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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越絕書》基本上是一本雜著，它涉及的範圍相當廣泛。但從大體上看，它是圍繞著春秋時代吳越爭霸這個中心事件來進行寫作的，而且它是屬於一部野史。野史的作者們在寫作態度上不像正統的歷史學家那麼嚴謹，他們依據的材料大多是來自民間的傳說，而傳說是很難加以核實的，事件發生的時間常常不那麼可靠，人物間的各種人倫關係有時也弄得顛顛倒倒，有些根本不可能發生的事情也可能像真事一樣寫進書中。如〈記地傳〉中記孔子到瑯琊臺拜會越王句踐，事實上瑯琊臺的建成是在句踐滅吳的若干年後，而孔夫子早在句踐滅吳之前六、七年就已經逝世了。又如〈記寶劍〉寫泰阿劍的神威：「楚王聞之，引泰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猛獸歐瞻，江水折揚，......」這種描述不是很荒唐的嗎？當然我們不能以經院的學者的眼光來要求所有的歷史典籍。《越絕書》雖有些失實之處，人們通過書中關於吳越興亡的故事，還是可以得到某些教訓和啟示的。單從吳王夫差的亡國原因就可以引發多方面的思考。
吳王夫差亡國的首要原因當然是用人不當和決策錯誤，而決策錯誤又是因用人不當而造成的。國家的治亂盛衰首先決定於君相的品德和才智。任何一個貪污腐敗的中央政府都不可能把國家治好，任何一個廉潔賢明的中央政府也不會把國家弄糟。在君主專制時代，君王的賢愚往往決定朝廷上執政大臣的品質。《越絕書》說吳王夫差是「下愚不移」雖嫌過分，但說他是昏君卻是確切不移的。他的昏瞶表現在對人分不清賢愚好壞，想問題只看到眼前利害，只容許別人隨聲附和，聽不進反對的意見。處於高位而不愛奉承的人是極少的，問題是自己要有主見，能分辨是非真假，不被人愚弄迷惑，還要有能容納反對意見的度量。明君的長處無非是有主見，有度量。而夫差的毛病正出在這兩點上，因沒有主見，所以老是被越國君臣愚弄，老是被太宰伯嚭所左右；因為沒有度量，所以把忠直的大臣的不同意見看成是對自己尊嚴的冒犯，甚至濫殺無辜。古往今來，昏君所在的朝廷，必然會招來許多奸臣和佞臣；昏君在位，佞臣和奸臣必然得勢弄權。當時的吳國因為伯嚭弄權，在國家的大政方針上出現了一系列的嚴重失誤，譬如不能把握大好時機，乘勢兼併越國；反而勞民傷財，大造姑蘇臺；窮兵黷武，多次出兵攻討齊國，......事實上，這些錯誤決策的嚴重後果，伍子胥每次都事先指出過，可是夫差在太宰伯嚭的蠱惑下，每次都拒絕接受伍子胥的意見，最後昏君奸臣還合夥逼令伍子胥自殺。以上的問題，無疑是造成夫差亡國的主要原因。
虛耗國力、喪失民心是夫差亡國的另一重要原因。國力與民心是決定國家興亡盛衰的重要因素，但這些因素又是與君相的決策正確與否緊密相關的，正確的決策能增強國力、團結人心，否則就將損耗國力、渙散民心。當越國君臣在組織人民大力發展生產、加緊武裝訓練、暗中積蓄力量、伺機伐吳報仇的時候，吳王夫差和太宰伯嚭接二連三地做了好些虛耗國力、喪失民心的事情。吳王闔廬當年本來就有視民如草芥的惡德，曾經用舞鶴引誘大批市民走進女兒墳墓的墓道，再封閉墓門，讓許多活人給女兒殉葬。而夫差和伯嚭則更變本加厲，據說光是在虎丘的陵墓中給闔廬陪葬的人就達三千之多。他們為了享樂，大修姑蘇臺，〈九術〉篇記載「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二百里，行路之人，道死尸哭。」這類工程對國力的損耗，和民心的傷害都是無法估量的。而夫差窮兵黷武，接二連三發動侵齊戰爭，千里勞師，以炫耀自己的武力，對國家財力和人民生命的損傷更為嚴重，弄得國庫空虛，三軍疲憊，民怨沸騰。長期積蓄力量、等待時機的越國君臣，終於看準了機會，當夫差大軍遠在千里之外的時候，突然發動大軍，猛烈攻擊吳國的大後方，擊殺吳太子友。夫差率大軍急忙歸國，終因三軍疲憊，無力擊退越軍，只得遣使厚幣請和。此後越日強而吳日弱，越國君臣將士團結一心，多次伐吳，愈戰愈強，吳則軍心渙散，愈戰愈弱，終於被越軍深入內地，將吳縣重重圍困，夫差突圍而走，終於被俘，只得自剄而死。吳國之亡，始於奸佞當朝，決策錯誤，終於國力空虛、民心潰散。
四面樹敵、失道寡助是夫差亡國的外部原因。「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可說是千古不磨的真理，孤立無援是立國的大忌。吳國的先世是非常重視外交的，夫差的叔祖父季札就是一個非常出色的外交家，吳國當年被中原各國視為蠻夷，但季札出訪卻受到各國的禮遇，他周遊各國，大大提高了吳國的聲望。闔廬雖以陰謀取得國家，但在外交上他注意團結陳、蔡等弱小的鄰國，修好與齊、晉等中原大國的關係，他的方針是兼併弱小的越國，打擊世仇楚國，闔廬的外交策略無疑是切實可行的。夫差即位以後，在外交上完全違反了他父親的正確路線。為了報父親的仇怨，他打敗了越國，可是卻聽信太宰伯嚭的話，糊裡糊塗地放過了兼併越國的機會，更錯誤地把敵人當成朋友；尤其愚蠢的是：為了炫耀吳國的軍威，把他父親在世時的朋友──齊、晉等國作為打擊的對象，雖然打了勝仗，名義上當了霸主，實際上卻成為孤家寡人。而越國這個暗中的敵人則採取了和夫差完全相反的策略，裝出一副可憐相以爭取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持，句踐稱自己「邦國南則距楚，西則薄晉，北則望齊，春秋奉幣玉帛子女，以貢獻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吳越春秋‧句踐伐吳外傳》）。一個是四面樹敵，一個是八方討好，當越軍大舉伐吳的時候，楚、齊、晉的態度是不問而知的。在持續多年的戰爭中，吳王夫差不但得不到鄰國的援救，連一個居中調解的人都找不到，終於嘗到了四面樹敵的苦果。
《越絕書》並不單純是一部吳越爭霸的野史，它還涉及到地理、軍事、農工業生產等諸多方面。從「歷史地理」這個角度來看，《越絕書》在中國歷史典籍中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清人洪亮吉在〈乾隆澄城縣志序〉曾說：「一方之志，始於《越絕》。」《越絕書》中的〈記吳地傳〉和〈記地傳〉兩篇把吳縣和山陰附近的山川形勢、城池、宮殿、陵墓、交通、工礦、畜牧......各方面的情況作了大量翔實的記載。這些記載絕大部分都為宋、元、明、清各代地方志所轉載，有些條目還作了補充，可見它為後世的考據工作提供的資料是多麼可貴。為了證實這些史料的珍貴性，我們不妨略舉幾項事例，並作簡單說明。一是關於江南運河的記述：〈記吳地傳〉記載：(1)「吳古故水道，出平門，上郭池，入瀆，出巢湖，上歷地，過梅亭，入楊湖，出漁浦，入大江，奏廣陵。」(2)「百尺瀆，奏江，吳以達糧。」(3)「壽春東鳧陵亢者，......秦始皇造道陵南，可通陵道到由拳塞，同起馬塘，湛以為陂，治陵水道到錢唐，越地，通浙江。」這裡三處都提到江南的運河。前面兩處都是吳王夫差或闔廬時代的運河。兩處所說的是否是同一水道不得而知，但至少說明了吳王夫差修通了從吳縣到長江的運河。運河的主要用途是運糧草，應該也不排斥運兵，夫差幾次伐齊無疑充分利用了運河與糧船，因為不用船，兵糧過不了長江，士兵也同樣過不了長江。第三則談的是秦始皇開的運河，這條運河從安徽省壽縣鳧陵亢，通過由拳塞直達錢塘江。問題是不知這條運河是向東假道淮河、洪澤湖、高郵湖再從揚州附近入長江，還是向南通過瓦埠湖、肥水、巢湖、裕溪河入長江。總之，秦始皇修通了從安徽省壽縣到浙江省錢塘江的運河是毫無疑問的。這三則關於運河的材料充實了我們很多人過去對中國古運河的歷史知識。過去歷史書上談運河總是從隋煬帝楊廣開運河遊江南開始。從這幾則材料看，早在隋煬帝的一千多年以前，吳國就修建了有相當規模的運輸糧草的運河，而在西元前兩百多年的秦始皇時代，南北運河已經可以貫穿淮河、長江和錢塘江，把三大水系連通起來。作為水利工程來說，在當年的地球上應該是首屈一指的。
可以和運河的工程比美的是吳縣的城防工程。據〈記吳地傳〉記載：吳大城周長四十七里多，外郭周長六十八里多，城內東西主幹道九里多長，二十三步寬，南北主幹道長十里多，寬三十三步。南北還有一條寬二十八步的水道。大城中還有兩座小城，吳王辦公所在的小城周長十二里，城牆牆基二丈七尺寬，牆高四丈七尺，伍子胥城周長也有九里多。在兩千四、五百年以前，這樣的規模實在夠驚人了。城防的牢固程度也是驚人的，越王句踐攻打吳大城時整整包圍了兩年多，直到吳軍糧盡援絕，夫差軍隊開始解體才打進城去。吳大城的規模和堅固程度在春秋戰國時代應該也是第一流的，戰國後期的齊都臨淄、趙都邯鄲、魏都大梁、楚都郢都，在秦軍的攻擊下都是很快就被占領了，從未有過圍城一兩年的事情。吳王夫差去世三百多年以後，司馬遷到吳縣遊歷，對吳縣城闕的壯麗贊嘆不已（據《史記‧春申君列傳》末段：「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春申君故城即吳縣城）。太史公司馬遷可是一個見過大世面的人物，可見吳大城的規模是不多見的。〈記吳地傳〉關於吳大城及其他城闕的記述，無論從考古的角度或建築學的角度，都有非常重要的歷史價值。（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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