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書寫與實踐
本書聚焦北美與太平洋島嶼原住民書寫，以原住民主體位置發聲，反思當代跨文化論述的侷限。原住民承受定居殖民主義、帝國軍事主義與國家主義伐害，導致部落土地喪失，族人流離失所，卻在當代文化論述中缺席。如何考掘失落的原住民歷史和記憶？如何轉譯原住民與帝國中心的關係？如何在後（解）殖民論述、全球化與跨國主義方興未艾的今日，以原住民研究之歷史縱深與空間廣袤，深入探討原住民與主流文化的碰撞與協商？原住民性（Indigeneity）如何植根（root），卻又透過特定地域取徑移動（route）？本書綜整二十一世紀迄今盤根錯節的跨太平洋原住民研究脈絡、地理情境，以及原住民與當代文化論述之辯證，並藉由自身與跨國原住民作家、藝術家、學者、社會運動及社群領袖之互動與對話，連結原住民研究相關跨民（國）族主義、跨國遷徙、族裔、跨原住民性、多族裔／多物種親密關係，以及記憶與歷史書寫等重要議題，挑戰政治地理／疆界的切割，翻轉「民族－國家」之國族主義迷思，審視原住民獨特文化與歷史經驗的越界意涵，從「原鄉／離散」、「創傷／記憶」、「原住民／人類世」及「跨原住民性／復振」四個面向，反思殖民歷史之衝突與對抗的核心議題，形塑原住民主體位置、地域思維與能動，反饋當代文化論述之不足，對抗西方理性主義現代性、資本主義與殖民／帝國主義的政治操作。
原住民論述及書寫與（落地）實踐息息相關，可由三個事件說起。其一，2020年12月全球新冠疫情中，臺灣文學館結合蘭嶼達悟作家夏曼‧藍波安創立的島嶼民族科學工作坊共同規劃第一屆海洋島嶼蘭嶼文學節。當時東北季風強勁，蘭嶼被迫短暫「封島」，但夏曼‧藍波安的堅定信念引領島上如期舉辦史上第一屆文學節，強調「先有行動再說故事」的身體力行文學，由達悟族人敘說勞動生命故事，以族語講說，說話即是歌謠，迥異的語言承載全然不同的世界觀。夏曼‧藍波安強調「身體先到再說故事」，從島嶼環境的實踐與感知，生產感動人心的文學。夏曼‧藍波安的書寫強調海洋知識與技能的實踐，充滿對陸地（大陸）規範式思維（mainland normative thinking）的反動與批判，如同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謂「實踐邏輯」（a logic of practice），著重身體技藝與實踐，反對現代性知識邏輯的暴力，倡議原住民實踐邏輯，以身體的物質實踐為本，將日常生活、社會與文化形式的傳播與運用立基於海洋與身體實作的技能，成為民族的「慣習」（habitus），是為「實踐邏輯」。詩人以海洋原住民日常生活的方式與慣習，形塑與海洋生態、日月星辰之互為主體，由下而上參與，透過新舊經驗不斷流動，海洋美學的實踐帶給學術研究許多感動。夏曼‧藍波安說，在教科書裡總是看到被切割的太平洋，直到四十八歲完成南太平洋島嶼航行的夢想，從拉洛東咖島（Rarotonga）買回一幅以太平洋為中心的大洋洲世界地圖，才真正有了「太平洋的尊嚴」，這樣的尊嚴不僅是達悟海洋民族的尊嚴，也是人類所應共享的人（自然）權尊嚴（〈大海之眼：夏曼‧藍波安的異托邦作家宣言〉）。
事件之二，2021年3月哈佛大學美國原住民研究學程慶祝成立五十週年，由當代著名原住民研究學者輪番發言，以視訊論壇方式， 連結疫情阻隔的北美與全球原住民世界。哈佛大學講座教授暨美國國家人文藝術與科學學院院士狄洛瑞亞（Philip Deloria）強調「實地」（on the ground）知識與實踐的重要，他本人曾多次來臺訪問， 也曾造訪蘭嶼，專程拜訪夏曼‧藍波安，兩人以說話唱誦方式，互道對各自父親及家族傳承的情感，令人動容。視訊論壇中，狄洛瑞亞強調原住民說（聽）故事是一種重要的政治行動（political act）， 為經歷長期與大地山河親密接觸所生，與國族大敘述迥異，呈現更深層的時間敘事（deeper narratives of time），抹消現代性歷史（history）與史前（pre-history）的界線，這就是全球原住民所說的「深層故事」（deep stories），但這些故事卻經常沒有被聽見，主因是學院或學術研究傳承了西方知識論體系，以類別區隔我他、能所，這不是原住民的故事。原住民在土地上學習生活，進行實驗， 傳承知識，數千年來，這些知識形式和日常生活實踐息息相關，卻被殖民主流文化視為阻礙現代性進步的因素，亟需根除而後快。狄洛瑞亞認為，惟藉由回復在地原住民的故事，超越人類有限歷史的隔閡，重新踏入這被消音、隱而不可見的在地場域，重新思索在地與部族、全球社群與原住民的關係，才能創造更大的論述架構，以及相互連結的關係形式，這些架構或論述形式來自「實地」的實踐經驗（“A Circle of Notable Native American Scholars”）。
事件之三，2020年5月全球新冠疫情嚴峻，著名歷史學家拉圖（Bruno Latour）與藝術家魏貝爾（Peter Weibel）在德國卡爾斯魯厄藝術與媒體中心（ZKM）以「臨界區：地球政治的觀測站」（Critical Zones: Observatories of Earthly Politics）策展，於線上虛擬空間開幕，9月拉圖在臺出版中文版的《著陸何處：全球化、不平等與生態鉅變下，政治該何去何從？》（Où atterrir? Comment s’orienter en politique, 2017；Down to Earth: Politics in the New Climatic Regime, 2018），為臺北雙年展暖身。11月臺北雙年展以「你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為題，拉圖與吉納德（Martin Guinard） 共同策展，橫跨政治、社會、地理、海洋科學，以及相關人文藝術領域，「臨界區」成為跨領域學科的接觸場域，拉圖「臨界區：觀測站」的策展概念，正與跨國環境人文學者於2013年成立之全球環境人文觀測站（Humanities for the Environment: Observatories）的跨領域研究想像與操作一致。2015年臺灣以亞太中樞獲邀加入，成立亞太觀測站（Asia Pacific Observatory），2015年出版環境人文宣言 （“Humanities for the Environment—A Manifesto for Research and Action”），強調跨學科研究「實地」觀測之必要，認為生物圈是在「一連串不停歇的連結和事件」中接近「實地」的路徑，以在地實踐拆解十八世紀以降未曾實現過的西方現代性計畫，由知識、美學、詩學的層面，建立對所處環境／生活世界（lifeworld）敏銳的感知， 轉化成對於介入生活／生命現實有積極意義的知識體系與行動。
綜整以上三個事件，2020至2021兩年間，人類面對病毒肆虐，以實地的聲音與媒介，跨越阻隔，「一連串不停歇的連結和事件」不僅突顯生命與星球生態危脆性，更以故事與美學形式參與歷史、危機、衝突和轉化，強調「實地」感知與行動，維繫自身所處地域的生計，以及與其他社群和人類以外其他物種所應保持的緊密聯繫，認知互為緣起的道理，尊重彼此（多物種）的生存條件。
「實地」不僅是人類行動的框架，「實地」空間也參與了行動，空間不僅是具有經緯度的網狀繪圖，「空間」已成為激動人心的「歷史」。夏曼‧藍波安、狄洛瑞亞和拉圖的「深層」故事與藝術， 形塑多物種相互連接的「共同世界」，「原民生成」（becoming Native）總是「相放伴」。如哈洛威（Donna Haraway）所言，沒有所謂的「生成」（becoming），只有「生成與共」（becoming with）：「當今的世界需要故事（和理論），但是需要夠大的故事，能包容複雜性，開放邊界，極力找出令人驚艷的新舊連結，雜揉多元時間和空間向度，包容人類全體、人類以外、非人類、人類為物種之一之互動主體的聚合」（“Anthropocene, Capitalocene, Plantationocene, Chthulucene” 160）。
凡此種種正說明學術研究需跳脫人類中心主義、「卓異主義」（exceptionalism）及「受限的個人主義」（bounded individualism）（Haraway,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30）。原住民與山海的深層連結、實踐知識，以及面對殖民帝國主義的歷史經驗，透過代代的生存奮鬥與考驗，在當今人類或人類世造成的所有挫敗中，彌足珍貴。原居民族為星球進程的積極參與者，而不是被動的觀察者，從原住民觀點出發，述說「夠大」／「深層」／「廣袤」的故事，是理解人類與其他物種繁茂綿延（flourishing）之生態系統過程的新維度。瞭解變遷的文化和生態適應與轉化的動態過程，對人類和其他物種的生存與繁榮至關重要。
這樣的思維理路，在世紀之交的全球化論辯中，並不陌生。阿帕度萊（Arjun Appadurai）的《現代性泛論》（Modernity at Large） 特別強調學術研究的想像力在全球化情境中的重要性，學術研究應嘗試揭露來自社會底層的聲音，避免學術研究與知識權力結構共謀，將底層的聲音排斥在知識生產的機制之外。阿帕度萊提出「想像力」做為一個集體、社會與日常生活中重要且具有批判性的一環，「想像力」同時也是勞動力的一種形式（a form of labor；7）。更精確地說，世界眾多族群的日常社會生活，已創造了涵蓋社會各個層面想像力運作的豐富資源。「想像力」涵蓋庶民日常生活的各個面向：人們思考／想像遷徙路徑及回返、抵制國家暴力、尋求社會平反、設計新形式的公民連結或跨越國族疆界的結盟。阿帕度萊以「想像力」的運作面對生存與再生產的嚴峻考驗，「想像力」是一個財富與生存、品味與欲望、權力與抵抗交鋒的場域（Appadurai, “Globalization and the Research Imagination” 229）。藉由想像力運作，「集體的異議形式」（collective patterns of dissent）與新的集體生活的樣態才得以浮現（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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