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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徵求有驚喜
導讀 康芒斯的「春秋」之筆
制度經濟學是一個在美國盛行的資產階級經濟學流派，乃因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美國壟斷經濟由於得到國會或州議會議員的特許，取得空前茁壯。
階級矛盾衝突愈演愈烈，過往的經濟學對資本主義所引起的問題已無法進行合理的詮釋，以蘇格蘭經濟學家麥克勞德原創的制度因素對經濟發展的作用為重點的制度經濟學遂應運而興。
康芒斯（J. R. Commons）是制度經濟學中法律學派的代表人物，認為法律制度是決定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范勃倫（T. Veblen）則是社會學派的代表人物，偏重社會結構的發展來論述制度對經濟的作用；而米契爾（W. C. Mitchell）是經驗統計學派的代表人物，用統計分析的方法來分析經濟。本書是康芒斯法律學派的鉅作，因其是將過去發表文章整理，致書中多有重複，且結構不夠清晰，但卻以經濟思想史的論述來交代每種觀念的創始人再陳述這種觀念其後如何修和演進，並區分每個觀念早期的雙重或多重意義，指出各家之錯，實有「春秋」源心論「過」的意味，文字淺顯不易誤解。通過這道梳理給現代的交易形態、工作規則及運營中的業務團體再到各種主義，如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無政府主義、資本主義等界定其理論基礎。
本書是採用歷史學的方法將經濟思想的源頭追溯得很清楚，同時也印證了唯有對人類本性的「洞見」才能影響深遠。人類的文明不是是非題，而是選擇題，靠的是：1. 來自大自然的人類多樣性；2. 與生俱來的人類共通性。多樣性和共通性因現實環境而互相影響，構成了社會的秩序，也就是制度。制度在古希臘文有習慣、部落酋長的命令等意，康芒斯將此解釋為「集體行動管控個人行動」，所以制度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就是集體行動，原因在於經濟資源的稀少性，及人與人之間的利益衝突廣泛存在，且需要解決。而個人在成長過程中要學會合作、服從才能成為適應制度的公民；故集體優先於個人，但個人卻不見得感覺到制度的影響；因此，將研究對象轉向集體經濟活動已成經濟理論發展的必然趨勢。
要特別注意康芒斯是把稀少性而不是我們所習以為常的供需定律或利己之心作為經濟學與法理學的普遍原則。如仔細體味，這和現時強調企業要有環保、社會責任及治理何其符合；所以思想無新舊，得有「洞見」，方法就是實用主義，而實用主義就是未來性。
法律決定論是康芒斯制度經濟學的核心理論，他點出傳統經濟學只涉及主觀對物資的管控，而制度經濟學是對商品、勞動或任何經濟數量法律上的管控。這正是兩者的主要差別。康
芒斯還進一步點出法制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基礎，如果這個基礎被破壞，資本主義制度也就淪為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
在經濟社會中，資本主義的運作使利益衝突愈趨嚴重到不得不解決，而解決方法有三種：經濟方法、法律方法、倫理方法。傳統的經濟學借鑑自然科學，為求成為一門科學，將眼光侷限在經濟領域，忽視法制在經濟社會中的巨大功能。綜觀歷史，資本主義制度建立時，法院保障了資本主義法律的勝利，替資本主義的發展鋪平道路，在其過程中，無論是從商業資本主義到工業資本主義，再由工業資本主義到金融資本主義，各個時期的交替，其動力主要依靠法律。
但法律的作用不是單純為了解決衝突。因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僅表現為對立也表現為合作，也就是彼此依賴共同互惠生存，於是在衝突和依賴中，人與人之間還要建立一種秩序；這種秩序是調和衝突、維持依賴的一種手段，是一種對未來性的預期機制。康芒斯認為衝突、依賴及秩序是人類活動的三項原則，而「交易關係」同時體會這三項原則。交易和交換不同，交易是法律上的用語，指的是擁有權的移轉，而交換是指商品的實際移轉；兩者共存在一個過程中，交換的同時也就完成了交易。人類歷史上有三種交易型態：議價的交易、管理的交易及分派的交易。議價的交易是指在法律上、經濟上地位平等的兩造之間的擁有權移轉；後兩者的交易是指上級對下級的關係，但是有區別：管理的交易指的是上級為一個人或幾個人的組織具有某種特權可透過命令強制要求下級執行；分派的交易指的是上級作為一個集體或代表。執行手段上，議價的交易是藉由說服或威逼；管理的交易是透過命令及服從；分派的交易是憑著強制和暴力。讀者若將這種手段套用到國家對國家來理解世界的格局，已開發國家對發展中國家是否依後者的綜合國力來進行分派、管理議價的交易，但議價還存在議價能力、資訊的對稱性及機會的問題。當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認其知識在常人以上者，對本民族及已往歷史抱持鄙夷之心無一處符合西方之標準，將我們所處的地位及際遇全推諉於自身文化或前人，表面上是無列強之「價值」接軌，只不過心靈上呈後殖民之心態，實則和一般民眾生活脫節，卻不是本來文化自身之進化，甚或還是自身文化的萎縮與斷絕，是耶，非耶，讀者何妨深思之！
康芒斯更提出「合理價值」的概念；合理價值係指私人企業和社會之間在擬制資本價值問題上出現分歧時，由法院判決斯之謂也。之所以合理是因為法院從社會的公共利益出發來決定的，反映法律對經濟活動的決定性意義，這是康芒斯對經濟思想史的貢獻。早期經濟學界對財富這個資本義核心概念混淆不清，既認為財富是一種物質的東西，又認為是實物的擁有權，但這兩種概念是矛盾的，物質的東西是指利用生產來增加產生的數量；而擁有權是指限制產出數量以維持價格不變的權力；兩者是互有聯繫卻無法統一界定。康芒斯認為早期經濟學家把經濟關係單純理解為人與大自然的關係，忽略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表現為財產權的相互轉讓，這種轉讓需要法律或倫理觀念來加以調和才能維持。法律在解決人與人關係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既解決擁有權的問題，也解決交換中的利益衝突。讀者在此要注意本書是基於聯邦、案例法、一元法院、學士後法學院的美國法制，和臺灣從司法體制、法律教育及法理學都是大陸法系有別，引用時得小心，制度是演進的，不是靠移植。翻譯外文書籍旨在以外人之智慧補吾人的不足，進而啟發我們源自傳統的創新，非移植沿襲而已！觀乎本書強調一切制度嘗來自慣例、習俗，即知制度不能離開原有的文化。現今流行的數位貨幣對其能否維持下去，或可參考本書有關記帳貨幣的討論。
順帶一提，保護消費者運動及消費者對商品的生產、材料的選用與其是否對環境友善的意識高漲進程中，過去所保護的權益都是偏向「有形、直接、現在」的顯性價值，不太注重
「無形、間接、未來」的隱性價值。而利益相關者，除了生產者和消費者外，社會及地球環境也是重要的利益相關者，只不過，後兩者不會發聲，但一旦發聲就產生巨大的影響。自由絕非個人的恣意行為，而是出自於道德律令。本書都有涉及，且一直強調心理、法律與經濟三個面向是分不開的。因本書篇幅太大，有些觀點審者以文字下方加小點來標示，讀者或可對照現況會有所啟發。
康芒斯不僅是制度經濟學的奠基人，也是二十世紀前三十年美國勞工研究的權威，這和他成長的環境有關，茲簡述如下：
一、家貧體弱 得益基督薰陶
康芒斯雖生在俄亥俄州，卻是在印第安納州長大，因家貧且有精神疾病，靠宗教扶持雖沒上完高中，卻因康芒斯富奇心及潛在的強大決斷力獲准高中畢業，曾在小學教書也當過排字工人。1888年在奧柏林學院取得學士後，曾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師從經濟學家艾理（R. T. Ely），但未取得學位。1895年雖在希拉庫斯大學（Syracuse）任教，卻在1899年被認為激進分子遭解聘。這些遭遇使康芒斯以社會正義的倡導者自居；也起心要將基督教理想和新冒出的社會學與經濟學統合成社會科學；常替王國（Kingdom）雜誌撰稿，也是美國基督社會學研究院的創辦人。
二、出任公職 一本初心不懈
康芒斯自1901年擔任美國工業委員會研究員起，從事移民研究，後接任全國市政聯盟（National Civics Federation）的助理部長，負責賦稅及勞工管理協調之研究。他是喬治（H.
George）「單一稅」的追隨者，運用喬治或李嘉圖的方法到經濟分析上，著重在土地及壟斷地租，並提議對地租施以高所得稅率，甚至提議引用《憲法》第十三條修正案強迫美國南方
各州給非裔美籍人投票權，更鼓吹成立「黑人政黨」。
三、學術貢獻 立功立言立德
康芒斯從1 9 0 4 年起任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勞工經濟學教授，其對勞工歷史研究的貢獻不下於制度經濟學，對政治理論也有涉獵，他曾在1907年撰寫「比例代表制」，並任「比例代表制聯盟」的副主席。康芒斯還熱衷倡導「節約（temperance）立法」，且活躍參加「禁酒黨（Prohibition party）」的活動，在1907年還發表《匹茨堡調查》（Pitts burgh Survey）是勞工改革者，也起草社會福利、勞工及經濟立法，讓威斯康辛州成為全美改革的模範。
1930年代康芒斯和學生懷特（E. Witte）及俄梅耶（A. Attmeyer）創建社會保障計畫（Social Security Program），被稱為社會保障「精神之父」；還首創「威斯康辛觀念」，致康芒斯在威斯康辛大學退休後還留有以其名字命名的研究室及會社。
總結而言，制度經濟學的重點，以《易經》儒家的說法就是「利者，義之和也」；義者宜也，集義而行則利。
李華夏 民國110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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