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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徵求有驚喜
劉以鬯的與眾不同／鄧小樺
這時代為何還要讀劉以鬯？
劉以鬯的作品記錄與形塑香港的精神與面貌，是了解香港不可繞過的名字。劉以鬯畢生求新求異的精神，也鼓勵著所有希望創造新事物新面貌的人。他對於年輕後進的扶持與提攜，十分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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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以鬯（1918年12月7日－2018年6月8日），香港文學史上最重要的作家及編輯之一。出生於上海，少年開始創作，十七歲寫出第一篇作品，在聖約翰大學主修哲學與政治。1946年在上海創立懷正出版社，出版文學書籍，出入高級飯店和夜總會，又喜好集郵等，是位翩翩上海少爺。1948年隻身來港，床頭金盡，賣文為生，60、70年代最高峰期，一天為十三間報館寫稿，另加定期與不定期的雜誌稿約。出版作品三十餘種，名作包括《酒徒》、《對倒》、《打錯了》、《他有一把鋒利的小刀》、《島與半島》、《香港居》等。歷任報館及文藝雜誌編輯，40年代已在國內編過副刊；來港後，60年代在《時報》編「淺水灣」及《星島晚報》編「大會堂」、編《快報》副刊、刊發西西的《我城》等，提攜不少文學後進。1985年創立《香港文學》，任總編輯至2000年6月。香港著名作家也斯表示：「我們整代人恐怕都受惠於劉先生的『固執』與『堅持』，他孤軍從文學和政治媚俗口味控制的大局下救出了篇篇作品，令我們對於中國現代文學有新的認識。」
作品曾有多次影像改編，著名香港導演王家衛曾在電影中多次指涉劉以鬯作品及本人。2001年劉氏獲香港特區政府頒發榮譽勳章，表彰他對香港文學事業發展的極大貢獻；2009年獲香港公開大學頒發榮譽教授；2011年獲香港特區政府頒發銅紫荊星章；2014年獲香港藝術發展局終身成就獎。
劉以鬯與香港城巿
劉以鬯先生於2018年6月逝世，當時我們特以一集節目追念，請來同樣身兼作家及資深編輯的葉輝、與劉以鬯先生有交往的潘國靈、小說家張婉雯與我一同主持。張婉雯說劉先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把文學當成重要的事，把他自己的事業來傾注一生；而他的小說實驗性較強，以現代主義眼光觀照香港這個城巿的變化，筆端記下的一切到現在看來仍不過時。葉輝先生指出，劉先生的創作方法常是一個人坐電車，從北角到上環來來回回的坐，每次坐樓上樓下前後左右不同位置，在流動風景中觀察香港這個城巿。劉以鬯的創作，與香港這個城巿是息息相關的。
劉以鬯的名作《對倒》，就以雙線平行敘事，將來自上海的中老人淳于白與香港少女亞杏的故事剪接並置，通過兩人迥異的視角，來呈現70年代的香港。劉以鬯的小說常是畫面，以場景描述或街景取代情節。而「對倒」這個概念更是影響深遠，它本來自於集郵術語，有一種錯體郵票名為「對倒」（tête-bêche），是兩張郵票上下或左右倒轉連接在一起，一旦分開就完全不值錢。劉以鬯將「對倒」變成一種結構上的意念，淳于白和亞杏本都是平凡人物，但將二人的迥異視角雙線並行，加上前後腳到達同一地點的重像，構成對比，就成為了豐富的城巿畫面，渲染出那個年代的氣氛。王家衛曾說：「劉以鬯的文字充滿了意象，閱讀他的文字其實就有一長串影像浮現出來，充滿了想像力」。
這就是現代主義常講究的「形式就是內容」，不是純粹玩形式;而是找到一個框架，把原來瑣碎的記憶變得很有意思，並把「在同一地點擦身而過、經常遇見的陌生人」這一現代城巿的特點發揮出來。張婉雯指出此即一種小說家美學上的追求：小說並非題材有高下之別，關鍵是要找到那個框，排除甚麼，納入甚麼，作者覺得這是美的，想追求的，就努力經營。劉以鬯關注的不是人物的性格、題材這種傳統問題，而是想提供一種審美的新體驗，這是他終其一生的追求。
《對倒》曾啟發不少影像作品，如1987年港台劇集《小說家族》曾經改編《對倒》，改變了淳于白與亞杏的背景，加入不少當時社會的躁動與港台式的道德關懷。更著名的是王家衛《花樣年華》，中間插入三段《對倒》的文字，故事角色雖然不同，卻有與《對倒》相似的重複結構，並沿襲淳于白式的追緬視角：「那個時代已過去／屬於那個時代的一切／都不存在了」。
求新求異的現代主義
劉以鬯常被歸類為現代主義作家，說他寫的是「香港摩登」。潘國靈指出「摩登」(Modern)是「洋化」的音譯，是西方現代文化來到東方後產生碰撞的文化現象。比如劉氏小說中對新科技產物的出現特別敏感，比如機械、電話、電報都會得到強調，因為新舊事物碰撞時才顯出特色。「摩登」是一種混合物，裡面包含情懷，也可讓人透過作品認識那個時代。
現代主義創作講求求新求異、與眾不同，潘國靈引用龐德(Ezra Pound)的名言"Make it new!"，指形式的創新、特別的表現手法，這些前衛精神都貫徹於劉以鬯的作品。而潘國靈指出劉以鬯的現代主義不屬於西方破壞傳統的那一支，也不是波德萊爾(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的《惡之花》(Les Fleurs du mal)那樣表現城巿的黑暗面，劉以鬯的道德感還是比較強的，他是同時汲收西方現代主義與中國傳統、上海的新感覺派，再到香港，以現代主義技巧貫徹現實主義精神。劉以鬯有一句名言是「寫作，就是要與眾不同」，他的短篇小說如〈打錯了〉、〈副刊編輯的白日夢〉、〈動亂〉等都重視實驗性，往往都以一個概念來作開展，情節並非最重要。〈動亂〉尤其是大家都喜歡的名作，它以六七暴動為背景，以十四個死物視角敘述一件暴動死亡事件，以冷靜抽離的語調筆觸寫狂熱的暴動，以死亡去表達生命值得重視，都是新鮮的視角。而我逐漸覺得那是一個盤問的過程，可能包含被警方盤問的現實經驗。多種矛盾感覺交叉而成，〈動亂〉是百讀不厭。
經典作品《酒徒》
劉以鬯的長篇小說《酒徒》也是極具實驗性而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文藝青年，王家衛的《2046》有引用《酒徒》句子「所有的記憶都是潮濕的」，王家衛在微博上更有引此畫面來悼念劉以鬯。據說梁朝偉演周慕雲之前，王家衛有特意讓梁去見劉以鬯，亦考據過60年代報人如何捲煙、抽煙、煙草煙紙的牌子。另亦有黃國兆導演之電影《酒徒》(2010)。
《酒徒》於1962年的《星島晚報》連載，次年於香港由海濱圖書公司結集出版，被譽為「中國第一部意識流小說」。以第一人稱寫成，背景是50至60年代的香港。根據作者自序，《酒徒》是「寫一個因處於這個苦悶時代而心智不十分平衡的知識份子怎樣用自我虐待的方式去求取繼續生存」的故事。
《酒徒》是否中國第一篇意識流小說素有爭議。「意識流」原是西方心理學術語，最初見於美國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論文:他認為人類的意識活動是一種連續不斷的流動，意識並不是片斷的銜接，而是流動的。20世紀初，法國哲學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綿延論」強調生命衝動的連綿性、多變性，提出「心理時間」與「空間時間」的區分，高舉直覺的重要性，亦對意識流文學有深厚影響。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無意識結構和夢與藝術關係的理論，亦是意識流文學重要的參考來源。意識流文學泛指注重描繪人物意識流動狀態的文學作品，既包括清醒的意識，更包括無意識、夢幻意識和語言前意識等。認為《酒徒》不算意識流小說的論者認為《酒徒》內多為內心獨白，不是強烈破壞句法和邏輯的「自由聯想」。座上各人都認為不一定要按照西方學院定義的意識流來寫，作家挪用一種新手法時一定會作出「本色化」，即與自己的風格融合，結合自己生活的土地、社會作重新發酵，再將作家本人的經驗、思想、感受，放在那種手法中。潘國靈比較認同也斯的說法：《酒徒》是第一部以現代手法來探討香港處境的長篇小說——潘認為小說的詩化語言本身已足夠精彩，詩化語言同時是摸索著現代主義的中國化。的確《酒徒》有其前衛、西方的一面，但同時體現到中國現代文人的共同責任，就是思考如何將傳統的事物與新鮮的東西結合起來成為一種新的事物。葉輝還指出，《酒徒》其實是報紙連載，不能亂來到字粒房的工人都不懂處理，這也是現實的限制。
目測喜歡《酒徒》的人有兩類，一是年輕時被小說的詩化語言震撼；或像我一樣，到中年時覺得自己真的很像老劉，在《酒徒》式的內心掙扎、中年人心境中找到共鳴。老劉不喜歡這個向現實妥協的自己，但他的才能在社會上似乎只能這樣使用，這令他無奈又痛苦。這種商品化社會中的文人處境，被商業社會扭曲，現實與理想的分裂狀態，直至現在，即使是青年，亦有同感。在小說中這種現實與內心的衝突以詩化語言、內心獨白、酒醉狀態來表現，有逃避、有沉溺，在被扭曲（酒精還是金錢？）的世界裡，有文人老劉的慾望、創傷、回憶。本身對純文學有深厚認識和理想的老劉，周旋在商業世界與麥荷門所代表的文學理想世界之間，同時也有許多女性包圍著他，讓他分外感受到現實的苦悶。老劉在其中努力持守自己的道德底線，但總體上是失敗的。現實裡的挫敗，卻在文體的獨特世界中提升歷代讀者，這就是文學的勝利。
《蘋果日報》曾刊載過一篇劉以鬯訪問，當年他最高峰時曾同時為十三家報刊寫連載小說，一日一萬三千字，一年超過三百六十萬字；當時一碗雲吞麵時價三毫子，一千字可以換三十碗雲吞麵；每月稿費三百，月入三至四千，一年可以買樓──70年代尾買到太古城樓花，一住終老。劉先生說一千字的連載小說最快寫半小時，寫到手指起繭，「辛苦，但沒有捱過窮」。這是文人的辛酸與豪言。許多傳媒人在工作之餘，都有自己的私學研究，葉輝亦稱這是一種「安放自己」的方式。劉以鬯以各種嗜好來安放自己，更重要是他嚴格區分糊口的文字與自己的創作，前者他視為娛樂他人，後者則為「娛樂自己」，後者一類的作品需要披沙瀝金，連載作品到結集出版時往往經歷大幅修改，如《島與半島》原本六十五萬字，出版時修成十三萬字。生活層面可以妥協，文學層面極堅守，潘國靈稱這種劃界的方式是重要的。
編輯傳奇
另一個劉以鬯先生的傳奇是他對新人作者的提攜照顧。當時報紙副刊編法主要有兩類，粵派編法是專欄之間互相呼應對話，結成一個陣地;海派編法則是著重新意，著力發掘新人，劉氏走的是海派路線。文壇有不少傳說，都是作者初試啼聲獲得刊登，卻不意得到大師級的編輯劉以鬯先生親自致電，說他寫得不錯，鼓勵他寫下去，讓年輕人受寵若驚，很受激勵。對此，同是資深編輯的葉輝笑說，香港文學編輯不是社工，只是心靈醫院，自己治自己的病，大概這種文學傳承也是對編輯本身的治療。
其實香港文學編輯不賺錢，很多時扶持文學後還要瞞著老闆;劉以鬯當年也是在一片輕鬆娛樂的短文之間發表西西的《美麗大廈》、《我城》等前衛小說，給它有尊嚴的版面。劉以鬯帶領我們看到有氣象的文藝版面，所謂氣象萬千，是講版面要豐富;有分量的文學作品，都是出名的作者長篇的作品，未必會變化很大，但一個有氣象的文化版面，卻一定要看到變化與趨勢，做出新鮮事。劉以鬯不但在自己的創作過程中，不斷求新、追求與眾不同，編文藝版面時也留意新作者、新作品、新風潮、新思想，這對香港文學發展有著絕對重要的貢獻。
潘國靈說劉以鬯的文學人生非常全面，編輯、小說家、翻譯、辦雜誌、搞文學出版社，都做齊了。劉氏的文學評論有些也十分好看，如〈小說會不會死亡？〉；小說《酒徒》中花很多篇幅去重估五四時期文學作品的價值。劉氏編《香港短篇小說選（五十年代）》、《香港短篇小說百年精華》等選集，又寫《端木蕻良論》、發掘臺靜農的小說、評說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等等，都慧眼獨具。
本集在劉以鬯先生過世不久後拍攝並播出，座上葉輝和潘國靈，都有談到不少劉以鬯先生本人的往事，語帶悲涼；葉輝作為資深報人，談及報館往事時亦格外唏噓。加上張婉雯曾領受過老派編輯的照顧，本集文壇生態的表現可稱完整。為篇幅計，本文無法完整收錄關於王家衛電影與劉以鬯的關係，以及意識流之辯，甚是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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