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推薦：

有人或者會想，拉丁美洲不是掌握著世界秩序權力的地方，又為何要理解他們呢？但這本書正告訴我們，無論身在亞洲還是拉丁美洲，作為人類的我們也要面對和嘗試解決相似的問題。——李峻嶸（大學講師，足球史研究者）

作者憑着堅持，在遊歷拉美途中尋訪各國足球場，更深入訪問當地足總、球會及球迷，成就書中深刻而廣闊的見聞。——Chicaca Culture（香港拉丁美洲文化推廣團體）

作者藉寫諸國足球事，似乎也在暗寫我城。——楊秀卓（香港教育工作者）

名人推薦：有人或者會想，拉丁美洲不是掌握著世界秩序權力的地方，又為何要理解他們呢？但這本書正告訴我們，無論身在亞洲還是拉丁美洲，作為人類的我們也要面對和嘗試解決相似的問題。——李峻嶸（大學講師，足球史研究者）

作者憑着堅持，在遊歷拉美途中尋訪各國足球場，更深入訪問當地足總、球會及球迷，成就書中深刻而廣闊的見聞。——Chicaca Culture（香港拉丁美洲文化推廣團體）

作者藉寫諸國足球事，似乎也在暗寫我城。——楊秀卓（香港教育工作者）

第三章告別毒梟：哥倫比亞（節錄）

回想我出發之前，拉美之旅仍處於幻想階段。當時的我看著地圖，粗略地構思行程，還一廂情願地，打算從哥倫比亞陸路前往巴拿馬。後來我才發現，不是世界上所有的陸地，都有道路相連。地圖上所顯示的，不過是地理上的連接。殊不知，該處不僅是熱帶雨林的未開發之地，更是遊擊隊長年佔據的範圍。

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誤以為「大地任我行」，那種理所當然的思維被衝擊，也對自己的無知感到羞愧。和平安定，在大部分的地方從來都絕非必然。

時至今日，許多人對哥倫比亞的印象，仍然跟危險、暴力和可卡因等詞語劃上等號。然而，就如是對印度的污名化一樣，對哥倫比亞視為洪水猛獸的人，往往從未到訪該國，甚至連她的地理位置也一無所知。哥倫比亞，就似經歷吸食毒品習慣的人，只要一旦毒品扯上關係，便成為其不可磨滅的烙印，甚至蓋過她其他的身分、改變、貢獻和美善。只有願意聆聽別人內在經驗的故事，才是去除標籤的唯一辦法。

哥倫比亞印象︰遊擊隊 + 毒梟

在西蒙．玻利瓦爾（Simón Bolívar）帶領下，這片土地於一八一九年從殖民者手上得到解放，並以哥倫比亞之名建國。然而，由哥倫比亞誕生至今的二百多年來，紛爭與衝突幾乎從未間斷，公義與和平離她尚有很遠。

雄心壯志的玻利瓦爾，意欲建立拉丁美洲的大一統民族國家，卻因政治分歧和派系糾紛之下，只能目睹「大哥倫比亞共和國」的瓦解，含恨而終。建國初期的兩位領導人，玻利瓦爾與桑坦德（Francisco de Paula Santander），因政治分歧而反目，他們的追隨者各自成為後來的保守黨和自由黨核心。兩黨之爭成為哥倫比亞歷史的重要篇章，包括兩次大規模的內戰——「千日戰爭」（Guerra de los Mil Días, 1899-1902）和「暴力時期」（La Violencia, 1948-1958），其死亡人數皆數以十萬計。「暴力時期」結束而後，兩黨和解，組成「民族陣線」（Frente Nacional），協議輪流執政，均分內閣和議會席位，並以此形式壟斷哥國政治達十六年。

長期的政治紛爭和武力衝突，固然讓哥倫比亞人難以安居樂業。在以美國為首的經濟殖民下，哥國政府長期向外資和大地主傾側，更令工人和農民生活苦不堪言。《百年孤寂》中的「香蕉公司大屠殺」，似是荒謬絕倫的虛構故事，卻是基於一九二八年發生的真實事件。當時執政的保守黨，為保護美資聯合水果公司的利益，大舉屠殺爭取權益的罷工工人及市民。雖然在政權封鎖消息和竄改言論下，具體真相至今仍不得而知。然而，即使無法宣諸於口，但政權為保私利而屠殺人民的血債，不會憑空消失。現實並非如小說中，出現社會性的整體失憶。只要有人守護良知，記憶就能存於血液之中，不會被年月所蠶食，有朝一日因果將至。

哥倫比亞共產主義自二○年代起醞釀，由數十年前「香蕉大屠殺」的血案，到「民族陣線」壟斷式的政治分贓，改革派無望以政治參與方式改變社會，加上冷戰時間的蘇美角力、古巴革命成功的鼓舞等背景影響下，將部分左翼分子逐步推向極端和武力手段。於六○至七○年代，左翼遊擊隊如「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人民軍」（FARC）、「民族解放軍」（ELN）、「四月十九日運動」（M-19）等相繼成立，他們聲稱要以武力奪取政權、爭取土地和政治改革。

左翼遊擊隊盤據叢林等地，作為勢力範圍，與哥國政府進行長期的武裝對抗。另一方面，他們又以勒索跨國石油公司、綁架大地主及其家人等方式，作為其打擊「進行剝削的特權階級」的手段和增加資金的來源。左翼遊擊隊的出現，牽涉哥國的社會結構性問題和當代的國際形勢等，各種錯綜複雜的因素。另一關鍵因素的出現，則令本已混亂的局勢，變得一發不可收拾。這個關鍵因素正是——跨國毒品販運。

於七○至八○年代，毒梟發現可卡因的豐厚利潤，開始以各種形式輾轉販運至歐美各國。可卡因不僅令毒梟們一夜致富，甚至一躍成為哥倫比亞的實際操縱者。販毒集團作為黑幫，固然擁有武力，而包括他們在內的大地主和富人等，為對抗遊擊隊的勒索和綁架手段，也紛紛以僱傭兵、強大武器和軍事訓練等武裝自己。從一開始成立名為「綁架者死」（MAS）的武裝聯盟，到後來變成各個右翼準軍事組織，如哥倫比亞聯合自衛軍（AUC）等。事實證明，這批法外之民不過是以「自衛」之名，胡作非為，犯下了大部分的酷刑屠殺、姦淫擄掠等喪盡天良罪行。

自此，不論是左翼遊擊隊、黑幫、右翼準軍事組織，都藉販毒行為作為其主要經濟來源，持續壯大勢力，各據一方。在這些武裝集團的猖獗之下，哥倫比亞一度淪為充滿謀殺、綁架、炸彈襲擊和槍林彈雨的國家。哥國政府為此困擾多年，但彼此之間卻絕非單純漫畫式的正邪大戰。上述各路人馬的關係千絲萬縷，時而結盟、時而反目，加上美國干預和政府內部腐敗，爾虞我詐、敵我難分，令血腥暴力籠罩哥國超過半個世紀。

麥德林與兩個艾斯高巴

足球，讓肆虐整個哥倫比亞的毒品和治安問題，以另一個形式得到國際注目。八○至九○年代，毒梟的勢力幾乎掌管哥倫比亞全國的每一個角落，足球自然也不能獨善其身。高峰時期，頂級聯賽的二十家球會中，不下於十七家與販毒集團的資金有關，「毒梟足球」的污名因此不逕而走。正如紀錄片《The Two Escobars》開宗名義的命名，要了解「毒梟足球」時代，不得不提這兩個姓氏相同的代表人物，我也為此到訪哥國第二大城市麥德林（Medellín）。

麥德林，過去被視為哥國的毒品首都，更一度是全球最危險的城市。根據一九九一年的數字顯示，整年有逾六千人死於謀殺，街頭槍戰、政治暗殺、汽車炸彈等幾乎無日無之，正是惡名昭著的不法地帶。位於首都波哥大的哥國政府無力控制這個失序的城市，真正掌控秩序的，是一代「可卡因之王」巴勃羅．艾斯高巴（Pablo Escobar）。

巴勃羅一生傳奇，他的所作所為誇張得連作為電影情節也略嫌難以置信。他和其下的「麥德林集團」（Cártel de Medellín），於高峰時期供應全美國八成可卡因。他本人更以毒品事業的豐厚財富，登上《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第七位，堪稱「業界翹楚」。

年青時巴勃羅只以私煙和偷車等小規模罪行為生，到走私事業踏入軌道後，他看準可卡因作為新興毒品的巨利，抓緊時機，建立由種植、製毒、販運到銷售的「一條龍」式的毒品供應網絡，並成功打造其毒品王國。他其下的麥德林集團想出以私人飛機運毒，甚至買下中途的加勒比海小島作補給等，各式創意無限和大膽猖獗的方式，將毒品源源不絕地運往歐美各國，開創毒品貿易現代化和國際化的先河。

他之所以廣為人知，不僅因富可敵國的資產，更是其足以改變整個時代的影響力。他以所謂「銀彈或銅彈？」（ ¿Plata O Plomo? ）的策略而聞名，在他的面前，對方只有兩個選項，不願被「銀彈」收買，就等著被「銅彈」射殺。當時哥國上下，不論是法官、警察、政客或官員，受其賄賂控制者不計其數。面對公然與他對抗的人，他心狠手辣，且毫不猶豫。他曾先後下令暗殺幾位總統候選人，死者包括支持將毒販引渡美國的自由黨候選人加蘭（Luis Galán）。他為暗殺加蘭的政治繼承人加維里亞（César Gaviria），更發動飛機炸彈，雖然後者幸運逃過一劫，但飛機上所有無辜的人則慘成亡魂。他不僅殺害高官、部長、警察、新聞工作者和敵對幫派成員，甚至不惜向有美國撐腰的哥國政府發動戰爭，以炸彈襲擊和暗殺等恐怖主義手段，迫使對抗者就犯。「毒梟之王」憑超乎常理的威迫利誘，在哥倫比亞幾近呼風喚雨，「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巴勃羅作風高調、生活奢華，也令他的故事更添色彩。在他云云豪宅之中，以拿不勒斯莊園（Hacienda Nápoles）最為浮誇。莊園入口的閘門頂部，放置他首次用以運毒的小型飛機，這個敞大的別墅不僅存放多架名貴老爺車，甚至還建起動物園，引進河馬、長頸鹿和大象等動物。麥德林集團所賺的黑錢之多，遠超其洗白的速度，以至他們甚至將大量美金現鈔埋藏在泥土之下的秘密地點，後來不少鈔票竟因保存不佳而腐爛。

毒梟之王連入獄坐牢的經歷，都極為戲劇性。事緣政府與毒梟之間的毒品戰爭令雙方都傷亡慘重，加維里亞政府接受巴勃羅的和解方案，允許後者於一九九一年「自首」，以象徵式入獄五年以及近百億美元助哥國政府償還國債，換取無需引渡至美國受刑。然而，其後卻證明巴勃羅魔高一丈。一九九一年，他住進自行選址、設計和興建的監獄，內裡建有辦公室、遊樂室、酒吧和足球場等，被稱為「大教堂」（La Catedral）。他不僅有權選擇守衛，更下令任何人，未經他允許，不准靠近大教堂幾公里以內的範圍。如是者，他安然在「監獄」內經營其毒品王國，也時刻接待各類訪客。直至他在內裡殺死兩名黑幫成員後，才觸動哥國政府決定將其移送至正式監獄，他卻在行動前成功越獄。

此時，由卡利集團（Cartel de Cali）和 Carlos Castaño帶領的右翼準軍事組織等敵對陣型，組成對抗巴勃羅的聯盟「Los pepe」，以武力和恐嚇等手段，企圖搶奪「王位」。在美國支持的哥國政府和敵對陣型的雙重夾擊下，巴勃羅的大勢已去，終於在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他越獄的十六個月後，被特種部隊射殺，死在麥德林Los Olivos區的一處民房的瓦頂上。

這位一代梟雄的人生，或許就如同他的紅顏知己兼記者Virginia Vallejo所寫的回憶錄《Loving Pablo, Hating Escobar》的命名一樣，難以用三言兩語定性。然而，巴勃羅的人生中最不受爭議的，可能是他對足球的熱愛。根據他的家人在訪問所說，他人生的第一對鞋是足球鞋，死時也是穿著足球鞋。據說，他在逃難危急時，也不忘收聽收音機的足球賽直播。他在大教堂「服刑」的日子，不僅幾乎與整隊國家隊踢過友誼賽，甚至連阿根廷球王馬勒當拿也在其禮聘之列。酷愛足球的他，將畢生對國民體育會（Atlético Nacional）的支持，化作金錢上的行動。他的入主讓這家麥德林本地的球會，成為當代「毒梟足球」中的代表。

推薦序 — 一切由比利開始

楊秀卓（香港教育工作者）

一切由比利（Pelé）開始。

童年課餘活動就是在公園籃球場邊或者街頭踢紅白塑膠「西瓜波」。因為貧窮，無錢買一個正式皮球，同學們夾錢買膠波代替。幾星期後，膠波被大家踢到裂開漏氣，再沒有彈力，有時甚至被踩凹，像一塊扁平的「鹹煎餅」，只會在地面「滑行」，但大家照樣繼續踢，其樂無窮。總之，踢波比讀書吃飯瞓覺更重要！家住上環卜公花園附近，許多叔伯食完晚飯定必去球場睇未成名前的胡國雄踢波，這是街坊日常生活的主要娛樂，遇上精彩比賽，震撼的歡呼聲響徹幾條街。有時，被母親捉著幫手穿膠花，也曾有過這種經歷，心想一定是胡國雄又入波了。

一九六二年，我十歲。以超齡學生讀二年班。某日放學後，跟一位同學去涼茶舖睇麗的電視，意外地見到螢幕上一位足球員帶球連過四關，勁射入網；一次他則先由心口控球，讓球落在腳前，再射入龍門左上角，動作一氣呵成；有一次是邊跑邊接一個高空傳球，趁球未著地之際抽射死角入網。球藝神乎其技，我和同學嚇得目瞪口呆，他是誰？這是特備節目，那位球員就是比利，那年巴西奪得世界盃。巴西在那兒？常識科沒有教，我猜應該在非洲吧，因為比利是黑人。我們立即去公立圖書館尋找這球王的資料，結果搵到一本足球書，裡面有比利的照片：巴西一個窮孩子，在街頭踢波，十七歲就踢世界盃！自此，比利成為我的英雄偶像，人生中一位學習榜樣。而每屆世界盃，我更是拉丁美洲巴西隊的當然擁躉。

拉丁美洲究竟是個什麼地方？從書本《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我有了初步印象。從歷史中知道歐美等新舊殖民者如何掠奪這塊土地豐富資源，並剝削、殘殺、奴役當地人民，做成貧富兩極化的結構性問題，至今仍未解決。其後一連幾齣電影，更加深我對這塊土地的認識。二○○二年的電影《無主之城》（City of God，台譯無法無天），講述巴西貧民窟孩童的成長故事，由八歲到十四歲，沒有上學，終日跟黑社會大佬打架運毒，揸槍殺人是等閒事。離間戲院時，有股莫名壓力湧上心頭，胸口繃緊，呼吸困難，有點難以置信。自問我十餘歲時，仍是個膽小鬼，終日祇識踢波，怎可能明白地球另一端竟是這樣的，太瘋狂了吧！

二○○四年的《無知的聲音》（Innocent Voices，台譯純真11歲），這是關於薩爾瓦多八○年代內戰的故事。薩爾瓦多的孩子凡滿十二歲，便被政府強逼入伍當兵；那邊廂，遊擊隊亦同樣秘密地徵召孩童加入抗爭運動，雙方陣營都訓練十餘歲孩子開槍互殺。戲中十二歲主角的故事，就是編劇的童年經歷，他後來逃到美國，將自己的故事拍成電影。才踏入千禧，我剛做了數年中一班主任，長期生活在舒適區，我無法想像有日軍隊會走入學校拉我的學生去開槍殺人，太匪夷所思了！比利較為幸運，年少時拿著擦鞋箱在街頭賺錢幫補家計，其餘時間專注踢波。同年，另一套電影《哲古華拉少年日記》（The Motorcycle Diaries，台譯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講述阿根廷青年醫科學生哲．古華拉（Che Guevara，台譯切．格瓦納），畢業前與朋友駕電單車遊歷南美洲諸國，智利、秘魯、委內瑞拉等，沿途見盡民間疾苦，到處都是生活困頓的老百姓，一幅幅拉美人間悲劇，衝擊著兩位年輕人。螢幕上的影像，活靈活現了上文提過的文字書寫。

因為比利，我支持巴西國家隊，亦驅使我想認識多一點巴西這個國家。究竟這片土地如何孕育出比利、蘇古迪斯（Sócrates）、李維連奴（Roberto Rivellino）、渣仙奴（Jairzinho）等天才球星？曾經見過一件極具震撼力的藝術品：十九棵粗壯高大且被燒焦的乾果樹，依巴西的形狀排列，是為一座紀念碑。十九棵約十八米高光禿禿的黑色樹幹，矗立在平坦的泥地上，景象壯觀，震攝人心。背後原來有這樣一個故事：自葡萄牙入侵巴西以來，貴族和征服者將大片土地劃地自肥，一代代世襲壟斷。少數地主擁有全國大量耕地，無斁農民則如封建農奴，每天辛勤勞動，卻沒有自己的耕地。由一九六○代末至一九八○年代，偶然會發生無地農民佔領荒廢土地而被驅趕的衝突。豎立這紀念碑的目的，是為了記念一九九六年因爭取土地，被一百五十名便衣員警屠殺的十九位或更多死難者。表面上巴西球隊風靡世界球迷，誰不知國內社會制度嚴重失衡，人民飽受剝削，不公義的事件數不勝數，上文提到電影《無主之城》所反吷的，絕對只是冰山一角。

一九六四年，獨裁軍政府上台，巴西自此陷入動盪混亂的廿一年。一九六九年，正值當打年紀，比利射入足球生涯中第一千球後，也計劃停下來休息。一九七○世界盃，二十九歲的比利，想退出國家隊，不再參加世界盃。獨裁政權明白比利是國家的人民英雄，祇有他才能凝聚國民，讓巴西人建立身份認同，幫助極權政府粉飾太平，掩飾腐敗，宣洩怨氣。頂不住壓力和巴西人的愛戴，比利終於參賽，結果以4：1打敗義大利成功贏取世界盃，全國歡騰，上街飲酒跳舞，瘋狂慶祝，暫忘眼前的苦日子。

電影《The Year My Parents Went On Vacation》就是描述一九七○年巴西的社會面貌。鏡頭一邊拍攝軍人當街用警棍狂毆示威者，青年人一個個倒地，一個個被拉上軍／警車（畫面何其熟悉）。接著另一組鏡頭，則是普羅百姓在酒吧歡呼拍掌，當中也有革命份子（睇完波再上街示威）。小孩的爸爸騙孩子自己去度假，直到結局，爸爸都再沒有出現過。Netflix紀錄片《Pelé》（球王比利：巴西足球傳奇）中見到比利在歡迎儀式上跟獨裁者擁抱，並高舉雷米金杯。這年世界冠軍的巴西，正被貧腐獨裁政權統治。風光背後，是血淚寫成的歷史。Pele 在紀錄片剖白當時的感受，踢波與政治，他選擇了前者。

廿一世紀貧窮的巴西，出了一位影響世界深遠的教育家Paulo Freire。他認為「教育就是政治」（Education is politics），教育本質就具有政治性。一九六四年軍政府當權，Paulo 因其激進思想被判監禁。入獄前，他逃離巴西，開始長達十六年的流亡生活，其間到過非洲和亞洲多國推動掃盲運動，革命性地為受壓迫的人充權，並相信教育可以解放他們。Paulo Freire的教育理論，我也深受啓發。

足球與教育可有關係？本書巴拿馬一章，特別提到巴拿馬「足球之父」Gary Stempel，他開辦足球學校培訓貧苦兒童，透過足球教曉他們做人道理。不少幫派少年，最終成為國腳。期間，Gary跟學生共甘苦，故事感人。誰說教育只有「中、英、數」？

我是從電影、歷史、紀錄片、藝術品（街頭壁畫）瞭解拉丁美洲，如果簡單用一個詞去形容這塊土地，就是：苦難。本書作者將足球與國家的歷史扣連起來，進一步深入瞭解人民與足球的密切關係。烏拉圭、巴西都經歷過黑暗的極權統治，人權不彰，言論自由被打壓、異見人士被捕…… 政府如何利用足球「娛樂」民眾，轉移他們的視線。在哥倫比亞，以買賣毒品致富的富豪，藉足球洗白黑錢，大搞社會福利，比貪污政府更愛錫人民。哥斯達尼加由中國資助建足球場，當中又有何利益瓜葛？作者藉寫諸國足球事，似乎也在暗寫我城。反思什麼是身份認同？寫移民他鄉的掙扎，再伸延到每個香港人面對的自身命運抉擇，走還是不走？從足球認識世界，這是一本非常值得推介的好書，除幫助我們擴闊世界視野之餘，還激發思考本土問題。將大家置身於宏觀的世界情景（context），或者能鼓起我們多一點生存勇氣。

《Pelé》結尾時，鏡頭鎖定在比利雙手和他大腿上老舊發亮的木擦鞋箱，比利以明快節奏敲打著工具箱，帶我們進入他孩提時的光景和初心。香港人，我們的初心在那？讀完這本書，我得到一份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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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 足球王國：巴西
第二章 — 南美小巨人：烏拉圭
第三章 — 告別毒裊 — 哥倫比亞
第四章 — 中美洲的他鄉故事：哥斯達黎加及巴拿馬

跋 — 前行的力量
參考資料
譯名對照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