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徵求有驚喜
序 言
鄒嘉彥
香港城市大學榮休講座教授
香港科技大學專任教授
南洋是全球最多海外華人聚居的地方，其中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是南洋各地華人與當地人口比例最高的地區；而新加坡更是中國以外華人人口過半的國家，在各方面都備受關注。郭振羽教授與羅福騰教授合撰的大作《多元和統一：新加坡的語言與社會》一書不但協助有心之士回顧史實，也為中外學者提供豐富的資料。書名上提及的“多元”和“統一”蘊含大自然和社會兩極化的對比概念，而當兩者之間過渡時往往或多或少會經歷各種角力。如果體驗過渡的是國家或社會，那麼所牽涉的問題便更廣泛，觸及語言和相關社會地位、功能和調配、媒體操作、教育和行政設施的配合、社會階層的變化和發展，以及政治方面的長期願景和手段等。本書乃以語言和社會的角力成果作為主題。
過去一個世紀迭經巨變，包括兩次世界大戰和後殖民地時代衍生的許多新興獨立國家，有的建基於擁有多元語言文化及不同歷史背景的單一民族或多元族群，甚至憑藉經濟、政治、軍事的崛起而蜚聲國際。新加坡就是一例，此外，還有新加坡多方面奉為楷模的以色列。以下試圖略為介紹兩國兼備的特色。
首先，新加坡的國民來自亞洲東部的漢族、亞洲南部的德拉威族、亞利安族和鄰近地區已長期定居的馬來原住民族。不同的語言、宗教和民族社團，促成新加坡把原有殖民地時期的英語標新立異，構成富有特色的“新加坡英語（Singlish）”。以色列的國民來自歐洲各地、地中海、中亞和北非等地區，他們雖然大多是猶太人後裔，但是語言和宗教習慣都有顯著差別，加上還有當地和鄰近地區的阿拉伯人，所以獨立時期的社會是相當多元化的。以色列的國語是新的希伯來語，是古希伯來語復興後的新語言。兩個國家的語言政策都相當成功，收穫頗豐，值得深入瞭解。
其二，這兩個地區的跨代居民在過去半個多世紀內經歷過很大的變化，尤其是語言方面。本書詳述新加坡建國後三代國民跨代的語言變化。還有涉及其它可供參考的亞洲例子，如馬來西亞、香港和臺灣，前兩者的殖民地歷史與新加坡相若，但成果不同。後者在一百多年內就歷經過巨大的語言環境蛻變，其主流或官方語言從清朝的閩語，到日據時期的日語，至早期國民政府的國語（即華語），再到近年來官方地位日漸提升源於閩南語的台語。
新加坡歷來有五種主要語言：英語、華語、閩南語（福建話）、馬來語和淡米爾語，再加上數種次要的漢語方言，如潮州話、廣府話（粵語）和印度的馬來亞里語（Malayalam），但現在只有四種主要語言具有官方地位：英語、華語、馬來語以及淡米爾語。上述這四種語言雖然都享有官方語言（Official Language）的地位，其中只有英語獨具顯著地位，政府經過詳盡考慮制定政策，把複雜的多語言環境雕塑成一個語言地位有新架構規律的國家，所牽涉的政策和工作計畫不只是個別語言的定位（Status Planning），還包括艱巨的語言本體標準擬定（Corpus Planning）。換言之，新加坡定位了華語以後，也擬定了語言本體的標準，包括字體、語音和用詞。新加坡的英語標準也極受關注，相比之下以色列則只把一個式微的聖經希伯來語重新構建為新希伯來語，因此在語言本體標準工作方面多個範疇面對過不少相同的挑戰，並且兩者都下了很多功夫。
其三，瑞士是值得和新加坡比較的另一國家。瑞士也有四種重要的官方語言：德語、法語、義大利語和羅曼什語（Romansh），其聯邦政府的官方語言只有前三種，羅曼什語只是作為一些地區（Canton）的官方語言。新加坡和瑞士之間的重大分別在於新加坡是個高樓林立的密集城市，它的語言不依地區來劃分，只依各民族分佈而定；而富於山川田園景色的瑞士，語言則依民族主要所在地而分佈。新加坡雖然有四種官方語言，但其中只有英語是最主要的官方語言，而英語如同以色列的新希伯來語，國家獨立時以它為母語的國民只占少數。
在層層挑戰下，欲求厘定和推行成功的語言政策都屬艱巨的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以色列和瑞士都屬經濟很成功的小國，同時也享有很高的國際地位。
以下且從新加坡的語言和政策之釐定與推行，略加剖析：
新加坡政策所定下的語言功能有別於其它國家，憲法上的四個官方語言有同等地位，但是基於實際考慮，國歌只有馬來語的版本。，象徵性地位很高，淡米爾文亦然。英語在政府運作方面是首要官方語言，也是實行教育與執行社會工作的首要語言。
新加坡很成功地利用語言政策把多個不同族群的社團融合成一個多元的集體社會，本書兩位作者採用了多方面的可靠資料，分析新加坡從殖民地後期到獨立後短短幾十年的語言政策，讓我們瞭解到新加坡如何運用社會工程把複雜分化和層次化的語言情況簡化。本書在這方面提供了很多豐富詳盡的敘述並做了深入淺出的詳細分析，使讀者得以瞭解獨立前後的變化，如立國初始的新加坡，最廣泛使用的是福建的閩南語，其中有國民只會閩南語，以致早期軍隊需要以閩南語編排小隊，可見立國時期的語言問題相當繁雜。
語言政策不僅關乎個別語言的地位和功能，也需落實到具體的語言能力層面。本書也分析了成功語言政策的一些值得探討的指標。
（一）華語識字率
新加坡語言政策的成功，包括幾方面：（一）識字率提升；（二）家庭用語得以調整；（三）公共場合和工作用語得以調配。新加坡不只考慮華語識字率，還嘗試推動多語識字率（multi-lingual literacy）。由於這方面挑戰性強，多語識字率的定義和運作比單一語言還要複雜，很多國家都裹足不前、成效不著，多語的國家如比利時、瑞士、加拿大和愛爾蘭都罕見探討雙語識字率能力的深入研究。
獨立後新加坡的華語識字率已有所提升，情況值得與其它主要華語地區作比較。二十多年前曾經有比較新加坡、香港、臺北和上海的中學、大學生識字、識詞量的研究，結果顯示新加坡學生遜色於香港、臺北與上海的學生。這項多年前的比較結果原因眾多，值得有更合時的比較。
（二）家庭語言
若需要瞭解一個社會跨代用語情況，最好是觀察同住的三代同堂有代表性的家庭，有鑒於引發隔代用語差別的推動力來自官方，而非民眾社群，隔代用語的差別情況可與社會的演變複雜性成正比。新加坡政府提供了從 1980 到 2020 時段的官方資料，兩位元作者得以對過去四十年三代家庭用語情況作出各種分析，從而瞭解跨代家庭用語改變的情況。兩位元作者也嘗試從新加坡獨立前的資料來追溯當地早期家庭語言情況。香港人口普查也提供同樣資料可用作賦有意義的共時比較。也方便瞭解中國境外方言自然式微、陸續被取代的情形。
（三）語言和教育政策
新加坡的語言政策包括教育方面第一語言的定義與眾不同，所指的不是學童的母語，而是國家首要的語言。學童自幼到初小四年級主要以其母語來學習，亦即華語、馬來語或淡米爾語，學校並不以語言和族群分流獨立教學。直到學童五年級才採取一致的教學制度，並以第一語言為主導。新加坡也制訂了一些自己識字率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當學前的家庭語言和入學後的語言有所不同，可引起不少困擾。華族過去主要母語是方言，因此需要考慮到學前的家庭語言如何過渡到學校的語言教育問題。在這種有差距的情況下，如何厘定和衡量學童語言能力的進度發展，就成為一大社會問題，香港曾用上三年半來制定一份語言能力評估量表，當前新加坡的語言情況已趨定形，可能也有向這方面探究考慮的價值。
（四）媒體政策
新加坡的媒體政策配合了教育和其它方面政策以推行官方語言，因此官方媒體只播放華語節目而停止其它方言節目，但政府未嘗阻擋國民收看鄰國馬來西亞播放的華語方言節目，以致沒有杜絕方言接觸，這種正式和非正式政策起了交錯影響，使華語方言仍有存在空間，但不足以阻止新加坡方言能力下調，而國家仍可成功推行華語為華族的第一官方語言。
新加坡新傳媒（Mediacorp）屬下亞洲新聞台（CNA）用多種官方語言播放各種節目，而最成功莫過於英語台。尤其東南亞和亞太地區承受性頗高，應該不亞於澳大利亞廣播電臺業績。更重要是相比之下，華語台影響不及英文台，雖如是，新加坡所用英語的標準備受國內的關注。
（五）華語運動
為了推動公共場所使用華語，政府大力推出華語運動，本書也作了很詳盡的描述。這個運動的成效頗豐，新加坡年輕一代比老一代更傾向使用華語，是為該華語運動明顯成功之例。另外有調查成果顯示，家庭和年輕一代逐漸放棄了他們祖輩所用的漢語方言，而同時日常用語亦傾向以當地英語為主 。這種英語取代華語為家庭用語的趨勢，足以令我們反思，很值得再作進一步探究。最後到底是得是失，成效如何，則只可從長計議了。
（六）新加坡的英語和華語
由於英語的國際重要性，新加坡長期推行以標準英國英語為上的政策，而具本地特色的英語則廣泛被國內與國外標誌為“非常新加坡(Uniquely Singapore)”。從歷代領導人公開講演和談話，到 CNA 的英語廣播和海外的新加坡國際學校，甚至新加坡派遣隊伍到蒙古和中亞地區推展教育企業，所用教學英語也或多或少呈現顯著新加坡特色，這種“新加坡特色英語”雖不為國人廣知，已經享譽國際，群眾社會亦引以為榮，但決策者尚無足夠信心接受此等榮譽。試問澳州人、美國人與愛爾蘭人莫非都以自己的獨特英語引以為榮嗎？牛津英語辭典也收錄了新加坡英語的 kia’su（源於閩南語的“驚輸”，意為“怕輸”），顯示出新加坡英語的獨特地位。各族群的語言標準都源於多元的境外文化，無助於統一。惟獨英語不屬新加坡任何大族群的母語，因此順理成章地成為各族群共同新標誌。
相比之下新加坡華語雖然已發展到頗有特色，但仍不足以構成當地華語的新標誌。然而，鑒於新加坡多方面的國際地位，應該有足夠條件接受現況讓英語自成一格。現在已遠離後殖民地時期，發言時無需青出於藍以當權者的高水準語言爭取上風，可考慮的因素有別於其它語言。近期官方媒體廣播節目已出現耳熟能詳的新馬華語，可為未來發展的課題。歸根究底，新加坡英語亦分“高層語言”和“底層語言”，它們的分工是否有足夠內在與外在因素促使決策者排除憂慮而重新考慮英語的定位將是個較迫切的問題。
新加坡的社會語言歷經三個主要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殖民地時期，即每個族群各以自己的“高層語言”和“底層語言”組成的“雙層語言”（Collective Diglossia），並以此形成了“雙層語言”群體。華族的家庭語言是以方言為主，而社會教育語言就分別是英語和華語。國家政策是把三個不同族群引領和聚合成一個大團體，大家除了有各自專用的社會“高層”、“底層”的語言，也接受英語是“頂層語言”（Supreme Language），這便是第二個階段三層語言（Triglossia） 的社會情況。這個階段就很明確地把英語變成所有國民最重要的“頂層語言”，可是各族群還有自己原有的“底層”語言，他們還在教育、媒體方面維持本族群的語言環境，只是這種三層語言社會特別加重了華族因為有方言背景的負擔，因此並不理想。政府想把其中一層摒除以減少負擔，使華人族群無需面臨三種語言（即方言母語、華語和英語）的挑戰，由此嬗變成最後的第三個階段：一個新的“雙層語言”系統，由大家共有的社會“高層”語言（即英語）及各族群的一種“底層”語言構建，華語因而取代了以前的方言。新加坡這方面的社會工程相當成功。與之相比，傳統中國大陸上世紀也把三層語言社會協調成新的“雙層語言”社會，與新加坡不同之處是中國把非官話區的各族群“高層”語言降為“底層”語言，而無需減少語言。中國和新加坡在人口和面積上雖然相差懸殊，但是兩個國家都從繁雜的“三層語言”社會成功過渡到新的“雙層語言”社會個體，顯然有異曲同工之妙。
本書的華語書名為“多元和統一”，而英文是“Unity in Diversity”，兩者有顯著的對比，頗含深義。英文書名反映了對國外讀者來說，新加坡具備融合、團結、大一統的一面，卻也表明其語言、文化皆來自“多元”的背景。華語書名卻標誌著“多元”的背景和“統一”的共時現狀，兩者相輔相成。足見兩位作者撰書時匠心獨運，饒有深意。
新加坡獨立伊始，具有天時、地利，獨欠人和，此乃種族內外和諧關係與半世紀內殖民地時期分別管理政策甚至離間政策所致。今天新加坡得以從第三世界快速躋身高度開發國家之行列，受惠於成功的社會工程、獨特的政策智慧和睿智的行政手段，在國際上享有盛譽，令人刮目相看。
本人一甲子前在新加坡求學受教，親身經歷過部分獨立前後社會動盪與各階層角力的局面，後來也曾回家省親和公幹，寒來暑往數十載，如今驀然回首，喜見故園如今已成為華人之光。郭教授是位卓越有成的社會語言學家，緣於多年同道中人，一向深知其經年殷勤耕耘之功。如今欣悉羅教授加入團隊行列，兩位作者不畏艱辛，將長年累月治學心得兼融並蓄，采各家之言，作一集大成的系統總結，付梓出版，拜讀之下深感巨著承載多元文化大意與傳承價值，實為功德無量，可喜可賀。承蒙兩位教授邀約作序，能見賢思齊，以局內人變身旁觀者略述己見，誠為樂事。在此，期盼英語版早日推出，以饗全球讀者。
2022年6月7日於香江
2024專利防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