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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詩歌的開端—《詩經》朱自清
詩的源頭是歌謠。上古時候，沒有文字，只有唱的歌謠，沒有寫的詩。一個人高興的時候或悲哀的時候，常願意將自己的心情訴說出來，給別人或自己聽。日常的言語不夠勁兒，便用歌唱，一唱三歎得叫別人迴腸蕩氣。唱歎再不夠的話，便手也舞起來了，腳也蹈起來了，反正要將勁兒使到了家。碰到節日，大家聚在一起酬神作樂，唱歌的機會更多。或一唱眾和，或彼此競勝。傳說葛天氏的樂八章，三個人唱，拿着牛尾，踏着腳（《呂氏春秋．古樂》篇），似乎就是描寫這種光景的。歌謠越唱越多，雖沒有書，卻存在人的記憶裡。有了現成的歌兒，就可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隨時揀一支合式的唱唱，也足可消愁解悶。若沒有完全合式的，盡可刪一些、改一些，到稱意為止。流行的歌謠中往往不同的詞句並行不悖，就是為此。可也有經過眾人修飾，成為定本的。歌謠真可說是「一人的機鋒，多人的智慧」了（英美吉特生《英國民歌論說》。譯文據周作人《自己的園地．歌謠》章）。
歌謠可分為徒歌和樂歌。徒歌是隨口唱，樂歌是隨着樂器唱。徒歌也有節奏，手舞腳蹈便是幫助節奏的；可是樂歌的節奏更規律化些。樂器在中國似乎早就有了，《禮記》裡說的土鼓、土槌兒、蘆管兒（「土鼓」「蕢桴」見《禮運》和《明堂位》，「葦簽」見《明堂位》），也許是我們樂器的老祖宗。到了《詩經》時代，有了琴瑟鐘鼓，已是洋洋大觀了。歌謠的節奏，最主要的靠重疊或叫復沓；本來歌謠以表情為主，只要翻來覆去將情表到了家就成，用不着費話。重疊可以說原是歌謠的生命，節奏也便建立在這上頭。字數的均齊，韻腳的調協，似乎是後來發展出來的。有了這些，重疊才在詩歌裡失去主要的地位。
有了文字以後，才有人將那些歌謠記錄下來，便是最初的寫的詩了。但記錄的人似乎並不是因為欣賞的緣故，更不是因為研究的緣故。他們大概是些樂工，樂工的職務是奏樂和唱歌；唱歌得有詞兒，一面是口頭傳授，一面也就有了唱本兒。歌謠便是這麼寫下來的。我們知道春秋時的樂工就和後世闊人家的戲班子一樣，老闆叫作太師。那時各國都養着一班樂工，各國使臣來往，宴會時都得奏樂唱歌。太師們不但得搜集本國樂歌，還得搜集別國樂歌；不但搜集樂詞，還得搜集樂譜。那時的社會有貴族與平民兩級。太師們是伺候貴族的，所搜集的歌兒自然得合貴族們的口味，平民的作品是不會入選的。他們搜得的歌謠，有些是樂歌，有些是徒歌。徒歌得合樂才好用。合樂的時候，往往得增加重疊的字句或章節，便不能保存歌詞的原來樣子。除了這種搜集的歌謠以外，太師們所保存的還有貴族們為了特種事情，如祭祖、宴客、房屋落成、出兵、打獵等等作的詩。這些可以說是典禮的詩。又有諷諫、頌美等等的獻詩，獻詩是臣下作了獻給君上，準備讓樂工唱給君上聽的，可以說是政治的詩。太師們保存下這些唱本兒，帶着樂譜；唱詞兒共有三百多篇，當時通稱作「詩三百」。到了戰國時代，貴族漸漸衰落，平民漸漸抬頭，新樂代替了古樂，職業的樂工紛紛散走。樂譜就此亡失，但是還有三百來篇唱詞兒流傳下來，便是後來的《詩經》了（今《詩經》共三百十一篇，其中六篇有目無詩，實存三百零五篇）。
「詩言志」是一句古話，「詩」（）這個字就是「言」「志」兩個字合成的。但古代所謂「言志」和現在所謂「抒情」並不一樣，那「志」總是關聯着政治或教化的。春秋時通行賦詩。在外交的宴會裡，各國使臣往往得點一篇詩或幾篇詩叫樂工唱。這很像現在的請客點戲，不同處是所點的詩句必加上政治的意味。這可以表示這國對那國或這人對那人的願望、感謝、責難等等，都從詩篇裡斷章取義。斷章取義是不管上下文的意義，只將一章中一兩句拉出來，就當前的環境，作政治的暗示。如《左傳》襄公二十七年，鄭伯宴晉使趙孟於垂隴，趙孟請大家賦詩，他想看看大家的「志」。子太叔賦的是《野有蔓草》。原詩首章云：「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子太叔只取末兩句，藉以表示鄭國歡迎趙孟的意思；上文他就不管。全詩原是男女私情之作，他更不管了。可是這樣辦正是「詩言志」，在那回宴會裡，趙孟就和子太叔說了「詩以言志」這句話。
到了孔子時代，賦詩的事已經不行了，孔子卻採取了斷章取義的辦法，用詩來討論做學問、做人的道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衛風．淇澳》的句子），本來說的是治玉，他卻將玉比人，用來教訓學生做學問的工夫（《論語．學而》）。「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衛風．碩人》的句子；「素以為絢兮」一句今已佚），本來說的是美人，所謂天生麗質。他卻拉出末句來比方作畫，說先有白底子，才會有畫，是一步步進展的；作畫還是比方，他說的是文化，人先是樸野的，後來才進展了文化—文化必須修養而得，並不是與生俱來的（《論語．八佾》）。他如此解詩，所以說「思無邪」一句話可以包括「詩三百」的道理（「思無邪」，《魯頌．駉》的句子；「思」是語詞，無義）；又說詩可以鼓舞人，聯合人，增加閱歷，發泄牢騷，事父事君的道理都在裡面（《論語．陽貨》）。孔子以後，「詩三百」成為儒家的「六經」之一，《莊子》和《荀子》裡都說到「詩言志」，那個「志」便指教化而言。
但春秋時列國的賦詩只是用詩，並非解詩；那時詩的主要作用還在樂歌，因樂歌而加以借用，不過是一種方便罷了。至於詩篇本來的意義，那時原很明白，用不着討論。到了孔子時代，詩已經不常歌唱了，詩篇本來的意義，經過了多年的借用，也漸漸含糊了。他就按着借用的辦法，根據他教授學生的需要，斷章取義地來解釋那些詩篇。後來解釋《詩經》的儒生都跟着他的腳步走。最有權威的毛氏《詩傳》和鄭玄《詩箋》，差不多全是斷章取義，甚至斷句取義—斷句取義是在一句兩句裡拉出一個兩個字來發揮，比起斷章取義，真是變本加厲了。
毛氏有兩個人：一個毛亨，漢時魯國人，人稱為大毛公；一個毛萇，趙國人，人稱為小毛公。是大毛公創始《詩經》的註解，傳給小毛公，在小毛公手裡完成的。鄭玄是東漢人，他是專給《毛傳》作《箋》的，有時也採取別家的解說；不過別家的解說在原則上也還和毛氏一鼻孔出氣，他們都是以史證詩。他們接受了孔子「無邪」的見解，又摘取了孟子的「知人論世」（見《孟子．萬章》）的見解，以為用孔子的詩的哲學，別裁古代的史說，拿來證明那些詩篇是甚麼時代作的，為甚麼事作的，便是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見《孟子．萬章》）。其實孟子所謂「以意逆志」倒是說要看全篇大意，不可拘泥在字句上，與他們不同。他們這樣猜出來的作詩人的志，自然不會與作詩人相合，但那種志倒是關聯着政治教化而與「詩言志」一語相合的。這樣的以史證詩的思想，最先具體地表現在《詩序》裡。
《詩序》有《大序》《小序》。《大序》好像總論，託名子夏，說不定是誰作的。《小序》每篇一條，大約是大、小毛公作的。以史證詩，似乎是《小序》的專門任務；傳裡雖也偶然提及，卻總以訓詁為主，不過所選取的字義，意在助成序說，無形中有個一定方向罷了。可是《小序》也還是泛說的多，確指的少。到了鄭玄，才更詳密地發展了這個條理。他按着《詩經》中的國別和篇次，系統地附和史料，編成了《詩譜》，差不多給每篇詩確定了時代；《箋》中也更多地發揮了作為各篇詩的背景的歷史。以史證詩，在他手裡算是集大成了。
《大序》說明詩的教化作用，這種作用似乎建立在風、雅、頌、賦、比、興所謂「六義」上。《大序》只解釋了風、雅、頌。說風是風化（感化）、諷刺的意思，雅是正的意思，頌是形容盛德的意思。這都是按着教化作用解釋的。照近人的研究，這三個字大概都從音樂得名。風是各地方的樂調，《國風》便是各國土樂的意思。雅就是「烏」字，似乎描寫這種樂的嗚嗚之音。雅也就是「夏」字，古代樂章叫作「夏」的很多，也許原是地名或族名。雅又分《大雅》《小雅》，大約也是樂調不同的緣故。頌就是「容」字，容就是「樣子」；這種樂連歌帶舞，舞就有種種樣子了。風、雅、頌之外，其實還該有個「南」。南是南音或南調，《詩經》中《周南》《召南》的詩，原是相當於現在河南、湖北一帶地方的歌謠。《國風》舊有十五，分出二南，還剩十三；而其中邶、鄘兩國的詩，現經考定，都是衛詩，那麼只有十一《國風》（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了。頌有《周頌》《魯頌》《商頌》，《商頌》經考定實是《宋頌》。至於搜集的歌謠，大概是在二南、《國風》和《小雅》裡。
賦、比、興的意義，說法最多。大約這三個名字原都含有政治和教化的意味。賦本是唱詩給人聽，但在《大序》裡，也許是「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周禮．大師》鄭玄註）的意思。比、興都是《大序》所謂「主文而譎諫」，不直陳而用譬喻叫「主文」，委婉諷刺叫「譎諫」。說的人無罪，聽的人卻可警誡自己。《詩經》裡許多譬喻就在比、興的看法下，斷章斷句地硬派作政教的意義了。比、興都是政教的譬喻，但在詩篇發端的叫作興。《毛傳》只在有興的地方標出，不標賦、比；想來賦義是易見的，比、興雖都是曲折成義，但興在發端，往往關係全詩，比較更重要些，所以便特別標出了。《毛傳》標出的興詩，共一百十六篇，《國風》中最多，《小雅》第二；按現在說，這兩部分搜集的歌謠多，所以譬喻的句子也便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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