末政治時局的認知；進一步探究是怎樣的明末大歷史造就了一代名臣盧象昇，而盧象昇之所為又如何影響和豐富了明末大歷史。同時，本書也試圖將考察盧象昇挽救時局的努力與最終失敗，作為探尋明朝最終敗亡原因的一個視角。
盧象昇之所為與之所不為，皆離不開他所處的具體的歷史環境，那麼，盧象昇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呢？
第一節 晚明皇帝怠政與黨派紛爭
一、萬曆和天啟怠政
萬曆朝後期，皇帝怠政已經十分嚴重。後人在總結明亡之教訓時，多涉及萬曆怠政，如清人稱：「明之亡，不亡於崇禎之失德，而亡於神宗之怠惰，天啟之愚騃。」孟森亦有相似結論：「明之衰，衰於正、嘉以後，至萬曆朝則加甚焉。明亡之徵兆，至萬曆而定。」當代明史學者王天有持有類似之觀點，他將明朝歷史分為四個歷史階段：開創期、腐化期、整頓期和衰敝期；他認為，「從明神宗萬曆十年（1582）至明思宗崇禎十七年（1644），是明朝的衰敝期」。
萬曆十年（1582年），張居正死，萬曆帝親政，起初他還頗有些勵精圖治的態勢。當朝官員海瑞，曾對他稱頌不已：「自張居正刑犯以後，乾綱獨斷，無一時一事不唯小民之念。」然而，萬曆十四年（1586年）秋，萬曆帝竟然開始「連日免朝」。禮部主事盧洪春，質疑皇帝因身體健康之故免朝，並諷諫萬曆帝，惹惱了皇帝，遭到廷杖革職的處罰。此後，萬曆帝怠政愈加頻繁，尤其在「國本之爭」事件發生後，他甚至與群臣關係勢如水火。對於萬曆怠政的狀況，孟森曾有論：「帝既不視朝，不御講筵，不親郊廟，不批答章奏，中外缺官亦不補。」
學界對於萬曆帝長期怠政之因，已有探討。閻崇年認為，萬曆怠政原因有四：擺脫戒尺、居功自傲、沒有競爭、身體有病。米智也試圖從君臣矛盾的角度，來論述怠政之因；美籍華人史家黃仁宇，則從中國傳統道德的層面，來論述萬曆怠政之因，並提出：「中國兩千多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筆者以為頗有些可資之處。
另外，我們還可以從萬曆帝的性格和心理的角度，分析他長期怠政的原因。幼年時期的萬曆帝，生活在李太后、張居正和馮寶的交相訓教之中，個人的天性和興趣被強行壓制。比如，他曾與小太監在宮中嬉戲，被馮寶狀告至李太后處，並遭到太后跪罰。萬曆帝自然對他們三人十分敬畏，閻崇年稱這三人是懸在小萬曆頭上的「三把戒尺」。萬曆帝少年時的天性和愛好遭到扼殺，在其內心深處便產生了一種叛逆心理。[而一旦「三把戒尺」的威力不存，萬曆帝可能就會井噴式地自我放縱，甚至會對曾限制其自由的人實施報復。同時，親政的萬曆帝要有一番作為，也必須徹底消除「三把戒尺」的影響。或許，親政後的萬曆帝就是基於這種複雜心理的影響，才最終決定清除張居正、馮寶集團的政治影響。當然，萬曆帝不可能對自己的母親痛下狠手；更何況，他親政後，李太后也逐步放鬆了對兒子的管教。然而，「倒張運動」的結局卻事與願違，萬曆帝對朝臣道德說教的虛偽產生了很大的厭惡。不久後，爆發的立太子的國本之爭，最終使萬曆帝與朝臣的矛盾激化了。他無法擯棄歷史形成的傳統道德觀念和封建宗法制度，只好採取了逃避群臣的做法：深居內宮，不問朝政。正如為《萬曆十五年》寫書評的歐蒲臺所言：「在其皇帝角色裡表現活力的所有嘗試遭到普遍反對後，萬曆走上了罷工的道路，全身心地去陪伴鄭貴妃。」
同樣，天啟帝的怠政也絲毫不亞於乃祖萬曆帝。諸多史籍都稱其嗜好工匠造作之事，而將朝政委於寵宦魏忠賢等人。對此，明人筆記《先撥志始》、《酌中志餘》、《曠園雜志》和《三朝野紀》皆有記述。如《三朝野紀》有云：「上性好走馬，又好小戲；好蓋房屋，自操斧鋸鑿削，巧匠不能及，又好油漆匠。凡手使器具，皆內官監、御用監辦進，日與親近之臣涂文輔、葛九思輩朝夕營造。造成而喜，不久而棄；棄而又成，不厭倦也。當其斤斫刀削，解衣盤礴，非素昵近者，不得窺視。王體乾等每伺其經管鄙事時，即從旁傳奏文書。奏請畢，即曰：『爾們用心行去，我知道了！』所以太阿下移，忠賢輩操縱如意，而呈秀、廣微輩通內者，亦如袍鼓之捷應也。」陳登原更稱天啟帝為「頑童」，「熹宗好走馬、好水戲、好起造，凡此等等，皆是頑童行徑」。既然熹宗如此愛玩，那就無心朝政了，朝中出現的權力真空自然就由他寵信的閹黨集團來填補了。而魏閹集團趁機鞏固自己的政治勢力，拉攏原東林黨官員的敵對派，打擊以東林黨為核心的正直官員，使業已存在的門戶黨爭進一步激化。
二、門戶黨爭的形成和延續
萬曆怠政，加之其他因素，朝野出現了門戶黨爭，而天啟怠政則加劇了黨爭的激烈程度，使明末朝政更加混亂，社會危機急遽加深，加速了明王朝的覆滅。
張居正被清算後，那些曾經因上諫忤逆而被貶官的官員們，皆先後被萬曆帝重新重用；朝中也沒有權臣再嚴控言路。因此，朝廷的諫言之風再次高漲。起初，有些官員對張居正一黨進行參劾，同時向皇帝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場。萬曆怠政後，他們又對萬曆帝違背帝王之道的諸多做法進行諫諍，以表忠貞。例如，在「爭國本」中，不少朝臣都涉入其中。總體來看，對於這些諫諍，起初，官員們或許是堅持封建倫理綱常，較少摻雜派系的利益之爭，但後來則出現了門戶之爭。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的癸巳京察事件，則成為引發明末門戶之爭的火藥桶。明末文人文秉曾評說「癸巳京察」事件：「門戶之禍堅固而不可拔，自此始也。」門戶之爭亦有愈演愈烈之勢。
朝中官員在議事中，往往依籍貫、師承關係等，按照各自的利益需求，結成相對穩定的不同利益集團，便形成了所謂的「黨」，如宣、崑、浙、楚、齊黨和東林黨。一般來說，前者五黨實為官場利益而形成的不同的政治集團；後者則是有正義感的在野士大夫，以無錫東林書院為聯絡基地，形成的群眾性組織，後來朝中一些正直的官員也與之相呼應，便演變成一個有政治利益訴求的政治集團，後被政敵稱為「東林黨」。東林黨不僅代表了江南中小地主階級的利益，甚至還始終支持並參與市民階級反對封建特權的鬥爭。
萬曆末，黨爭激烈，周嘉謨出任吏部尚書後，吏治狀況才有所好轉。《明史》載：「神宗末，齊、楚、浙三黨為政，黜陟之權，吏部不能主。及嘉謨秉銓，唯才是任。光、熹相繼踐祚，嘉謨大起廢籍，耆碩滿朝。向稱三黨之魁及朋奸亂政者，亦漸自引去，中朝為清。」從此，三黨官員利盡而散，轉而投靠權勢方熾的魏閹集團。所以，啟、禎年間的朝中黨爭主要在閹黨和東林黨之間進行。
由於東林黨官員的積極努力，明熹宗終於順利地入繼大統。所以，天啟初年，朝中的東林黨官員勢力大盛，出現了「東林勢盛，眾正盈朝]的局面。然而，東林黨人卻專注於以「三案」為焦點，打擊政敵，以報萬曆末年所遭受其他黨派迫害之仇，反而矯枉過正，樹敵更多。不久，羽翼漸長的魏閹集團利用熹宗的恩寵與昏庸，代替東林黨人掌握了朝政大權。從天啟四年（1624年）至天啟末，閹黨集團與東林黨人之間的黨爭十分慘烈。結果，東林黨人遭到沉重的打擊，朝野出現了閹黨一派獨大的局面。
崇禎帝即位不久，開始欽定逆案，對閹黨勢力進行清算，魏忠賢等人被遣戍甚至處死，東林黨官員再次受到重用，原來被魏閹集團排擠的東林或親東林官員相繼歸朝任事。然而，崇禎帝卻是一位勤政嗜權的皇帝，他希望朝野臣工能「化異為同」，共濟時局，並嚴禁臣屬結黨相爭。據《明史》載：「陛下明旨曰：『分別門戶，已非治徵』，曰『化異為同』，曰『天下為公』。」所以，雖然東林黨人重返朝政，但未再形成天啟初「東林盈朝」的局面。同時，閹黨勢力雖遭清算，但還有不少殘黨隱而不發，甚至得到了與東林黨人有隙的首輔大臣溫體仁的保護。終崇禎一朝，東林黨及有「嗣東林」之稱的復社，與閹黨集團仍然明爭暗鬥。然而，由於崇禎帝馭下甚嚴，門戶黨爭並沒有發展至左右朝政的地步。
2024專利防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