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政經二十年

名人推薦：聯合推薦

王信賢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呂大樂 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社會研究講座教授、香港研究學院總監及大中華研究中心總監
吳德榮 澳門大學政府與公共行政系教授

參、一個賭城的空間政治—澳門的城市景觀、保育運動與本土身分

李展鵬

一、前言：小而重要的澳門
澳門，一個在「兩岸三地」的概念中經常隱形的地方。地小、影響力小、文化輸出弱、政經地位不顯著，種種原因使得澳門不被看見。然而，這個小得彷彿一眼可以看穿、半天可以逛完的城市，卻有它值得注視的價值—例如在討論全球化下的城市空間特性之際。

2002 年，澳門特首何厚鏵宣布開放澳門的賭業市場，引來大量外資；翌年，中國大陸推行「港澳個人遊」（俗稱「自由行」）政策，大量旅客湧到澳門。短短幾年後，澳門在2006 年的賭場收益已超越拉斯維加斯（Simpson, 2013），成為全世界最賺錢的賭城。

作為一個只有3 2 . 9 平方公里的小城，澳門常常被忽略。然而，澳門的特殊意義正是在於它的極度細小。澳門人口有68萬，人口密度及車輛密度都是全球最高（Daniell, 2015）。在新冠疫情之前，澳門每年接待超過3,000 萬名遊客，數量是澳門人口的數十倍。2018 年，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排名中，澳門的人均GDP 是全世界第二，僅次於中東石油大國卡達（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18 年8 月8 日）。在這個細小而擁擠的旅遊城市，本地人（一群需要公共交通與價格合理的房子的人）、遊客（一群需要景點與酒店的人）與賭場企業（一種需要土地作大型建設的產業）爭奪城市空間。關鍵的問題是：非常有限的土地資源應如何使用？社會上不同持分者互相競爭，使得澳門的城市空間成了權力的戰場。

作為第一個以批判角度審視空間的政治性的學者，HenriLefebvre（[1974] 1991）指出空間是一種政治產物；而空間的生產就像資本主義社會中其他產品的生產，背後是各種政治力量（1976a）。因此，分析空間必須涉及政治社會權力結構的檢視。David Clarke（1997）借用Derrida 談語言學時提及的「空間的嚴酷法則」（the harsh law of spacing）去定義現代性：現代性的法則建立在它所創造的空間秩序，而城市空間正展示這法則的運作。

過去幾十年， 在人文社會學科有鮮明的「空間轉向」（spatial turn），把空間視為理解當代政治、社會、文化的焦點。如Soja（2008, 12）所言，「空間轉向」回應了一直以來人文學科「重時間輕空間」的本體論及認識論的偏見（ontological
and epistemological bias）。從這角度看，澳門的重要性正是因為它細小—當各方勢力爭奪非常有限的土地資源，空間與權力的關係就變得更為清晰。

賭權開放之後，澳門的城市空間有翻天覆地的變化，天際線被高聳的賭場占據，城市景觀亦在旅遊業發展下被「奇觀化」。當經濟發展迅速改變小城面貌，澳門在2005 年登上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古建築以及其周邊景觀成為了剛剛浮現的本土身分認同的載體。於是，經濟發展與文化保育的矛盾浮上水面，一次又一次的城市運動抗拒經濟過度發展。民間也在捍衛文化及自然景觀的同時，建立本土價值與身分。

Timothy Luke（2010）以casinopolitanism（暫且譯為「賭城主義」）一詞去形容現代賭城的發展：全球的賭業、度假村、購物及娛樂工業交織成的社會經濟網絡，正在使用賭場的主題公園模式去生產一種世界主義的魅幻。他認為在新自由主義底下的全球經濟表現在賭城文化，而澳門就是很好的例子，其賭場複
製拉斯維加斯模式。為了提供奇觀給旅客，賭城的建築的風格跟本地文化歷史毫無關係（Daniell, 2015）；賭城文化容不下本土價值。

在全球化下，跨國企業掌控全球經濟，而城市就在這經濟結構中擔當關鍵角色（Parker, 2003），賭業亦是當中的重要部分（Luke, 2010）。澳門這個有著數百年歷史的古城搖身一變成為超級賭城，城市空間有戲劇性的變化，正是研究空間政治的絕佳例子，當中清晰可見賭城主義的文化症狀。

二、空間的戰場：天際線的變化
澳門很小，所有大型建設都會牽一髮動全身，影響整體城市景觀。成為賭城之後，澳門的劇變就明顯地反映在城市空間上—例如天際線的變化。一個城市的天際線除了讓旅人駐足拍照，還有其他意義。開放賭業市場之後，澳門多次發生關於天際線的爭議：有人反對興建高樓大廈遮擋松山燈塔，有人批評高樓影響主教山教堂的景觀，有人抗議大型工程破壞山體與山脊線。過往鮮少關注城市空間的澳門人，突然覺得城市景觀非常重要。

天際線往往是現代城市的一張臉。我們會從帝國大廈等高樓一眼認出紐約，會從高聳的巴黎鐵塔馬上感覺到巴黎風情，也會把維多利亞港視為香港的一張臉。Strauss（1961）提到，人們會依靠符號去理解一個城市，而天際線就是關鍵的符號。如果一個城市可比作一件商品，城市的天際線就像商品的商標—例如麥當勞的M、Starbucks 的綠色圓圈、迪士尼的米老鼠。

回顧西方的城市發展史，當可發現天際線如何帶出政治經濟文化的訊息。筆者稱之為「天際線驗證法」：想了解一個時代，只要有當時的城市照片或圖畫，便可以從天際線看出當時的政經局勢（李展鵬，2013）。工業革命以前的歐洲，一個城鎮的最高建築物一定是教堂；宗教高於一切，那是歐洲文化的表徵，
也代表了歷時十個世紀的中世紀時期。直到今天，歐洲很多國家都有法律限制教堂附近建築物的高度，例如倫敦就規定聖保羅教堂周邊一定範圍的建築物不能高於教堂圓頂（CityMetric ，2016年11 月14 日）。踏入工業革命時代，一些工業城市（如英國的曼徹斯特）的天際線被高聳的工廠煙囪占據，代表工業社會的興起。

到了二十世紀，世界各地的城市紛紛興建摩天大樓，代表作有美國的帝國大廈與世貿中心；摩天大樓是現代城市的代表性建築形式，象徵著權力與進步（Warner, 1984），標示了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與建築科技的發達。近數十年，不少國家仍然前仆後繼爭建世界第一高樓，以顯示進步與繁榮。同時，高塔也成為另一種雄據天際線的建築：建於1958 年的東京鐵塔、建於1994的東方明珠塔，是東京及上海的地標；建於2001 年的澳門旅遊塔亦大大改變了澳門半島的天際線。高塔一般有兩大用途，一是電視訊號輸出，二是觀光景點，這代表了資本主義社會的轉型—從最早的製造業主導，變成後來的傳播業（尤其是電子傳媒）與旅遊服務業主導。

一個城市的建築群往往透露當時的經濟形態、文化環境、科技發展，甚至是政治局面；換言之，就是什麼勢力或產業掌握了權力。澳門的天際線在過去數十年的變化，正說明了這城市的政經變遷。

Katznelson 指出，每個時代都會創造屬於當時的空間（見Parker, 2003, 22），而澳門天際線的變化亦記錄這城市的政治經濟變化。從離島氹仔看澳門半島，三十年前最顯眼的是葡京酒店及主教山教堂：前者落成於1970 年，曾是賭場旗艦店，是澳門的經濟命脈；後者始建於十七世紀，是偌大的天主教堂，象徵葡國人信奉的天主教。兩座建築遙遙相對，似是河水不犯井水，卻頗有張力：一個代表聖潔，一個象徵敗壞。到了1991 年底，中國銀行大廈以全澳第一高樓的姿勢落戶，確立了在賭場及澳葡政府以外的另一種政治經濟勢力，也預視了九九回歸的權力交接。

近十多年，大型賭場酒店爭相進駐。它們大大改變了天際線，也暗示了賭權開放後的經濟形勢。其中新葡京場酒店樓高260 公尺，在澳門是僅次於旅遊塔的第二高建築，亦是澳門最高的酒店。除了高大，它一身閃亮的金色，造型怪異，顏色刺眼。這座建築揚名海外，曾被一個旅遊網站選為全世界十大最醜建築之一（Reuters ，2011 年7 月15 日）。由於位處人口密集的澳門半島，新葡京是很多澳門人每天避不開的景觀。在它附近，星際酒店及永利酒店亦以奇特造型改變天際線。

高樓跟權力的關係在澳門隨處可見。從永利酒店的位置可見這種空間戰術：永利不只占據了從氹仔看澳門的風景線，如果從新馬路末端的十六號碼頭看過去，永利酒店揚起的曲線更牢牢地把舊葡京酒店整個罩住，再加上大大的近似「勝利」的字樣（Wynn［永利］），彷彿要把舊葡京吞下去似的。英皇酒店是另一例子，從荷蘭園大馬路的中央圖書館往南灣的方向看去，英皇占據了一大片天空，招牌非常醒目。

荷蘭園與新馬路都是澳門重要的交通幹道與商業中心，成為兵家必爭之地。有趣的是永利及英皇占據的不是這兩條路的店面，而是天空的空間；這是商業的競爭，也是權力的競賽、空間的爭奪。就正如一種商品會選最顯眼的位置打廣告，一幢象徵某種權力的建築也自然會選擇最有利的位置，甚至最好連整個城市的天際線都因它而改變。

參、一個賭城的空間政治—澳門的城市景觀、保育運動與本土身分

李展鵬

一、前言：小而重要的澳門
澳門，一個在「兩岸三地」的概念中經常隱形的地方。地小、影響力小、文化輸出弱、政經地位不顯著，種種原因使得澳門不被看見。然而，這個小得彷彿一眼可以看穿、半天可以逛完的城市，卻有它值得注視的價值—例如在討論全球化下的城市空間特性之際。

2002 年，澳門特首何厚鏵宣布開放澳門的賭業市場，引來大量外資；翌年，中國大陸推行「港澳個人遊」（俗稱「自由行」）政策，大量旅客湧到澳門。短短幾年後，澳門在2006 年的賭場收...

很榮幸為《澳門政經二十年》的出版撰寫推薦序，對關心澳門過去、現在與未來的華語讀者而言，這絕對是本值得一讀再讀的好書。

對台灣人而言，港澳二字雖常一起出現，但總是以香港為主、澳門為輔。台灣人多知道香港特首是誰，但不熟悉澳門特首為何人；知道香港有「占中運動」、「雨傘革命」、「反送中運動」，但不知澳門有「反離補運動」、「博彩業工運」；知道《港區國安法》於2020年六月通過，卻不知《澳區國安法》早在2009年即已實施，此種例子不勝枚舉。究其原因，雖有各種歷史與現實的因素，但台灣人確實對澳門不夠了解，相信本書的出版能有助於彌補此一鴻溝。

一向被北京視為在其支持下，博彩業繁榮蓬勃、社會穩定，進而成為「一國兩制」模範的澳門，其實際發展究竟如何？本書吸引人之處正在於其「整全式」地回答了這個問題。若從架構來看，全書可大致區分為「國家」（中央政府與特區政府）、社會（資本家與一般民眾）以及國際因素（主要為葡萄牙與葡語系國家）三個層次的關係，以及不同層次間的互動。其中又包含三大類的議題：

（一） 國家與市場關係的變化以及造成的影響，主要是博彩業快速發展與外溢效果，包括經濟利益、社會結構與城市空間等的轉變，其呈現在第二章的「亞洲賭業雙城記」與第三章的「一個賭城的空間政治」；

（二） 國家內部（中央與特區政府）與國際因素的互動，主要是北京如何透過澳門為中介，在「中葡論壇」、「一帶一路」倡議中發展與葡語國家的關係，此部分呈現在第四章的「澳門與中國及葡語國家的關係」；

（三） 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包括社會抗爭、社會行動的動員機制、傳播媒體的影響以及身分認同等，主要呈現在第五章的「重探澳門政治文化：回歸後的澳門勞工抗爭」、第六章的「澳門社會行動的情感動員」、第七章的「媒體使用習慣和其對雨傘運動態度的影響」以及第八章的「我們澳門人」。

本書除了全局性的探討澳門發展外，還有兩個特色，一是如同編者所言的，結合學科與區域研究，另一個則是比較研究。就前者而言，學科研究與區域研究間往往存在著張力，學科專業所要求的是規律與可預測性，感興趣的是理論問題，而區域研究所著力的是對研究對象系絡的深入了解，關心的是對區域發展動態的掌握，就此而言，本書各章都照顧到學科專業與區域發展，兩個間形成很好的對話與平衡。而在比較研究部分，本書不僅是專注在澳門的發展，部分章節也從比較的角度出發以凸顯出「澳門研究」的價值，包括澳門與新加坡博彩業的比較、澳門學生與大陸學生媒體閱聽的比較、澳門人與香港人身分認同的比較等（事實上，本書所觸及的不少議題，都曾經在台灣發生過或正在發生中，台澳比較也是不錯的研究面向）。透過深入的研究與公允的評價，本書也隱約預示一個經典且關鍵的問題：澳門在經濟成長、社會穩定與政治發展間的三角關係。

如同編者所言，本書的出版，在時間上成為連接「舊秩序」到「新時代」的節點。而在總結「回歸」後二十年的同時，該如何面對未來的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如前所述，《澳區國安法》早在2009年已頒布，但直到這一兩年才出現政治立場與思想檢查，2021年9月澳門立法會選舉，出現了最大規模「DQ」，其中6組21人被取消參選資格的理由是「不擁護澳門《基本法》」和「不效忠澳門特區」，同樣的事情發生在香港不令人意外，但在澳門卻是首次，香港的局勢顯然牽動了澳門的發展。粵港澳大灣區的啟動、「愛國者治澳」的提出，對澳門政治、經濟與社會等各方面都將造成巨大、長遠的影響，也將使澳門的發展進一步鑲嵌入中國國家發展戰略之中。「新時代」究竟是最好還是最壞的時代？是希望之春抑或是失望之冬？本書不只是總結過去，也對未來給了指引，值得進一步深讀與探索。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王信賢


澳門與香港乃近鄰，往來甚密。而彼此的關係也並不止於澳港居民時常來往兩地，對對方的文化、生活有所接觸。以我個人的經驗為例，在親戚、朋友圈子之中，其實不乏澳門人，只是平日大家在聊談中未有提及澳門街，所以他們未有「表露身分」而已。只要好好的了解一下，澳門與香港的聯繫，相當豐富。

不過，話雖如此，港人對澳門社會的認識卻十分有限。而我甚至會認為，我們經常帶著一些定型來理解澳門——關於澳門，來來去去就是有關博彩業、賭場、地道美食、度假好去處等等，少有嘗試擺脫旅遊觀光的框框，走進社區，更深入的了解澳門社會。就算近年港人對澳門的古物古蹟、文化遺產、街頭文化提高了興趣，那很大程度仍然是觀光活動的延伸，將旅遊的範圍有所擴充，而還未算是對歷史、社會、文化產生好奇。

關於澳門歷史的介紹、書籍並不短缺，只要港人願意主動一點，不難可以為自己補補課。但如果要認識當代澳門在社會及其轉變，則的確有點難度。所以，見到《澳門政經二十年》的出版，實在興奮。正如一般社會科學的分析和討論，重要的不是每位作者的觀點與結論——讀者大可另有看法——而是他們的提問和切入問題的角度。《澳門政經二十年》的內容不是無所不包，但好處是作者們嘗試處理很多現有文獻未有深入探討的問題（例如：不同形式的政治行動）。更重要的是，他們正面面對轉變中的澳門社會。博彩業的結構本身固然是了解澳門社會經濟的一個大課題，但它的變化除了影響到這個行業的發展與持續性，與此同時也為澳門帶來了其他方面的改變——整個城市的文化面貌也隨之而起了變化。而澳門文化和身處其中的澳門人，有何感受？做出怎樣的回應？這都是值得分析、討論的題目。

以往我們從報刊所讀到有關澳門政治的報導，通常是凸出其十年如一日的不變特色，令人以為其政治佈局不變之餘，澳門人也對政治轉變不感興趣。但這本文集的多篇文章提醒我們，在澳門的穩定與和諧底下，其實一樣存在張力、訴求和改變。澳門政治這個課題可以有不同層次。

《澳門政經二十年》給我們提供了了解澳門社會的新角度，同時也為未來的研究提供了線索。澳門社會研究大有可為。

呂大樂
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社會研究講座教授、香港研究學院總監及大中華研究中心總監


澳門除了賭博、美食和一年一度的大賽車，還有什麼值得一提或者值得研究的地方？

澳門位處珠江口，是南中國的大門。自四百年前被葡萄牙占領並受其管治至1999年，一直是一個華洋雜處的地域。現時，澳門常住人口不到七十萬，外勞就占了將近四分之一。在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每年訪澳的旅客更達到三千萬人次， 確實是人流不絕，品流複雜。

回歸中國20年來，澳門經濟爆發式增長，一度成為僅次於盧森堡的國民生產毛額最高的地區。澳門經濟以賭業為主，早年被稱為東方蒙地卡羅，但事實上，其博彩規模早已超越拉斯維加斯，蒙地卡羅更是望塵莫及 ，真可謂萬夫莫敵。

四個世紀的歐洲文化融入了華人生活，締造出獨特的人文景觀。澳門城區是世界文化遺產，與大型的現代酒店互相輝映。人文氣息濃厚的歷史遺跡、庸俗奢華的賭場、擁擠殘破的民宅、以至虛假浮誇的仿古建築並肩而立，造就了一個人格分裂的城市。

這樣一個充滿傳奇、矛盾和獨特的地方，本身就非常值得研究。

但是澳門有趣的地方並不止如此。澳門過去二十年的經歷有著不少對社會理論有啟發性的看點和悖論。 舉幾個簡單的例子：

表面上看來，澳門的急速發展是市場經濟的勝利。賭權開放使得賭業由壟斷經營轉為市場競爭，大大提高了賭業的創新、效率與素養。作為全國唯一合法開賭的地方，澳門賭業的成功有賴於地緣政治和契機。不過，如果只簡單地著眼於地緣政治及市場競爭，就會忽略了澳門賭業的獨特運作模式及其成功之處。澳門的貴賓廳制度和博彩中介制度，可以說是其獨門祕笈。當中所謂「疊碼仔」的角色和制度，更牽涉了如何建立客源、人流、保護隱私、信貸、資金進出、洗錢等等隱祕手法與規則。換言之，澳門賭業的治理，是建基於正規制度與非正規制度的微妙結合。這種非正規的治理，正是近年社會科學界十分關注的課題。

其次，由賭業帶動，澳門形成了旅遊博彩一種嶄新的發展模式。這個模式，跳脫以往進口替代與出口導向的發展策略，開拓了另類發展經驗。澳門的成功，刺激了不少地方的仿效，除了新加坡， 還包括菲律賓、柬埔寨、越南等等，甚至日本和台灣也在積極發展旅遊博彩。

更有趣的是，賭業的興旺帶動了政府收入的增加。澳門政府徵收百分之四十的賭稅，此高稅率帶來龐大的稅收，不單止讓政府可以大力投資基礎建設、增加福利開支、進一步帶動經濟發展， 還讓政府可以在其他領域維持極低的稅率甚至免稅。換句話說，賭稅變成是一種自願稅，主要的納稅人都是遊客，澳門居民的義務稅根本可有可無。這種財稅體制近乎古代的包稅制，又像殖民地時代在東南亞流行一時的種稅制 (revenue farming)。這古老體制的當代意義，甚是值得探討。

再者，經濟發展以及高福利，大大提高了政府的正當性和社會的穩定性。經濟和社會的急速轉型並沒有帶來巨大的社會矛盾。澳門在回歸前已被謔稱為半個解放區，社會組織早已被中國政府收編， 公民社會盡是愛國力量。澳門並沒有強烈的民主化訴求、亦只有有限度的本土意識。但是把這種穩定歸功於經濟發展、福利主義和社會控制，似乎過於簡單。事實上，勞資之間的矛盾、保育與發展的矛盾、民生與經濟增長的矛盾一直存在。表面上，公民社會被高舉的「穩定和諧」限制了發展空間，但出乎意外的是，2014年小規模的反離補遊行卻馬上得到回應。穩定和諧的邏輯在窒礙社會運動的同時，卻又促使政府聆聽民意及避免一意孤行，以免引起社會反彈而破壞穩定和諧。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是載是覆，視乎體制結構與個體能動性的博弈。

以上種種都是澳門值得研究的地方，也是可以藉由研究澳門而探究社會理論的地方。本書填補了這一片空白，將澳門發展的多樣性和不爲人注意的複雜性呈現出來，讓讀者一窺澳門經驗的學術意義。我期望《澳門政經二十年》作爲一個起步，能引領更多關於當代澳門的研究，並能夠將研究成果傳達給廣大的民眾。

謹將本書推薦給各位讀者，並與作者們共勉。

吳德榮 澳門大學政府與公共行政系教授

很榮幸為《澳門政經二十年》的出版撰寫推薦序，對關心澳門過去、現在與未來的華語讀者而言，這絕對是本值得一讀再讀的好書。

對台灣人而言，港澳二字雖常一起出現，但總是以香港為主、澳門為輔。台灣人多知道香港特首是誰，但不熟悉澳門特首為何人；知道香港有「占中運動」、「雨傘革命」、「反送中運動」，但不知澳門有「反離補運動」、「博彩業工運」；知道《港區國安法》於2020年六月通過，卻不知《澳區國安法》早在2009年即已實施，此種例子不勝枚舉。究其原因，雖有各種歷史與現實的因素，但台灣人確實對澳門不夠了解，相信本書的...

《澳門政經二十年》是2020年由Routledge出版社出版的Macau 20 Years after the Handover: Changes and Challenges under “One Country, Two Systems”的中文版。
這是一本討論澳門回歸二十年裡政治、經濟和社會等方面變遷的論文集，與英文原版相比，中文版有兩點不同。

首先，是收錄的章節數量。英文原版有8個章節，其中分別由何家騏和林玉鳳、鄭煒和陳慧燕撰寫的兩個章節，因為作者個人原因，沒有參與到中文版的出版當中。而中文版則新增了由吳明軒撰寫的一個章節。

第二，除了馬天龍的章節需要經人協助翻譯，其餘章節均由英文原版的作者書寫成中文，並根據需求對原文進行了諸如補充參考文獻、增減內容等修訂，可以說《澳門政經二十年》並不是對英文原版的直接翻譯，而是以原本的內容為基礎改寫成中文。

最後，我要感謝五南出版社的副總編輯張毓芬，沒有她的熱心幫助，這本論文集不可能這麼快以中文的形式和台灣的讀者見面。澳門，這個城市的命運，從來都和國際秩序緊密相連。隨著中國大陸和外部世界的關係變化，澳門無可避免受到影響。在2021年，諸如被禁止公開悼念「六四」、民主派的立法議員候選人被全數剝奪參選資格等事件，均顯示澳門已經進入一個不同以往的政治秩序。《澳門政經二十年》在時間上「意外地」記錄了變化前的舊秩序，為理解新時代留下一個註腳。

《澳門政經二十年》是2020年由Routledge出版社出版的Macau 20 Years after the Handover: Changes and Challenges under “One Country, Two Systems”的中文版。
這是一本討論澳門回歸二十年裡政治、經濟和社會等方面變遷的論文集，與英文原版相比，中文版有兩點不同。

首先，是收錄的章節數量。英文原版有8個章節，其中分別由何家騏和林玉鳳、鄭煒和陳慧燕撰寫的兩個章節，因為作者個人原因，沒有參與到中文版的出版當中。而中文版則新增了由吳明軒撰寫的一個章節。

第二，除了馬天龍的章節需要經人協助翻譯，其餘章節均由英文原...

推薦序
中文版序
壹、導論（楊鳴宇）
貳、亞洲賭業雙城記—澳門和新加坡博彩業開放競爭模式探討（呂開顏）
參、一個賭城的空間政治—澳門的城市景觀、保育運動與本土身分（李展鵬）
肆、澳門與中國及葡語國家的關係—從國家（地方）品牌到軟實力（馬天龍）
伍、重探澳門政治文化—回歸後的澳門勞工抗爭（2000-2017）（廖志輝、楊鳴宇）
陸、澳門社會行動的情感動員（林仲軒）
柒、媒體使用習慣和其對雨傘運動態度的影響— 一項澳門學生和中國大陸學生的比較研究（楊鳴宇、王紅宇）
捌、我們澳門人—制度脈絡、時序及澳門身分認同的發展（吳明軒）
玖、總結（楊鳴宇）

推薦序
中文版序
壹、導論（楊鳴宇）
貳、亞洲賭業雙城記—澳門和新加坡博彩業開放競爭模式探討（呂開顏）
參、一個賭城的空間政治—澳門的城市景觀、保育運動與本土身分（李展鵬）
肆、澳門與中國及葡語國家的關係—從國家（地方）品牌到軟實力（馬天龍）
伍、重探澳門政治文化—回歸後的澳門勞工抗爭（2000-2017）（廖志輝、楊鳴宇）
陸、澳門社會行動的情感動員（林仲軒）
柒、媒體使用習慣和其對雨傘運動態度的影響— 一項澳門學生和中國大陸學生的比較研究（楊鳴宇、王紅宇）
捌、我們澳門人—制度脈絡、時序及澳門身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