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來去拉丁
台灣對拉丁文化是陌生的。從來就是親美親日，受這兩種文化影響，甚至會透過他們的流行文化膚淺片面地去理解世界。
回想小時候，電視初到台灣，我看到的第一個電視節目是黑白的美國情境喜劇《我愛露西》，傻大姊露西和她那個經常被嘲笑的古巴丈夫，應該是我的第一個拉丁印象吧？後來又有個大型綜藝節目，叫《拉丁歌舞》，是大型夜總會的表演，有爵士大樂團和兩個伴舞的美女瑪芝和芝芝。兩拉丁美女總是穿黑網襪露出美腿，從腰部向後膨出一大片有很多縐褶的蛋糕裙，扭起來裙子一掀一翻，熱情帶勁。這些艷舞對我們小蘿蔔頭很有吸引力，別忘了這還是國產綜藝《群星會》時代，像閻荷婷、紫薇等老上海式的歌星，仍在慢悠悠唱著「荷葉上露珠兒轉呦」的小調歌曲，讓小蘿蔔頭們百般不耐煩。拉丁熱舞直接吸引我們，挑戰我們年少的文化味蕾。古巴是什麼？拉丁又是什麼？我們一點都不理解，但是這些形象、名詞不知不覺深植在我們腦海。
除了喜劇和歌舞外，拉丁印象總出現在美國西部片中，大英雄約翰・韋恩身旁老看到操著「申牛雷，申牛雷」口語的墨西哥小鬍子們，不是酒吧老闆，就是客棧主人，帶點喜趣帶點狡猾。和那個華納卡通裡嚷嚷著「安德雷，安德雷！」一溜煙跑過銀幕的墨西哥小老鼠一般可愛。這些美式流行文化的點點滴滴都在塑造我們對拉丁的刻板印象。它們應該是美國文化塑造出的誇大、扭曲、讓拉丁人不舒服的形象；就像我們看到好萊塢電影如《大地》中吊著眼睛的假華人，或者戴著長指甲套，邪惡陰險的福滿州那樣感覺不快。
後來上映了一部轟動全台的西班牙電影《不如歸》（Un rayo de luz, 1960），終於不是美國人眼中的拉丁了。裡面的小童星瑪麗莎（Marisol），老是高昂激動地唱著西班牙式的吶喊歌曲。她有驚人的肺活量，唱起歌來聲驚四座，或歡樂或悲傷，充滿了感染力。這部電影和《梁山伯與祝英台》一樣轟動，幾個月也不下片，估計瑪麗莎作夢也沒想到她在台灣有如此海量的粉絲。主要電影中強調孤女對母親的嚮往，這種親情是華人觀眾最無法抗拒的。
有頭腦的商人將瑪麗莎從西班牙請來台灣，隨一部假的《不如歸》續集登台，還隨票贈送五張瑪麗莎的彩色照片。瑪麗莎出現時，觀眾非常困惑，首先那瑪麗莎已經長成亭亭玉立的少女，不復那紮兩條小辮子的天真模樣。原來《不如歸》是幾年前的舊片，大概拍好四年後才在台上映。差距幾年，西方人又發育得快，模樣就不是同一人了。我擠在國都戲院靠舞台前面看她載歌載舞，心中充滿失望的情緒。她沒有唱《不如歸》那些耳熟能詳的歌曲，西班牙舞蹈我們又霧裡看花，節目最後還插科打諢地推出「台灣瑪麗莎」的小女孩高歌一曲，那小女孩名叫鄧麗君。我們把失望之氣出在鄧麗君身上，哼，一點都不像！其實我們心中的ＯＳ是，大瑪麗莎一點兒都不像《不如歸》裡面可愛的小瑪麗莎。
到了大學，西班牙能稍微對焦了。台灣出了個漫遊者三毛，用生花妙筆把荷西和西班牙帶進了台灣，乃至後來也進入大陸的視野中。荷西是那個浪漫等三毛幾年的西班牙人，是會做木工、跑到西屬撒哈拉潛水的西班牙人，是冷幽默笑匠和有同情心的西班牙人。三毛筆下的西班牙文化和好萊塢電影裡不一樣，總算這是台灣人自己的第一手報導啊！從小說到現實有段差距，我到美國留學才真正接觸到拉丁文化。德州首府奧斯丁是個非常白人的學校，但到底是臨近墨西哥，市裡拉丁裔不少，TACO等速食店也比比皆是。在德州也曾去過聖安東尼奧，參觀一下阿拉莫建築牆上的子彈孔，遙想《邊城英烈傳》（Alamo）中白人與墨西哥人的戰爭。約翰・韋恩和李察・威麥好壯烈啊，最後都為維護家園犧牲了。我們當時沒有知識，到底是誰從墨西哥人手裡搶來德州的？白人忘了真正的侵略者是他們自己，如此正義凜然。那段時間和我一起在圖書館整理目錄打工的瑪利亞是墨西哥裔，她黑不溜秋、矮矮胖胖，平日喜歡和我聊天。她是學音樂的，請我去看她參與演出的音樂劇《天皇》（Mikado），我在台下找來找去看不到她在哪裡。她應該演的是一個宮女，大堆頭演員吊著眼睛演東方人，寬鬆的戲服一穿，舞台妝一化，Chicano臉和白人臉也分不清了。我們對拉丁文化不了解，其實把臉部特徵一遮，大家沒有什麼不同，種族主義真是無聊的東西。
圖書館裡還有一個女孩來自尼加拉瓜，美人胚子，有個台灣男生特別迷她，老想約她出去玩，可惜落花有意，流水無情。她平常笑靨如花，但只要一問起她的家鄉，臉上就飄過一絲哀傷，什麼也不肯說，估計也是政治流亡之類的悲劇。
我們系裡墨西哥裔不多，倒是幾年後，奧斯丁出了一個大導演學弟，勞勃・羅里葛茲（Robert Rodriguez），擅長商業動作片，拍了墨西哥三部曲（《殺手悲歌》、《英雄不流淚》、《英雄不回頭》），有吳宇森風格，合作的演員有西班牙阿莫多瓦藝術片出身的安東尼奧・班德拉斯（Antonio Banderas）和墨西哥的性感尤物莎瑪・海耶克（Selma Hayek）。有一年，我應邀去西班牙聖賽巴斯提安電影節當評審，海雅在飛機上坐我的旁邊，她帶著一個保鏢／男友，從起飛到降落一副荷爾蒙氾濫模樣，大聲調情十分囂張。我心中罵她bimbo，靠身材吃飯，沒想到她日後演出墨西哥國寶畫家《揮灑烈愛》（Frida），還提名了奧斯卡，演技相當不賴。那一年該片也參加威尼斯電影節，我又當評審，和她打了不少照面。後來我自我反省，拉丁文化本來就是熱情洋溢，我用自己的文化觀點理解別人，很容易產生偏差。
說起當評審，我因為常常出席電影節，有挺多機會四處遊走。有一年我去南美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國際電影節擔任評審，彼時阿根廷經濟被國家貨幣基金（IMF）整得負債累累，老百姓吃足了苦頭。於是他們走上街頭。那一天，他們拿出家裡的鍋鍋鏟鏟，敲敲打打地抗議遊行，隊伍綿延幾公里。我在酒店聽到如雷的嘈雜聲，慌忙到大街上看熱鬧，四處打聽詢問大家在抗議什麼。阿根廷隊伍中沒有什麼人會說英文，嚇了我一跳，它不是國際大都會，怎麼這麼少人會說英文呢？後來比手畫腳終於從隊伍中被推出一人來應付我的詢問。那是個大鬍子，他一開口就憤怒地罵政府，罵國際貨幣基金，罵美國人，末了問我打何處來。我說台灣，來參加電影節，他說，你是Peggy Chiao（我的英文名）嗎？我愣住了，好傢伙，我都出名到阿根廷了，連路人甲都知道我。搞了半天，他不是路人甲，他在電影節做事，知道我是評審，而且他熱愛台灣電影。您說說這緣分！
台灣駐阿根廷的代表王豫元先生在我一下飛機後，就請電影節主席夫婦與市政府文化局的官員，和我吃了一頓傳統阿根廷式的烤肉大餐。讓我賓至如歸，不致有第一次到南美洲的陌生感。到底是畜牧業發達的草原文化，各種肉烤了無止盡地送上來，著實見識了肉品王國的陣仗。王代表與我有緣，後來他出使到荷蘭，巧的是我們每年都去鹿特丹電影節，少不得又碰見一次；最後他出使梵蒂岡，我恰巧帶台灣電影代表團去參加羅馬亞洲電影節，那一回，魏德聖、鄭芬芬、陳懷恩都享受到以貴賓身分參觀梵蒂岡美術館的排場和便利。
王大使不但介紹我認識阿根廷文化，也派助手當我的嚮導。助手問我想去哪裡？我說我想去看看裴隆夫人艾薇塔（Evita）所葬的墓園。他聽了感覺面有難色，但是有外交官的禮儀並不說明。我們走路到雷科萊塔公墓（La Recoleta），這是阿根廷第一公墓，就在市區高級住宅區內，顯然南美洲文化沒有亞洲人的忌諱。走進園裡彷彿森林，有條非常空曠的大道，兩旁有大樹，安靜渺無人跡。一股極臭沒有聞過的味道撲鼻而來，我非常納悶，忍了好久終於問他為什麼這麼臭？他說，屍臭，此地習俗棺材不入土在地面，都存在各家的墓祠堂中。我一聽真是頭皮發麻，恨不得立刻離開，也是硬著頭皮走完全程，無心欣賞那些著名的花雕和青銅。艾薇塔的墓其實很樸實，與她聞名世界的聲譽不太匹配，簡單的祠堂沒法進去，大門上零零星星插了一些花。旁邊有一些銅片刻字，看不懂也不想理解，只想快快離開。偌大的墓園，沿途只有一對看來是日本來觀光的年輕情侶或夫婦，大家嚴肅地打個照面，連點頭都省了。
慚愧得很，我知道的阿根廷的人物就艾薇塔和足球大腕馬拉度納了。電影節也派一個小天使給我做地陪。他是個戴著金絲眼鏡斯文的小伙子，名叫狄亞哥，長得挺精緻，一見面就忙著告訴我他是義大利後裔，彷彿這樣就有歐洲範兒，這是不是殖民心態呢？阿根廷有意識地要做白人的南美洲國家，原住民和有色人種佔的比例都遠比其他中南美洲國家少。我們評審之餘有自由活動的時候，小天使好意問我想去哪裡走走？我說想看看馬拉度納踢足球的地方。他說好，帶你們（還有一位韓國監製）去看他長大的球場，在較貧民的地方。我們搭車到一個公園入口，一望無際的草坪，沒半個人影，得用走路的。因為是貧民區，我就多了個心眼，全程戒備，不過半個小時也沒有看到半個人。走完大公園，旁邊是球場，水泥道路，迎面來了個看來是遊民的人。我二話不說立刻過馬路，回頭看小天使狄亞哥和他在拉扯，有點驚嚇。韓國人嚇得也立刻過馬路往我這兒來，可是小天使和流浪漢很快也就分開各走一方了。我們過馬路回去和小天使說願聞其詳，小天使說得很平淡：「那人說，給我錢，我說，沒有，他就走了」。我和韓國人對看一眼，不知如何回應，這到底是搶劫還是乞討？兩人明明有拉扯，光天化日，挺危險的，但小天使表現如此地日常，彷彿司空見慣。那個流浪漢也很年輕不像痞子，看來阿根廷經濟真的很不好。
電影節招待得很好，帶我們去看米隆加舞場（milonga）的探戈表演，正宗阿根廷式探戈不是台灣國標舞。舞者們在台上玉腿盤纏飛舞，旖旎又性感。我們喝著咖啡啤酒，輕鬆愜意地欣賞拉丁文化。評審決賽討論那天，大會還帶我們去吃豪華的古巴中餐廳。這個名詞我第一次聽到。聽他們介紹，原來古巴有很多華人移民，發展出適合拉丁口味的中式餐點，流行到阿根廷走高檔路線，是阿根廷人宴會的首選之一。味道如何，我已經忘了，當然不可能與我們習慣的中餐相比。但是人行萬里路，讀萬卷書，到這裡才知道古巴有很多華裔，後來再看資料，有些非常古巴面孔的女孩，稱自己是華裔，而且會穿老祖輩留下來的戲服粉墨登場，唱全本的廣東大戲。
幾年後我有幸又去南美巴西聖保羅電影節當評審。和我同屆的評審還有日本新浪潮名導演吉田喜重、德國大監製費爾斯伯格（Ulrich Felsberg，溫德斯的製片，兩人曾合作拍攝《樂士浮生錄》的古巴紀錄片），與提名金獅獎的美國導演麥克布萊德（Jim McBride）。每日大家面對面坐著小巴士去試片室看電影，吉田夫人高雅又美麗，常讓我目不轉睛盯著覺得面熟。好幾天後才發現她是以前的大明星岡田茉莉子，這使我在巴西特別高興，奇怪，要到南美洲才覺得和小津安二郎等人靠近了一點。費爾斯伯格拍的古巴紀錄片《樂士浮生錄》我也很喜歡，他剛從上海回來，斬釘截鐵地告訴我，中國的進步太嚇人，絕對幾年後會成為超級大國。我們每天看電影，欣賞巴西文化，實在太愜意了。唯一的擔憂又是治安，大會警告我們晚上不要獨自在路上走，因為會有搶劫，富豪們都是搭直升機上下班，足不落地。
聖保羅感覺很像台北，都會感很強，人的感覺也很像，日本人特別多，全是移民。我們一直在城中商業區活動，像《街童日記》或《無法無天》（City of God, 2002）那種貧民區壓根看不見，據說都被圍了起來。巴西聖保羅國際電影節是李昂・卡考夫（Leon Cakoff）所辦，他是猶太亞美尼亞裔的移民，喜歡藝術片，發行電影很成功。他喜歡台灣電影，曾買一些我們的電影去發行，和我是多年好友，說實話在聖保羅看到很多人來看台灣電影，隔著千山萬水他們竟然可以接受這麼陌生的文化，心裡還是十分感動，也感謝像李昂這樣的文化人將台灣文化帶到巴西。他也努力推銷巴西文化給我們認識，帶我們去看巴西森巴嘉年華的慶典，又精心安排巴西美食，令我們賓至如歸。可惜他已在十年前去世，後來電影節看不到這個熱情巴西人的身影，使我每次到柏林和坎城都非常悵惘。
有一年我在鹿特丹電影節，當日飄著鵝毛大雪，大夥都躲進了屋裡廊下，只有我忍不住地興奮，一個人在大廣場上迎接著雪片。不多久另一個人出現了，是李昂的夫人，她也走到廣場中央，抬著頭享受我們在熱帶、亞熱帶見不到的雪。我們相視一笑，我想起《再見巴西》裡魔術師製造雪景，讓村民沉浸在巴西沒有的雪景幻境中，寒帶的人是不會理解我們看雪的心情的。
我也因為佛羅里達電影節來到邁阿密，行禮如儀地去了最南的西礁島（Key West），是美國離古巴最近的地方，僅有一百四十五公里之隔，不曉得有多少部黑色電影以此地為背景拍攝。西礁島以日落著名，聽說每個人一生都應該來這裡看看美得不敢相信的日落。我們花了近三小時搶座位，在那裡啜著海明威最喜歡的古巴Mojito雞尾酒，遙想著海先生在古巴寫的《老人與海》。我們從小就因為甘廼迪被刺和古巴飛彈危機，對古巴印象都很壞，也被教育說那個古巴狂人卡斯楚是壞人，後來發現連西班牙籍的大明星瑪麗莎嫁阿根廷人都由他證婚，足見他在拉丁文化中的地位。拉丁美洲人被美國欺負多年，許多人崇拜不向美國屈服的卡斯楚和格瓦拉，他倆是拉丁民族的硬頸大英雄。
有一年我去瑞士佛里堡（Freiburg）國際電影節當評審，同組有一位古巴導演費南多・裴瑞茲（Fernando Pérez），金絲眼鏡，小鬍子，說起話來非常溫柔斯文，和想像的古巴人太不一樣了。我們倆後來變成朋友，在評審過程中同一陣線，後來在柏林、坎城幾個電影節都見了幾面。我也邀他的《口哨人生》到台北放映，中文片名也是我譯的，可惜他本人沒能來成。認識他以後，長期被美國電影塑造的古巴刻板印象在我心中一夕瓦解。
經過那麼多年看電影與理解世界史，美國高大上的形象已經在我心中起了問號。美國以世界警察的姿態，以冷戰後維持世界秩序為由，干預許多國家的政治經濟，對照美國近年以美國優先，予取予奪蠻橫地對待亞洲國家（韓、越、日、台港中）的方式，幾乎與近百年來剝削拉丁美洲如出一轍。我的世界觀有一定的改變。
中南美洲離台灣如此遠，但其外交在台灣與大陸間短兵交接。聽說台灣現存的外交國多剩在中美洲，多半是金錢外交，少得可憐，有些小國連名字都叫不出，台灣人對他們也一點不理解。
我有一個詩人朋友，一直炫耀能背出所有台灣邦交國，二十年來，從三十幾個，背到今天只剩十來個了。他的名言是漲潮時，台灣邦交國土地會小一半，因為好幾個國家領土海水漲潮時會淹沒一半。可以想像那些國家有多小。中南美洲莫名其妙成了中美對峙的棋子，號稱是台灣在世界上僅存的友邦。它們對台灣處境那麼重要，可大部分台灣人卻連聽也沒聽過這些國家，遑論理解他們的文化了。可悲可笑的是，他們卻撐住了台灣可憐的主權自尊，號稱是台灣主權仍在的證明。台灣每年大把銀子撒出去任人宰割，偶爾還要首長飛來飛去做友情秀，這戲演得滑不滑稽？寫到這裡，海地總統剛被暗殺，台灣老百姓既不關心也不了解，這個曾到台灣訪問的總統和他的國家，也只是台灣外交的棋子，其餘的事誰關心哪？
還有一回去紐約翠貝卡電影節，主席史加利先生（Peter Scarlett）請我到他家吃飯，席間來了一位貴客，是巴西大導演巴班柯，那個以《街童日記》和《蜘蛛女之吻》出名的藝術導演。他終身穿梭於巴西、阿根廷、美國之間，是一種選擇性的流亡。他不太說話，顯得不快樂，眉宇間總是深鎖。他曾說過自己是永遠的局外人，父母是烏克蘭和波蘭的猶太人，移民到阿根廷，但巴班柯自我放逐到巴西，最後又到了好萊塢。他拍攝電影有時如打游擊穿梭在巴西貧民窟中，有時資金充裕好整以暇窩在好萊塢，他的拍片生涯都是極端，永遠有一種邊緣的客觀和理性。這樣的邊緣人還有不少，因為拉丁美洲的政治社會太動盪了，導演們流亡是挺普遍的事。巴班柯對拉丁電影傳統有一定貢獻，尤其對近年新興的墨西哥新貴大導演們而言，他們視巴班柯為偶像。
除了從書裡、影視作品裡，我得到拉丁文化的各種印象，另外，在我國際電影節旅行的生涯裡，又曾在地或與影人面對面理解拉丁文化，那是一種難得的緣分和經驗。這本書僅是我個人努力透過電影想去理解拉丁文化的多個層面。前陣子在洪建全基金會之敏隆講堂系列演講中分享心得，反響很好，所以決定出書，以饗更多對拉丁文化有興趣的人，一起來了解多彩多姿、複雜迷人的拉丁文化。
做這本書，在許多資料中獲益甚多，其中陳小雀教授的《魔幻拉美》上下兩冊書對個人啟迪最多，在此謝謝他淵博的知識和深入淺出的傳授。此外，敏隆講堂的蔡雅惠和陳妍伶、我的助理劉維泰，以及長期的編輯區桂芝和沈育如都惠我良多，一併感謝。
焦雄屏
二〇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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