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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凱麟〈碎裂、喧囂、觸底與逆亂〉
思想與實踐從來緊密糾結，卻絕非單線粗牙的想什麼做什麼，而是永恆「介於二」的恐怖展示。蘇哲安總是懂得如何以書寫（而且是犀利思辯的中文書寫）來證成思想糾纏實踐，或反之，或非此非彼，的殘酷遊戲。一本書就是一具戰爭機器。
這本書的火線橫掃香港反送中（反修例）運動所滋生的論述雷池，由近十五年來掀起的政治抗爭入手，繞經蓬勃的在地左翼論爭、反思與轉向，蘇哲安豎立一門嶄新的劃界系譜學，綿密彈道鎖定的是界線、翻譯與主體性三個概念所交錯激生的基進問題場域。一切思考、論證與批判都必須回到這個問題場域中重新誕生出來，一方面使得後殖、邊界、政治經濟學、身分政治與語言的複雜衝突與征戰獲得嶄新的觀看視域，另一方面也藉此奠立了由界線、翻譯與主體性所交纏共生的思想平面。
在香港這個政治學「噪點」上，界線比任何時刻都更成為思想與實踐的尖銳問題。對於話語中固執回返的中西、南北、左右、中港、內外、解殖保殖、本土建制、遷徒定居……，各種界線的生死判教簡直無所不在與無所不是，當然，也因而無所在與無所是。劃界並不是單純的指出界線，而是使得正反直逆不再服務於任何一的形式對立，弔詭地「介/界於二」。因此，尋覓「界線在哪裡？」與質問「界線是什麼？」並不真正成為思想的關鍵問題，或者不如說，問題不在任何已固著或被預設的疆界，更非此疆界的表面抺除或忽視，反而是重新促使各種細微界線的創造性顯現與誕生，無窮地激活了界限「小知覺」的敏感與警覺。這是對多樣化世界的微分與再差異化，是任意兩種最小值dx與dy的動態頡頏與特異性的持續重估。簡言之，思想就是投身於系譜學製圖所再激活的活體世界，而界線則因為總是一再地被思想所逾越而重新誕生在他方。界線僅因其涉及的「域外」與來自域外的力量而存在，而劃界，不是直線，而是各種異質力量的無窮摺曲運動，「比最遠更遠」摺入「比最近更近」……
作為抗爭中的活性界面，不論香港願不願意都已經成為一種「界線經驗」，但比較不（只）是因為香港蟄居於犬牙交錯的地緣政治奇點，亦不太只是其殖民與經濟歷史的複雜身世，而更是因為其允許了一種基進思想的獨特可能，不是因為香港的過去或現在，而是透過其一再觸底（越界）與逆亂（摺曲）的政治處境所可能折射的未來思想。
香港「成為『前線』的原因，正是因為劃界實踐（bordering practices）早已構成了當下全球政治局勢的核心。」（1-2）香港座落為極特異的「概念性時空」，這並不是說香港成為一個抽象化的概念，剛好相反，在批判性論述的火網交織下，思想運動在此重軍布署，一切可思與非思的極性操演一再短兵相接，內外左右南北都因「強辯證」而在系譜學的賭注中成為可反覆逆轉的基進運動。摺曲，並因此促成了「不可能的鄰近性」，一再翻迭出指向未來的思想潛能。這個因「歧義」（mésententes）迅猛的政治時刻命名為香港，即使是其「左翼的敗北」，仍然無可迴避地成為系譜學凝視下的界線經驗。
想要界定當前一再加速的詭譎政治局勢無比困難，因為所有語言都立即面臨自身怠速與固著的危機，都可能再度蹈入某種定居殖民或共謀殖民的網羅。作為一種劃界實踐的介質，話語的地位從來無法固著與一勞永逸，其正如同界線一樣，具有任意性與移動性，而且正是語言的能動性與潛能必須在劃界中顯現。用蘇哲安的話來說，「凡是語言皆為翻譯」（107），即使（特別）是語言內部的自為翻譯。當代基進思想不可或缺的外部性正是在翻譯行動中一再被摺入其中，而主體性就是此一（再）翻譯/摺曲的操作，但不再是為了班雅明的純粹語言，不是任何形式的一或另一，而是「介於二」，為了在語言自身實現一種等同於劃界的系譜學重估。確切的說，語言自身的劃界實踐（翻譯）並不（只）是不同語言之間的溝通與交換，而是「在語言的內部總是早已存在著不可思考的外部與異者，總是因為有自身的外部性而有語言的可能。這個陌異性的揭露並不只存在於譯文之中，而且早已內建在原文本身的創造性構成。」
系譜學可以有許多不同的批判性意義，除了尼采式的價值重估，蘇哲安的用法更是傅柯意義下的，「不從我們所是的形式來推斷什麼是我們所不可能做或認識之物，而是從致使我們是我們所是的偶然性中提取不再是、不再做或不再思我們所是、所做或所思的可能性。」系譜學離不開其所投射的開放性未來，對「我們自身」賦予一種批判性的生產潛能，不是為了強化任何「所是、所做與所思」，而是從中顛覆性地轉向，催逼出不可或缺的「陌異性」，其並不是無關的外部，而正是必須被摺入為主體性的必要部位，也是劃界實踐所欲引入的視域更新。蘇哲安使得這樣的批判實踐來自一切界線形式的無止境摧毀與更新，而透過語言的內外翻譯，或話語的「流變-可譯」，在一切既有意義與已決界線中催逼出一種系譜學式的「譯者-主體性」，其以「域外總是敗北的形式」成為界線經驗本身。「邊界的問題之所以是個基本的政治課題的原因，就是因為它被內嵌於所有的社會關係。原則上這就牽涉到每一個地方乃至每一個個體自我構成過程中，劃界實踐具有不可繞過的悖論特質」（141）。2019年前後的香港，正處於這種光影明滅的激烈翻譯時刻，「形式的一」被重新鬆動、瓦解，讓位給「介於二」的流變。這正是布朗肖在談及翻譯時，明確以系譜學方法提出的說明：「原作從來不是不動的，而語言中某一時刻所包含著的所有未來，語言中意指或召喚一種另類、有時極危險的所有另類狀態，都在文學作品的莊嚴偏航中獲得確認。翻譯連結到這種流變，它『翻譯』並完成這種流變。翻譯僅僅因為佔有這樣的運動和這樣的生命，才是可能的。」
在愈來愈激烈的抗爭中，香港以其積累的動能闖入了獨特的翻譯時刻，四處喳呼著「不規則的熱鬧狀態」（83），無數異質力量麇集在這個幽微的歷史開敞，它允許了系譜學翻譯的介入，劃界成為主體性建構的必要條件。不論「香港人」與否，一切都如黃建宏在《潛殖》中所倡議，「嘗試在沒有邊際的渾沌中想像並建構出球莖般的『渾沌-身體』[……] 偵測或感受到『邊界上的自己』。」界線的嶄新誕生與主體的問題化重構成為系譜學凝視下的僅餘生命，而且勢將無可轉圜無可迴避地成為「我們自身」的批判存有論。
在這個艱難的界線時刻裡，亦在當代政治的臨床與批判中，我們各自在自身的轉型實踐中流變-香港人。而這意謂什麼？蘇哲安的答覆乾脆而堅定：變成一名劃界實踐的高明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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