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朋友為什麼重要？
30多歲的記者瑪麗亞．萊利（Maria Lally）描述了她搬離大都市的經驗。自投身職場以來，她一直都很喜歡熙熙攘攘的倫敦生活，然而當了媽媽之後，為了孩子，她搬到郊區薩里（Surrey，倫敦西南約48公里）過比較安靜的日子。她很快就發現，她非但不認識村子裡的任何人，而且也很難結交朋友，因為其他人早就已經建立了長久的友誼。她寫道：「我清楚地記得，在聽到兩名女子相約喝咖啡時，我差點就哭了出來……」我們大部分人都能體會這樣的經驗。有很多時候，我們似乎都像維多利亞時代寂寞的流浪兒一樣，站在屋外，透過水汽氤氳的窗戶，凝視著充滿歡聲笑語舒適溫暖的房間，看著屋裡的人快樂地面對一種或另一種關係。
友誼和寂寞是一體的兩面，在人生的旅途上，我們總在兩者之間徘徊。這十多年來醫學界的研究人員感到驚奇的是，友誼竟有這麼大的影響──不只我們的幸福快樂，健康福祉，甚至連我們的壽命長短，都受到友誼的主宰。我們不太能應付孤立隔離。然而友誼是雙向的過程，需要雙方理性地相互適應，彼此包容，願意留時間給對方。這點在現代世界中尤其明顯。就在我們認為社交生活再好不過的時候，卻突然發現自己陷入了孤獨的時疫。
「十一鬍子月基金會」（Movember Foundation）2014年委託的一項研究調查了近4千名澳洲男性後報告說，朋友很少和社會支持低的男性精神困擾最嚴重，尤其是友誼只建立在如運動等共同興趣上的人更為脆弱：在社團成員結婚生子或搬遷分散後，剩下的人失去了朋友，而這些朋友很難取代。孤獨成了現代的致命疾病，迅速取代其他更常見的病痛，成為最常見的死亡原因。為什麼如此？或許我們該反過來說：如果你還不相信友誼對你有益，那麼讓我看看能不能用這本書說服你。
偉哉朋友
也許這20年來醫學文獻中最驚人的發現是：人的朋友越多，受病痛折磨的機會就越小，也越長壽。猶他州楊百翰（Brigham Young）大學社會關係與健康實驗室負責人茱利安．霍特─倫斯塔德（Julianne Holt-Lunstad）就為我們提供了特別有說服力的證據。研究專長是社會關係和寂寞對人類生存機會影響的她檢視了148份影響人類死亡風險因素的流行病學研究報告，得出如上的結論。
對於她的研究，我欣賞兩點。首先，這148份報告共採取了30多萬名病患的樣本，不論以什麼標準來衡量，受測者的人數都很龐大，表示這些研究結果應該非常可靠。其次，它很實際：它的衡量標準是你是否能存活。許多研究的評量標準是相當模糊的問題：「如果用由1至5的尺度來衡量，你有多喜歡X？」（我也和其他人一樣這樣做過），但這些答案總免不了憑受測者個人主觀地認定問題的措詞，或視當天的感受而定。我對「我今天很快樂」的評估尺度和你的尺度一樣嗎？甚至我這週這樣說，意思和我上週的感覺一樣嗎？用你死亡與否作為標準，就徹底避免了這樣的陷阱，因為不會有爭議：你不是活著，就是死亡，別無其他選擇。
這份報告中收集的因素包含了你的醫生最愛的所有可疑分子：你體重超重的程度？吸多少菸？喝多少酒？多常運動？你住的地方空氣污染有多嚴重？你有沒有打流感疫苗？在做什麼樣的復健訓練？有沒有服用任何藥物？不過除此之外，他們也檢視了受測者在社交世界上的一系列標準，包括如：你是已婚還是單身？參加多少社交活動？有多少朋友？你與朋友交往多頻繁，或者多常參與你所住地區的社群？你是否覺得寂寞或孤立？你覺得自己由其他人那裡得到多少情感支持？
報告結果最出人意表的是，影響你生存機會最大的因素是社交世界的標準，尤其在罹患心臟病和中風之後更是如此。最佳的預測指標是社會支持高低頻率對比的因素，以及衡量你融入社交圈及當地社群程度的因素。如果你在這些方面的得分高，存活率就會增加，甚至可能多達50%，只有戒菸才能達到類似的效果。以上這段話必然會讓我惹上麻煩，招致醫界質疑，但你盡可以大吃大喝，不事運動，在最污染的空氣中生活，依舊看不出在生存方面會有什麼差別。可是沒有朋友或不參與社群活動，對你的壽命卻會有嚴重的影響。當然，這並不是說所有其他的因素都不會造成差別，只是重點在於：和你所擁有朋友的數量和質量或你是否戒菸比較起來，你那苦口婆心的醫生所擔心的其他變數其實都無足輕重。吃得更健康，做更多運動，和吃他們開給你的藥丸固然對你的健康有益，但光是交些朋友，就能讓你健康得多。
哥本哈根丹麥國家公共衛生研究所的齊格．桑提尼（Ziggi Santini）及同僚對3萬8千名50歲及以上的人所作的分析發現，有較多好友和／或較積極參與社團組織（教會、義工組織、教育活動、政治和民間團體）的人，比社交較少的人更不容易憂鬱。在某個程度上，這兩種社會因素可以彼此交換──有較多的朋友和較少的活動就和擁有較少朋友和較多的活動一樣──但過猶不及，原因可能在於你分身乏術，無法用心建立高品質的關係。像花蝴蝶一樣穿梭在朋友或社團之間，與有幾個一起消磨時光的好友，在心理上截然不同。你很可能覺得自己並不屬於群體，因此即使你自認為在社交圈裡很忙碌，卻依然感到寂寞。或許這就是重點：重要的是與朋友相處時帶來的輕鬆感，而非瘋狂地四處奔忙，在這裡花一點時間，在那裡花一點時間。
茱利安．霍特─倫斯塔德在另一項研究中，探討了人到了60歲之後，寂寞對他們的壽命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她整理了70項研究的資料，這些資料在平均七年的時間內共抽樣了近350萬人，她對照受訪者的年齡和性別，以及他們在研究開始時的健康狀況，結果發現社交孤立、獨居和感覺孤獨等因素，會使死亡機率提高約30%。亦即有很多朋友或與其他人（未必一定要是配偶！）同住的人，或者自覺較投入當地社群的人，比在這些方面分數沒這麼高的人活得更長久。而且我們不能把這種影響歸咎於患病或殘障的人朋友較少，或者他們因為無法出門而感到比較孤獨，因為研究人員已排除了這些特殊因素。
更有說服力的證據來自社會學家尼克．克里斯塔基斯 （Nick Christakis） 和詹姆斯．佛勒（James Fowler，兩位學者在研究當時都在哈佛大學，但後來都離開了）採用佛雷明罕心臟研究（Framingham Heart Study）的資料──這是針對麻州近1萬2千人的單一社區經歷數十年所進行的縱貫研究。這個研究最初的設計是為了要調查造成心臟病的因素，並且納入了社區中所有的成年人。由1970年代初到2003年為止，追蹤每個人達30年之久。在這個社區所收集的友誼資料並非最理想（只要求他們列出最好的朋友是誰），但因為兩位學者調查了整個社區，因此不僅能夠重建誰和誰是朋友，也能知道誰是朋友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他們可以由研究對象的朋友或朋友的朋友的行為或健康狀況變化，來觀察研究對象的行為或健康狀況的變化，以此類推。
他們發現你未來是快樂、憂鬱或肥胖，以及你戒菸與否，全都與你至交的類似變化有密切的關聯。朋友的朋友的行為對你的影響較小，但仍然顯著，而你朋友朋友的朋友對你則有少量但可以看得出的影響。但在這些人之外，其他人對你則沒有影響。如果查看他們把整個社區當作一個整體的圖表時，可以明顯看出快樂的人會聚在一起，而不快樂的人也會聚在一起。如果你的朋友快樂，你就很可能也會快樂。你甚至可以看出快樂在人群中緩慢擴散：如果樣本中某人的朋友感到快樂，那麼這些人在接下來的抽樣中，就越來越有可能由不快樂變成快樂。
如果友誼是雙向的──兩人都把對方列為好友，情況就更明顯。如果友誼並非雙向的──亦即只有一方把另一方列為朋友，那麼效果就微不足道。儘管不憂鬱的朋友會大幅降低讓你感到沮喪的機會，但一位憂鬱的朋友使你憂鬱的可能，是快樂朋友讓你快樂的六倍。女的朋友對憂鬱的傳播，效果特別強烈。
在他們所記錄到的其他影響中，朋友和你的距離空間也會有強烈的影響。如果快樂的朋友住在離你家不到一哩的地方，那麼你變得快樂的可能性就提高25%。如果你隔壁的鄰居快樂，那麼你快樂的可能性就會提高34%。我不知道這項研究對於麻州這社區的結果是什麼，但下面這個結論對美國的家庭或許不是好兆頭：快樂的配偶或手足對你的影響遠低於鄰居對你的影響──分別只有約8%和14%！或許這正好反映了美國的高離婚率。在臨床上對憂鬱症的診斷情況大致與此相同。若你見到憂鬱的朋友或鄰居，那麼在接下來的一陣子，你情緒低落的天數就會增加。
最常見的一個影響是夫妻常往往會在很短的時間內相繼死亡，至少在廣泛流傳的民間智慧中常有這樣的例子。我的雙親就是如此：在我父親撒手人寰之後六個月，我母親也去世了。他們兩人生前一直都很活躍，雖然都年逾80，但大致上身體健康，心智健全。菲利克斯．艾沃特（Felix Elwert）和尼克．克里斯塔基斯（Nick Christakis）檢視了美國聯邦醫療保險（American Medicare）資料庫裡近40萬對已婚夫妻的資料，發現配偶去世會使男性在不久之後死亡的機率提高18%，而丈夫死亡，則會使妻子的死亡風險提高16%。死因出人意料地具體。對男性而言，妻子不論因什麼原因死亡都會增加他們因慢性阻塞性肺病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糖尿病、意外、感染／敗血症和肺癌死亡的機率達20%，對其他死因的影響則小得多。而在女性來說，配偶死亡會提高她們因COPD、大腸癌、肺癌和意外死亡的風險。對兩性而言，阿茲海默症或帕金森氏症的發病率都並未因配偶死亡而明顯提高，發展非常快速且預後不良的癌症（如胰臟癌、攝護腺癌和肝癌）的風險也並未因此增加。
在很多方面，家人就是一種特殊的朋友，也扮演和朋友一樣的角色。1947年，流行病學家查爾斯．史賓斯（Charles Spence）對紐卡索（Newcastle upon Tyne）嬰兒的健康展開縱貫研究。當年五月和六月在這個城市出生的千餘名嬰兒在出生後的頭一個月接受了詳細的調查，之後則斷斷續續地接受追蹤調查，直到15歲為止。這項研究最明顯成果之一，是孩子生病甚至死亡的比率和大家庭的規模密切相關：親戚較多的孩子生病的次數較其他孩子少得多，而且存活率更高。2000年代初期，我們以利物浦地區有2歲幼兒的74位年輕母親為樣本，記錄這些母親和幼兒所生的疾病，以及他們聯繫個別家人和朋友的頻率，為期一年。和近親接觸頻率較高的人，患病率較低（而非像你想像的社交接觸會導致疾病傳播），尤其如果他們接觸的人是與非常親密的親戚。這點對她們的幼兒亦然。這再次證明有大家庭的人碰到的問題較少。
許多著名的歷史案例也讓我們對家庭的益處有更進一步的了解。我們通常並不知道在這些歷史案例中的人有多少朋友，但卻確實知道他們的家庭成員是誰，尤其他們都有相同的姓氏。1607年（著名的清教徒移民在更北邊的普利茅斯岩上岸之前15年），有104名英國殖民者在當今的維吉尼亞州，他們命名為詹姆斯鎮（Jamestown，以當時在位的國王詹姆斯一世為名）的地方上岸。由於他們不熟悉當地的動植物，又無法開闢足夠的林地，種植他們帶來的歐洲作物，因此缺乏食物，死亡率高，要不是當地印地安人伸出援手〔《風中奇緣》寶嘉康蒂（Pocahontas）的故事最著名〕，他們恐怕早就全部滅亡了。這些人中，全家（和僕人）一起來的情況最好，而單獨旅行的魁梧年輕人狀態最差。另一個指標性的事件則來自美國民間傳說，由90多人組成的唐納大隊（Donner Party）移民1846年由密蘇里乘篷車出發，要穿越內華達山脈，到加州展開新生活。一路上的延誤導致他們冬天被困在山裡，許多人在次年春天獲救之前就已死亡，這回死亡的也多半是獨自旅行的年輕人，而一起旅行的孩子和家人則能安全度過。這些移民群體經歷多重艱難險阻，但家庭的溫暖卻能使他們能得到保護。
我們並不確切了解友誼怎麼會帶來這些健康的好處，但有幾種可能都會奏效。一種是在你生病時，朋友會送雞湯來探視，並關懷照顧你。［順帶一提，內布拉斯加大學醫學中心的史蒂芬．雷納德 （Stephen Rennard） 及同僚研究發現，雞湯有很好的抗菌性，所以它真的如老祖母常說的，對身體有益。］另一個原因是朋友來訪時，會讓你振作，使你心理上感覺更好，因此減輕生病所帶來的壓力，幫助你克服快點復元。其實朋友就像阿司匹靈一樣，帶走讓你疲累和鬱悶的短暫症狀。然而還有更有趣的可能，與大腦的腦内腓（endorphin）系統有關。腦內啡是在化學上與嗎啡相似的神經化學物質（endorphin這個名稱實際上是endogenous morphine「內源性嗎啡」的縮寫，內源性的意思是「身體本身的」），而且正如我們會在第8章看到的，我們和朋友一起做的許多事情都會觸發它，比如歡笑、唱歌、跳舞，甚至互相撫觸。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的迪帕．沙卡（Dipak Sarkar）發現，腦內啡會刺激身體釋放自然殺手（NK）細胞，這是一種白血球，作為免疫系統的突擊部隊，搜尋和摧毀使我們生病的細菌和病毒。因朋友陪伴而啟動的腦內啡似乎能調整免疫系統，增強我們對致病細菌的抵抗力。
儘管我們潛意識中可能很清楚心理健康的重要，卻往往會低估它作為我們人生成功基石的意義。如果我們的幸福感大幅降低，不論時間長短，都可能使我們陷入憂鬱，導致健康狀況惡化的惡性循環。如果我們保持正面的情緒，對一切都抱著樂觀的態度，就不但樂於社交，也會積極熱忱地處理我們所做的一切。就算面對最單調無聊的工作，我們也會更加努力。不難看出快樂、積極樂觀和勤奮的態度在人群中流傳，就像克里斯塔基斯和佛勒在佛雷明罕心臟研究中的發現。
10 同質性與友誼的七大支柱
這裡要提到可能會讓你感到驚訝的兩個事實。你與朋友共有基因的可能性，是你與當地社區的隨機選擇的任何人共有基因可能性的2倍。班傑明．多明格（Benjamin Domingue）及同僚比較5千對青少年學校朋友的基因，與他們班上其他人的基因，發現了這個結果。同樣的，詹姆斯．佛勒和尼克．克里斯塔基斯
用美國國家青少年健康縱貫研究（US National Longitudinal Study of Adolescent）的資料發現，朋友更可能共享相同的DRD2多巴胺受體基因（讓你維持友誼的兩種神經化學物質之一），而較不可能共享相同的CYP2A6基因（一種調節負責尼古丁氧化的酶，這種酶在其他情況下雖然可能有用，但對維持友誼沒有真正的用
處）。他們也在佛雷明罕心臟研究資訊集中證實了這兩個發現。第二個令人驚訝的事實是，當卡洛琳．帕金森和合作研究人員掃描觀看同一部電影的同班大學生的大腦時，發現彼此說對方是朋友的人，比與他們不認為是朋友的同學對同一片段影片有更類似的神經反應。在情緒處理（杏仁核）、學習、把訊息整合到記憶
中（伏隔核、尾狀核），和心智化的某些層面（頂葉區）的大腦部位更是如此。換句話說，你不僅較可能與朋友分享基因，而且也更可能和朋友有同樣的思路。並不是因為做朋友讓你們有相似的想法，而是因為你們有相同的想法，而被吸引在一起。
這兩個觀察結果與我們的預期相反，因此我們應該停下來思考一下。這是怎麼回事？我連自己的朋友都不能選擇嗎？實際上，是的，你的確選擇了你的朋友，只是你選擇的是在這些情況下反應和你極其相似的人。這種物以類聚的傾向稱為「同質性」，是我們友誼中的主要特徵。你用來評估某人友誼潛力的標準就是我所稱的「友誼七大支柱」。這是一套七個文化層面，就像印在你額頭上的超市條碼，只是你是用說的。其中有些是關於你實際說話的方式（你的方言），有些是關於你感興趣的事物，有些是關於你對人生和社會的整體態度。在本質上，它們就是文化上的你。它們定義你這個人，並把你置於特定的社會環境，特
定的社會階層。換言之，它們建立了你作為朋友，以及作為更廣泛社群成員的身分。
友誼的七大支柱
發現這七大支柱純屬偶然。我和一群電腦學家合作一個計畫，計畫的核心問題是我們能否不用手機基地台，而用電話本身作為中途站，讓你透過一個個手機轉接你在哈利法克斯的阿姨，讓你和她通話。在數位科技世界中，這稱為普及技術（pervasivetechnology）。聽起來很清楚，原則上要安排也很簡單，但有個問題，其實有好幾個問題。一個是它會迅速耗盡你的電池，儘管技術人員向我們保證這個小困難很快就可以用新的電池技術解決。更嚴重的問題是我為什麼要允許你（或至少你的手機）取用我的手機。如果你有意圖，這能讓你下載我手機上所有的內容，把我的手機用於邪惡的目的，把我最「有趣」的照片發送給我的親友，甚至更糟糕的，發給報紙，讓我惹上各種麻煩。這聽起來非常不妥。
我們認為，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很簡單：我們信任某些人，因為他們是我們的朋友，我們可以運用這個事實。你越信任某人，就越有可能同意讓他們用你的手機作為中途站。在大多數情況下，這種信任是基於過去的了解。你由幼稚園起就認識吉姆，你很清楚自己可以信任他的程度。但有時你也可以對陌生人做出即時的判斷，或許你不會把畢生的積蓄借給陌生人，或把銀行帳戶的密碼告訴他，但絕對可以決定是否和陌生人在酒吧裡喝一杯，或者在路邊幫他一個小忙。那麼我們是如何做出這樣的判斷？要是能知道，就是普及技術問題完美的解答。
我們想知道，如果你的好惡記錄在你的手機上，你的手機就可以決定它是否喜歡另一部手機，願意冒險允許其連接。〔最後，我們在法國南部尼斯附近通信系統工程師學校與研究中心（Institut Eurécom）的合作人員開發了Safebook安全軟體，實現了這一點。〕我的博士後研究生奧利佛．柯瑞負責這個計畫，他做了調查，請一堆人列出一長串你可能會與其他人分享的事物──信仰、態度、嗜好、興趣，並請他們列出與他們社交圈中的特定人選（每一層社交網絡中選出一位家庭成員和各一位男女兩性的朋友）分享哪些事物，並問他們如果這個人有迫切的需要時，他們有多大的可能借錢或者捐腎給他，作為衡量利他主義的標準。我們分析這些資料，很快就發現這些問題組成許多以相同方式回答的群組。再檢視這些群組的問題類型，發現它們包括以下內容：
• 相同的語言（或方言）
• 在同一個地方成長
• 具有相同的教育和職業經歷（眾所周知，醫界人士往往聚在一起，律師
也是）
• 有相同的嗜好和興趣
• 擁有相同的世界觀（道德觀、宗教觀和政治觀的混合體）
• 具有同樣的幽默感
後來我們又在與賈克．羅內的研究中，加上了第七點：
• 具有相同的音樂品味
在這些特點中，你與某人共同之處越多，你準備在他們身上投入的時間就越多，對他們的感情就越親近，他們在你的社交網絡層中與你就越接近，在他們需要時，你會更願意幫助他們，他們也更可能幫助你。物以類聚確實不假。你往往會受到與你有更多共同點的人吸引，也往往會喜歡和你最相似的人。事實上，你
社交網絡的每一層都相當於特定數量的共享「支柱」──最裡面的5人那一層有六至七支共享支柱，最外面的150人那層只有一或二支。你們實際上共享哪些支柱似乎並不重要。正如經濟學家所說，這些支柱是可以取代的，也就是說，任何一個支柱都和另一個一樣好，沒有偏好的等級高下。共享三個支柱的朋友就是三
支柱朋友，不管你們共有的是哪三個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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