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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徵求有驚喜
(導讀)
公元1877年，德國地質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國》一書中，第一次把“從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間，中國與中亞、中國與印度間以絲綢貿易為媒介的這條西域交通道路”命名為“絲綢之路”，這一名詞很快被學術界和大眾所接受並正式運用。其後，德國歷史學家郝爾曼在20世紀初出版的《中國與敍利亞之間的古代絲綢之路》一書中，根據新發現的文物考古資料，進一步把絲綢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亞細亞，確定了絲綢之路的基本內涵，即它是中國古代經過中亞通往南亞、西亞以及歐洲、北非的陸上貿易交往的通道。
公元前138至公元前119年，張騫兩次出使西域，開拓了一條連接中亞、西亞、南亞以及歐洲等地的交通大道。這條“絲綢之路”雖然在中途歧出若干支線，分而復合、合而復分，並不僅是一條，但從它的基本走向看，依據路途的遠近和地域的特點，大致可分四段，即秦隴段、東段、中段和西段。
秦隴段是指陝西長安（今西安）至甘肅敦煌一段。長1800多公里，從長安出發，經隴西高原、河西走廊至敦煌。敦煌是河西走廊諸城中規模最大、人口最多、物產豐富、交通方便的城市。它不僅是連接中原與西域的樞紐，而且是中西經濟、文化交流的一個交匯點，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東段，自敦煌至木鹿（今土庫曼斯坦巴拉姆阿里城附近），中經帕米爾高原。一為南道，即出陽關（今敦煌西南古董灘），沿南山（崑崙山脈）北麓，經今新疆若羌、且末、民豐、和田、皮山、莎車、塔什庫爾幹，越過帕米爾高原，經過中亞到達木鹿。二是北路，從敦煌西北行，出玉門關，沿着天山南麓，經庫車到達疏勒與南道匯合，然後翻越帕米爾高原，往西北，經過錫爾河、阿姆河之間的河中地區，最後到達木鹿。
至於絲綢之路的中段，基本上是在今天的伊朗境內，橫亙東西，北倚厄爾布爾士山脈，南瀕卡維爾沙漠，道路直而便捷，再無比這更適當的路。而西段則從兩河流域直達地中海沿岸及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爾）進入歐洲。
絲綢之路四大段全長7000多公里，橫貫整個歐亞大陸。這條商路連接了地中海世界與東亞，成為前近代時期人類文明成果最重要的交換通道。通過它，東西方實現了物質文明的交流。中國豐富的物產和先進的生產技術源源不斷傳播到西域、中亞、波斯、阿拉伯、印度和地中海區域。代表東方文明的絲綢、瓷器、茶葉、紙、鐵器、金銀器皿、錢幣、火藥、丹藥、農作物等及生產技術工藝輸入西方，極大地推動了西亞、南亞和歐洲的社會文明的發展。西方的物質文明輸入中國，也豐富了中國的社會經濟。如草原民族的羊馬牲畜、毛織品，西亞的珊瑚、翡翠、珠寶、琉璃器、各種香藥，西域的胡菜、葡萄、石榴、胡椒等多種農作物，中亞的釀酒術，印度的製糖法、建築技術等也傳入中國，提高了中國社會的生產水平。從印度、西亞傳入中國的宗教，是絲綢之路上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內容。通過絲綢之路傳入我國的宗教，重要者有佛教、祆教、景教、摩尼教乃至猶太教。凡此種種，改變了人們的生活面貌乃至歷史發展的進程，因此這條路被認為是聯結亞歐大陸的古代東西方文明的交匯之路，而絲綢則是這條路上最具代表性的貨物。
在上千年的歷史長河之中，圍繞着絲綢之路承載的滾滾財富，帕提亞（安息）帝國、薩珊波斯帝國、阿拉伯帝國、蒙古帝國、帖木兒帝國……一個個盛極一時的帝國此起彼落，上演了一幕幕壯麗史詩；個人英雄主義也被載入史冊，從中國的張騫到意大利的馬可·波羅，東西方的探險家克服了人們難以想象的自然阻礙，將東西方世界連接在了一起。
雖然在蒙古帝國瓦解（14—15世紀）之後，由於海上貿易的興起以及亞洲內陸的動盪，宋、明版圖的縮小，絲路貿易似乎委頓停止。但實際上，漢唐宋元時期的大規模商隊貿易形式雖被迫停止，以喀什、葉爾羌為中心的內陸邊境貿易仍舊十分活躍。儘管這一時期中國通過西北陸路與中西亞、南亞和歐洲的經濟文化聯繫已經極其脆弱和狹窄。曾經作為歐亞文明交流的大動脈——絲綢之路的搏動，由於近代國際形勢的變化而暫時停止，但由絲路貿易演變的亞洲內陸腹地的區域貿易在明清時期仍然回光返照式地映射着古老的絲路貿易的特徵。新疆各地每隔七天定期會有一次集市，即巴扎，“是日，各處之粗細貨物，俱馱負而來，以及牛羊馬匹，牲畜瓜果咸備。男女雜還，言語紛紜，互相貿易，傍晚多醉而歸。無經紀牙行，但憑在市眾人講說定價”。綠洲各地市場上的商品，既有中原內地的絲綢、茶葉、大黃和瓷器等深受新疆與中亞居民喜愛的物品，又有當地出產和製造的各種農副產品以及金銀玉器、棉布等手工業產品，還有來自中亞浩罕、布魯特、哈薩克以及南亞印度等地的奴婢、牛羊馬匹和各種手工業製品。來自中原內地的漢人行商與新疆當地的回商，以及來自中亞安集延、印度克什米爾地區的行商，雲集於絲綢之路上的各個商貿中心……
絲綢之路在人類文明發展史和中國文明發展史上的巨大貢獻和不朽功績，無論怎樣高度評價都不過分。隨着“一帶一路”倡議的展開，可以預見，這條古老的絲綢之路，將在未來繼續閃耀永恆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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