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山岳發展簡史
伍元和｜台灣山徑古道協會理事長
山是地面上被平地所圍繞的、具有較大絕對高度和相對高度而凸起的地貌區。能不能稱為一座山，取決於由誰在觀測和定義，以及它周圍的高地範圍究竟多大。英國電影《山丘上的情人》（The Englishman Who Went Up a Hill But Came Down a Mountain），適切地詮釋了這觀點基礎。英國政府當時規定，高於一千英呎（約等於304.8公尺）為山（Mt.），較低為丘（Hill）。但是否被稱作「山」，有時要取決於當地人。美國加州舊金山的最高點被稱為戴維森山（Mount Davidson），雖然它只有九百九十英呎。事實上，臺灣亦有許多山頭低於此高度標準。
登山思潮為登山年代真義；登山者的想法和行動皆有其時代象徵意義。山先於人而亙古存在；儘管古先民熟悉山林裡的種種，並擁有特殊的「生活智慧」，仍未能被視為「登山家」看待。
全球風行的近代登山運動，源於工業革命後「科學主義」抬頭，開始對山探險、征服的「純（粹）登山」；一七八六年，歐洲最高峰白朗峰（Mont Blanc，海拔4807公尺）的首登，方被稱為「近代登山」的濫觴。
臺灣近代登山起源
「明治維新」讓封建日本進入近代化階段，間接地也影響了一八九五年後的臺灣諸多層面。「日本山岳會」在一九○五年十月成立，臺灣有志之士即開始構思跟進。初期的登山活動，始於臺灣總督府的山林探險，包括地形測量、林野與蕃人調查等「任務型登山」。最早為一八九六年長野義虎中尉的橫斷山地；從此學術探險家的踏查足跡遍及全島山地。詩人德富蘇峰吟詠：「寄語山靈漫莫恨，向榮新樹沿道蕃。」在那個年代攀爬這些後來被稱為百岳的山頭，是屬於連山名都尚未明確標示的探險前期。
一九二○年代，從事蕃界旅行的人潮絡繹不絕，從社會觀察的角度來看，有錢、有閒或有地位是參與的前提。臺灣第一條觀光道路「新高山登山道路」於一九二六年動工，沿線設置鹿林山、新高、新高下三處避難所；銜接了八通關越嶺道路上的八通關、觀高、樂樂、東埔等駐在所。靈峰─新高山（玉山），頓時成為大日本帝國在教育、文化與休閒上極受歡迎的景點，除了登山廣告大量刊登，登山裝備與周邊商品也在百貨公司和運動用品店販售。愛山人士就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八日水到渠成地創設了「臺灣山岳會」，臺灣登山界順勢納入純（粹）登山性質的「近代登山」。
同年，中部人士張棟樑組成了「本島人新高登山團」，是臺灣人從事高山活動的先驅。同屬文化協會的林獻堂、楊肇嘉、臺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藍蔭鼎等人，也陸續參加多次高山活動。山岳活動激發了本土情結抬頭，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一九二七年八月四日，日本人在泰雅族人引路下，偷偷用繩索攀上泰雅族神聖禁地─大霸尖山，被日本人認為是科學的勝利；人類史上首次踏上大霸山頂，讓「臺灣已經沒有前人未涉足的高峰存在」。長程縱走、溯溪與冰雪岩技術攀登從此蔚為盛行。一九二八年三月「臺北帝國大學」（今臺灣大學）成立後，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任教於各級學校的登山家們，更為這塊土地留下不少重要的山岳讀物。
從封山政策走向開放
國民政府撤臺後，由於戒嚴「封山」政策，禁止平地人進入山區活動，唯有從事電力、水力、林務、礦業、公務員、軍警憲或享有特權者，方有機會進入山區。一九五○年代中、末期，在精密地圖尚未解禁開放、一切得憑空摸索的探勘年代，登山前輩的高山探勘活動，充滿了艱辛與危險的變數！
在人治的社會，打破登山困境、異軍突起的團體是一九五三年「中國青年登山協會」，其會刊為《山》，成員實質上整編了蔣經國主任麾下「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暑訓隊的「玉山登峰」和「中央山脈探險」學子，其特色是大規模活動，如青年節、暑假、寒假等，由幾梯隊到幾十梯隊的青年學生參加。此單位擁有豐沛資源，對臺灣登山界有極大影響！一九六九年二月由總幹事韓漪發行的《野外》雜誌正好也為登山界的空窗期開了投稿園地，不但讓登山人士能對山有直接認識，也提供登山技術、安全和經驗的交流，深具參考價值和文學底蘊的文章，對登山後進有很大的幫助。
臺灣百岳由來
老社團如一省、一市的兩個山會以「戰後首登」與「重新踏查」為主。一九六四年深田久彌《日本百名山》思潮影響及於臺灣，早期受日本教育的臺籍會員人手一冊，議論紛紛，並以此發想。一九七一年中華山協假借慶祝建國六十年為名義，實質完成了中央山脈南北縱走會師。一九七二年一月，邢天正在《中華山岳》發表了他仔細編訂的〈台灣高山明細表〉；林文安選定的「台灣百岳」也同時刊出。十二月五日，沈送來先生率先倡議的「百岳俱樂部」在羊頭山正式成立，順帶將「五岳」趁勢擴大為「百岳」運動。
一九七二年八月，東海大學的邱高、輔仁大學的李復民和胡德寧三人，在奇萊連峰失聯，搜救人員大規模出動，人數達數千人次；軍警、林務局、山青、登山會和學生社團等配合進行卻徒勞無功。此次事件在報章雜誌以聳動標題被大肆報導，也因此讓普羅大眾認知山難事故的殘酷面。
海外遠征的發展
在技術和環境相對落後的亞洲地區，海外遠征是以「為國爭光」、「揚名立萬」為號召，日本、韓國、臺灣皆然。留學生簡正德在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五日晚間七點四十分登上北美最高峰，這代表臺灣人終於突破六千公尺障礙。一九八○年起，攀登喜馬拉雅山區成為年輕一代的全新目標。同年十月十七日，蔡禮樂帶領攀登卡拉伯塔峰，附帶勘查聖母峰基地營；十二月四日，中華健行的張正雄和謝伯宗登上法拉伽莫峰（6282公尺），為臺灣登山史寫下個人和團體的新紀錄；直到一九九○年，高銘和率領的印度莎瑟峰（7672公尺）遠征隊，再度刷新臺灣最高攀登紀錄；一九九三年五月二至四日，卓奧友峰遠征隊創下梁金梅的臺灣女性和八千公尺自組隊的最高攀登紀錄；五月五日，海峽兩岸聯合攀登隊的吳錦雄，與中國、圖博的五名山友，成功登上珠穆朗瑪峰。
大學登山社團興起
當社會團體完成百岳、海外攀登方興未艾，在這百花鳴放的年代中，大專登山社團也相應蓬勃發展，標榜「學術化」、「輕量化」和「多元化」的大學生們紛紛將標的由舉辦會師，漸漸地轉向探勘方面。這股旺盛的青春活力，延續到畢業後的學長姐進入社會而形成變化。陳遠建創立《戶外生活雜誌》（一九七六年）；王效蘭發行《民生報》（一九七八年）；陳文雄出版《山水》（一九八一年）、臺灣山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創刊《台灣山岳》雜誌（一九九四年）。
當代登山學的省思
現在登山家們疑惑著：「山裡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但該發生的就會發生！邁入近代登山尚未百年的臺灣，「保護與開發」本就取決於登山價值觀的遞變。因此我們要從登山史上汲取經驗，並按部就班地配合環境需求與負荷程度，採取適當的速度，小心翼翼地前進。天時、地利、人和，是登山的三大要件。一九九九年飛鷹隊前往奇萊縱走，遇九二一大地震遭難；中橫封路，此後政府單位常因天災而封閉山區危險路徑；二○○九年八月二十日，莫拉克颱風侵襲臺灣，帶來創紀錄的雨勢，不但毀了小林村，也造成南部橫貫公路的中斷；二○二一年五月發生杜鵑營地（國家公園範圍內）因用火不當燒毀廣大面積的原始森林⋯⋯
今日臺灣的「登山學」，大多建立在日治時期的基礎上。日人沼井鐵太郎於一九三九及一九四一年先後兩次在日本《山岳》雜誌上發表〈臺灣登山小史〉和〈臺灣登山小史補遺〉；稍後又有一九四四年谷河梅人的《臺灣山岳會十五年史》。要了解日治時代輝煌的登山史，就必須從此著手。戰後接續寫史的，最早是中國青年登山協會的《臺灣省高山簡記》，內容是流水帳般的高山活動記錄；李希聖先生的《台灣登山史：一個奮鬥上進的過程》較詳盡，也呈顯出不少屬於個人的黨國觀點；吳永華先生的《宜蘭登山小史》、林玫君的《玉山史話》偏重於地域性；林玫君博士論文《從探險到休閒─日治時期臺灣登山活動之歷史圖像》及《臺灣登山一百年》出自學術性質的探討；由內政部營建署出版的《臺灣登山史》全五冊，屬於政府出版品。
一幢或半幢建築物代表了曾座落的街道記憶，或該時代的記憶，總是會讓人落入時空的想像！離開群山之間，視野大開，就可以看見遼闊的大海。登山史即將進入「考現學／路上觀察」的視角，就是在破壞與重建的交會點上，才得以進入啟蒙時代吧！期待未來還有女子登山史、高山醫療史、登山文化史、登山漫畫史、登山文學史等議題的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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